唐昭宗为叛将李茂贞所迫，出奔华州（今陕西华县），当时强藩悍镇，处处作梗，昭宗一心想求得一位绝世奇才予以委任，从而成就中兴大业。水部郎中何迎，上表推荐国子博士朱朴，说他才能同于谢安，朱朴相好的方士许岩士深得昭帝宠信，可以出入宫禁之中，他也对昭宗说朱朴有经济才干。于是昭宗连日召见他，与他谈话，朱朴有口才，昭宗很是喜悦，说：“朕虽然不是太宗，但得卿则如魏征啊！”昭宗愤恨天下之乱，朱朴自言若当任宰相，月余就可致太平。于是昭宗拜他为相。诏命下达之日，中外震惊。《唐制诏》有这次拜相的制词，是学士韩仪所撰。制词说：“（商王武丁）梦见傅岩而得真相（傅说），则商朝中兴；（周王）在渭滨狩猎而得到了贤臣（姜尚），则周朝得以建立。朕遭逢多难之世，渴望获得英才。我暗祷鬼神，明祈日月，祈求上苍保佑。果然获得杰出辅佐，满足了我勤恳的追求。朱朴学业优深，见识精敏，却被长期埋没而不振，他就更加充实自己。朕知其才能，召见交谈，他对治乱兴衰的分析十分精妙，我过去闻所未闻。他对军队、农业都有他独特的办法，也是我从未得到过的。对他的分析，我不觉探身倾听，为之改容，决心委他以大权，用以振兴衰落的国运。我拔见奇才，哪里能拘泥于品秩呢？百事群伦，等待你去拯救。”其赞美如此。韩仪是韩偓之兄，所谓“暗祷鬼神，明祈日月”之语，必定是当时皇帝的授意。朱朴为相只有半年就被罢免。后贬郴州司户参军，并下制词说：“朱朴不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才学，只是相互勾结，借助引荐之力，实际上通过邪恶的手段骗取信任，以致被任命为宰相，名显一时。他自称有消除战乱之术，挽救国家之学，身居相位达半年之久，却无一朝辅政之功，仅仅辱没了宰相之位，徒然引起群下的议论。”哎呀！昭宗当王室艰危之际，无知人之明，拔朱朴于普通官僚之中，位居宰相，以今天来看，只是给后人留下笑柄。《新唐书·朱朴传》的赞词说：“拿猪腿去抵挡饿狼的
牙齿，自取速亡而已。”实在可悲呀！
杨国忠诸使
【原文】
杨国忠为度支郎，领十五余使。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第署一字不能尽，胥吏因是恣为奸欺。《新、旧唐史》皆不详载其职。按其拜相制前衔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词祭、米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自余所领，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以是观之，概可见矣。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德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韩文公作《顺宗实录》，但云：“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亦不及天宝时己有之也。
【译文】
杨国忠为度支郎，身兼十五职，权倾内外。到了担任宰相时，共兼领四十余使。府第官署一言不能说尽，各府胥吏恣意为奸。新旧《唐书》都没有详载其职。根据他拜相前的官衔是：
“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米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其余所领之职，又有管当租庸和铸钱等使。以此来看，就可见其大概了。关于宫市，都说起源于德宗贞元，殊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而且是用宰相兼任宫市使的。韩愈作《顺宗实录》，只说：“旧例，皇宫中需要从外面购买物品，令官吏主持，与人交易，随便给点钱。在贞元末期以宦官为宫市使。”亦未提及天宝时已有宫市存在。
祖宗朝宰辅
【原文】
祖宗朝，宰辅名为礼绝百僚，虽枢密副使，亦在太师一品之上。然至其罢免归班，则与庶位等。李崇矩自枢密使罢为镇国军节度使，旋改左卫大将军，遂为广南西道都巡检使，未几遣使资诏徙海南四州都巡检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犹赠太尉。赵安仁尝参知政事，而判登闻鼓院。张鎔尝知枢密院，而监诸司库务。曾孝宽以签书枢密，服阕，而判司农寺。张宏、李惟清皆自见任枢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执政而为三司使、中丞者数人。官制既行，犹多除六曹尚书。自崇宁以来，乃始不然。
【译文】
太祖太宗朝，宰辅被认为是百官中地位最高的，虽然是枢密副使，也在太师一品之上。然而到他被罢免相位后，就与一般官员相等。李崇矩自枢密使被罢为镇国军节度使，随即改为左卫大将军、广南西道都巡检使。不久，朝廷又派遣使者持诏调任他为海南四州都巡检使，都不是降职使用。在南边多年，后入京师任判金吾街仗司而卒，朝廷追尊他为太尉。赵安仁曾任参知政事，后改判登闻鼓院。张鎔曾任职枢密院，后改
任监督诸司库务。曾孝宽为签书枢密，丧服期满后，判司农寺。张宏、李惟清都自现任枢密副使迁御史中丞。其他以前任宰相而改任三司使、中丞的数人。官制改革后，还有不少宰执大臣改任六曹尚书。从徽宗崇宁以来，才开始改变。
百官避宰相
【原文】
刘器之以待制为枢密都承旨，道遇执政出尚书省，相从归府第，刘去席帽凉衫，敛马遣人传语，相揖而过。左相吕汲公归，呼门下省法吏，问从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检条，但有尚书省官避令仆，两省官各避其官长，而无两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乐。刘以此语人，以为有所据。然以事体揆之，侍从不避宰相，恐为不然，亦无所谓只避官长法，刘公盖饰说耳。按《天圣编敕》，诸文武官与宰相相遇于路皆退避，见枢密使、副参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应元祐时不行用也。
【译文】
刘器之以待制身份任枢密都承旨，有次在路上遇到宰相从尚书省出来回府第，刘器之便脱去席帽凉衫，勒马避到右边，派人前去问候，相互作揖而过。左丞相吕大防回到家中后，叫来门下省法吏，问从官在道上遇见宰相应如何办？法吏检案条文，只有尚书省的官员避开令仆，其他两省官员各避自己的官长，却没有内外两制官员避宰相的条文。吕公只好作罢，而心中很不高兴。刘器之将此事告诉别人，认为这样做是有所依据的。然而以事实揆度，侍从不避宰相，恐怕是不合适的，而且也不存在只避本部长官的规定。刘公大约是在掩饰自己的失误。根据《天圣编敕》，诸文武官与宰相相遇于路都要退避。见到枢密使、副参知政事，避路与宰相同，其规定很明确，在元祐年间不会不施行。
百官见宰相
【原文】
《天圣编敕》载文武百官见宰相仪。文明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列班于都堂阶上，堂吏赞云：“请，不拜，班首前致词，讫，退，归位，列拜。宰相答拜。”两省官相次同学士之仪。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御史台官，及南班文武百僚，序班于中书门外，应节度使至刺史，并缀本班，中丞揖讫，入。宰相降阶，南向立于位，乃称班，文东武西，并北上，台官南行，北向东上。赞云：“百僚拜，宰相答拜，讫，退。”内客省使至閤门使见宰相、枢密使，并阶上列行拜，不答拜；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客礼展拜；皇城使以下诸司使、横行副使见宰相、枢密使，并阶下连姓称职展拜，不答拜；见参政副枢，并列行拜。若诸司副使、閤门只候见参枢，亦不答拜。国朝上下等威，其严如此。已而浸废。文潞公、富韩公至和中自外镇拜相，诏百官班迎于门，言者乃谓隆之以虚礼。元丰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为仆射，上日，始用此礼。其后复不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枢密吏寅缘得副承旨，每谒公府，与侍从同席升车而去。叶子昂为相，独抑之，使与卿监旅进，送之于右序，不索马。及王抃以国信所典仪吏为都承旨，且正任观察使，礼遂均从官矣。
【译文】
《天圣敕编》载有文武百官见宰相的礼仪。文明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排列于都堂（尚书省）阶上，堂吏喊道：“请安，不拜。班首上前致词。致词完毕，退归原位。列拜，宰相答拜。”
两省官员拜见的礼仪与学士同。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御史台官，以及南班文武官僚，排列于中书省门外，节度使至刺史，也缀于本班之列。待御史中丞打揖完毕，依次进门，宰相走下台阶，面对南方站好，众官员开始对称分为东西两班，向北面而立。台官南行，面向北从东边上。喊道：“百僚拜，宰相答拜，完毕，退。”内客省使至阁门使见宰相、枢密使，都是在台阶下并列而拜，不答拜，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客礼展拜；皇城使以下诸司使、横行副使见宰相、枢密使，都是在阶下并列称职展拜，不答拜。见参知政事、副枢密使，并列行拜。若诸司副使、阁门祗侯见参知政事、枢密使，亦不答拜。宋朝上下等级森严如此。后来被逐渐废弃。文彦博、富弼于宋仁宗至和年间，从外地调入京师为相，仁宗下诏要百官班列在门口迎接，谏者仍说是用虚礼来表示隆重。神宗元丰改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蔡确）担任仆射，就任之日，重新使用这种礼仪。
后来又不再实行了。宋孝宗乾道初年，魏仲昌以枢密使因缘时会，得到副承旨，每次赴公府拜谒，与侍从同席坐车而去。叶子昂为宰相，单单抑制他，使他与卿监同进同退，并站在右班，不得骑马。到王抃为都承旨，同时还担任观察使，其礼仪才与诸侍从官相等。
东坡自引所为文
【原文】
东坡为文潞公作《德威堂铭》，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军国重事，期年，乃求去，诏曰：‘昔西伯善养老，而太公自至。鲁穆公无人子思之侧，则长者去之。公自为谋则善矣，独不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际，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乱之效，于斯可见。’公读诏耸然，不敢言去。”按此二诏，盖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缴还乞罢青苗状》云：“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张文定公墓志》载尝论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结之云：“世以轼为知言。”又述谏用兵云：“老臣且死，见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责吕惠卿词亦然。乾道中，迈直翰苑，答陈敏步帅诏云：“亚夫持重，小棘门、霸上之将军；不识将屯，冠长乐、未央之卫尉。”后为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公为法也。
【译文】
苏东坡为文彦博作《德威堂铭》，说：“元祐初年，起用文潞公为平
章军国重事，一年后就请求辞职，皇帝下诏说：‘过去周文王善于养老，而姜太公自己来投奔他。鲁穆公没派人在子思旁边侍候，于是有学识的长者纷纷离去。你文公辞去职务对自身虽然有利，但你不为朝廷和国家着想吗？’又说：‘唐太宗为干戈（战争）之事，尚能起用年迈的李靖，而唐穆宗、唐文宗在和平时期，不能用身体尚健康的贤相裴度。治、乱的效果，于此可见。’文潞公读诏后惊动，不敢再言辞职。”按此二诏，是元祐二年三月文潞公请求致仕，朝廷拒绝他请求的批答，都是苏东坡所执笔拟的。又《缴还乞罢青苗状》说：“近日贬谪吕惠卿的告词说，首先创议青苗法，接着又推行助役法。”也是苏东坡所作的。《张文定公（齐贤）墓志》载有论述文章的三百二十字，结尾说：“当世以苏轼为知言。”又记述劝谏用兵说：“老臣且死，见先帝于地下，就有借口了。”也是他所作。引用的斥责吕惠卿的话也是他自己写的。乾道中，我任翰林院直学士，在起草回答步帅陈敏的诏书中说：“亚夫持重，小棘门、霸上之将军见绌；（程）不识率兵屯戍，在长乐，未央之卫尉中为第一。”后为陈敏作神道碑，也引用了此话，这正是效法苏公的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