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亲小事
【原文】
太宗朝，吕端自谏议大夫、开封判官左迁卫尉少卿。时群官有负宿谴者，率置散秩，会置考课院，每引对，多泣涕，以不免饥寒为请。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颍州副使，臣之愿也。”上曰：“朕自知卿。”无何，复旧官。逾月，拜参知政事。上留意金谷之务，一日尽召三司吏李溥等对于崇政殿，询以计司利害。溥等愿给笔札，于是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诏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盐铁使陈恕等，议其可否，遣知杂御史监议，赐溥等白金缗钱，悉补侍禁、殿直，领其职。谓宰相曰：“溥等条奏事，亦颇有所长。朕尝语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辈固不可望卿，钱谷利病，彼自幼至长寝处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颜色，引令剖陈，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询问，旋以职事旷废，上召而责之，始顿首谢。王宾以供奉官充亳州监军，妻极妒悍。时监军不许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宾具以白上。上召见其妻诘责，俾卫士交捽之，杖一百，配为忠靖卒妻，一夕死。陈州民张矩，杀里中王裕家两人，知州田锡未尝虑问，又诣阙诉冤。遣二朝士鞫之，皆云：“非矩所杀。”裕家冤甚，其子福应募为军，因得见，曰：“臣非欲隶军，盖家冤求诉耳！”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置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贬，锡洎通判郭渭，谪为海、郢州团练副使。饶州卒妻诉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辞庭辩。且夫引见散秩庶僚，而容其各各有请；三司胥吏而引对正殿，命以官爵，听其所陈；一州都监而得自上奏，至召其妻责辱之；一卒应募，而得入见，遂伸家冤，为贬责吏。万几如是，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盖未能尽云。
【译文】
宋朝太宗时期，吕端从谏议大夫、开封判官降为卫尉少卿。当时，众官员中有不少人受过弹劾，这些人一般只安排为闲散而无一定职守的官职。适逢朝廷设置考课院。每逢太宗召见被贬臣僚询问对答问题时，这些人往往涕泣以对，请求皇上怜悯，以免一家啼饥号寒之苦。到吕端引对时，他上前奏告说：“臣罪过大，却得到陛下过深的宠幸，如果能够得到颍州副使的职位，臣也就很满足了。”太宗说：“朕很了解你。”没有多久，吕端官复原职，一个月以后，升任参知政事。
太宗很留意钱财之事，一天，把李溥等三司属吏全部召来崇政殿，询问他们三司的事务应该如何办理。李溥等请求给笔墨纸砚，二十七个人共上了七十一件事。太宗下诏，其中四十四件交由有关部门去执行，十九条交给盐铁使陈恕等，要他们讨论这些建议是否可行，并派知杂御史监督他们的讨论，赏赐李溥等金帛钱物，把提建议的人全部补为侍禁、殿直，各领其职。又对宰相说：“李溥等条奏的事情，也大有可取之处，朕曾经对陈恕等说过，如果写文章引经据典，这些人根本就不能与你们相比，而钱粮利弊的议论，因他们自小到大与这些事打交道，必定知道得详细而又深刻。你只要对他们和颜悦色，让他们分析陈述利弊，必然有很大的益处。”但陈恕不肯放架子虚心询问，不久就因政事荒废，受到太宗的当面责备，他才认识自己有错，顿首谢恩而退。
王宾以供奉官的身份充任亳州监军，他的妻子十分横蛮。当时明令规定监军不许携带家室到任所，其妻擅自找来亳州，王宾只好具实报告皇上，太宗召见王宾的妻子责问，命卫士将她杖打一百，发配给忠精营的一个士兵为妻，一个晚上这个女人死了。
陈州豪民张矩，杀死同村人王裕家两人，知州田锡未曾详加调查和适当处理，王家人赴京上告诉冤。朝廷派了两个官员再行审问，都说：“王裕家的人非张矩所杀”。王家人认为这太冤枉，王裕的儿子便应募入伍，因而得见皇上，他对太宗皇帝哭诉说：“小民并不想当兵，只因家蒙血冤，想寻找机会向皇上诉冤。”太宗听完这件事情后非常生气，把这件事交给御史府查实处理，最终将张矩绳之以法，两名不负责任的朝廷官员被贬出京城，田锡和通判郭渭被贬斥为海州、郢州团练副使。
饶州一士卒的妻子上京陈诉丈夫屈死，太宗召来知州范正辞在殿庭与之当面辩论。太宗还引见没有具体职务的散佚官员，许其各自陈述要求；对三司小吏召来正殿询事，授与他们以官爵，采纳他们的建议；一个小小的州都监可以上书天子，且召其凶妻加以惩诫；一应募小卒得见天子，家冤得到伸雪，且因此而贬斥疏于职守官员。日理万机的天子，竟关心到这些细小的事情，天下怎能不得到治理呢？今天谈论本朝典故的人，恐怕对这些事了解得还不详细。
王居正封驳
【原文】
绍兴五、六年间，王居正为给事中，时王继先方以医进，中旨以其婿添监浙江税务，录黄过门下，居正封还。高宗批三省将上，及二相进呈，圣训云：“卿等亦尝用医者否？”对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或与酒，或与钱，或与缣帛，随大小效验以答其劳。”上曰：“然则朕宫中用医，反不得酬谢邪？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书读。”丞相退，即语居正曰：“圣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给事不必固执。”居正唯唯，遂请对，上语如前，而玉色颇厉。居正对曰：“臣庶之家，待此辈与朝廷有异，量功随力，各致陈谢之礼。若朝廷则不然，继先之徒，以技术庸流，享官荣，受禄俸，果为何事哉？一或失职，重则有刑，轻则斥逐。使其应奉有效，仅能塞责而已，想金帛之赐，固自不少。至于无故增创员阙，诚为未善，臣不愿陛下辄起此门。”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旨更不施行。居正之直谅有守，高宗之听言纳谏，史录中恐不备载，故敬书之。迈顷闻之于张九成。
【译文】
高宗绍兴五、六年间，王居正担任给事中，当时王继先正为高宗治病而得到宠幸。宫中传旨让他的女婿添补为监察浙江税务。中书省根据皇上的旨意起草诏令，以黄纸录送门下省，王居正将诏令退还。高宗说：“卿等曾经请过医生看过病吗？”二位宰相回答：“都请过医生治过病。”又问：“你们是如何酬谢的呢？”回答说：“或者给酒，或者给钱，或者给锦帛，这要根据看病效果的好坏而定。”高宗说：“难道朕宫中看病的医生，反而得不到酬谢吗？录黄文书不要再追回来了，可晓谕王居正签押。”
丞相退朝以后，就对王居正说：“圣上的意思是这样，况且这本来也是小事一桩，给事就不必再固执己见了。”正居正连连点头称是，于是求见皇上，皇上旧话重提，并且面色严厉。王居正回答说：“一般臣子与百姓，对待医生与朝廷不一样，根据医生诊治的效果和本人的力量，拿出酬谢的礼物。而朝廷则不同，像王继先之辈，以平庸的医术，享受荣耀、享受俸禄，究竟还要求些什么？如果万一失职，重则处以刑罚，轻则遭到呵斥贬徙，让他在宫奔走效力，这仅仅只是在完成他的本职工作而已，想必赏赐给他的金帛，为数已是不少，至于无缘无故增加官员名额，实在不是好的办法，臣不希望陛下采取这种方式。”高宗省悟说：“你说的很对。”当天便准了王居正的奏请，原来给王继先女婿加官的旨意不再实行。有关王居正坚持原则正直不阿和高宗接受劝谏的事情，史书中恐怕不会有记载，所以我特意将其记载下来。我也是不久前从张九成那里听到这件事。
王元之论官冗
【原文】
省官之说，昔人论之多矣，唯王元之两疏，最为切当。其一云：“臣旧知苏州长洲县，自钱氏纳土以来，朝廷命官，七年无县尉，使主簿兼领之，未尝阙事。三年增置尉，未尝立一功。以臣详之，天下大率如是。诚能省官三千员，减俸数千万，以供边备，宽民赋，亦大利也。”其二云：“开宝中，设官至少，臣占籍济上，未及第时，止有刺史一人，李谦溥是也，司户一人，孙贲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别不除吏。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毕士安是也。太平兴国中，臣及第归乡，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监军，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问其租税，减于曩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既尔，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观此二说，以今言之，何止于可为长太息哉！
【译文】
减少官员的主张，古人已说得很多，而只有王元之的两篇疏议，最为确切精当。其中一篇奏疏说：“臣过去担任过苏州长洲县的知县，此地自从钱氏（吴越）归并以来，朝廷委派来这里的官吏，有七年的时间里没有设置县尉，由主簿兼领其职，未曾旷缺一件事情。增设县尉三年以来，又未见多办一件有成效的事情，臣通过对这种情况的仔细分析，认为天下的情况与长洲大致相同。如果真的能减少三千官员，就能减少俸禄数千万，可用这些节省下来的开支供给边防，减轻百姓的负担，对国对民大有益处。”
他在另一篇奏疏中说：“太祖开宝年间，设置的官员很少，臣的籍贯是济州，在没有考中进士的时候，济州只有刺史一名，他就是李谦溥。司户一名，就是孙贲。在一年的时间内，朝廷没有在济州安排其他官吏。以后又增加了团练推官一人，就是毕士安。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臣考中进士回到家乡，济州的官员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监军。监理酒榷算税也增加了四名，曹官之外，又增设司理。询问济州的赋税收入，比过去减少，询问人口，也少于过去。一州的情况是这样，天下的情况可想而知。多余的军队消耗朝廷的钱粮，多余的官吏消耗地方上的财税收入，这就是取尽田地、山川、湖泽的出产不能满足供应的原因所在。”
看完王元之的两篇奏疏，对照今天的实际情况，怎么能只是发出长久的叹息呢！
梁状元八十二岁
【原文】
陈正敏《遁斋闲览》：“梁灏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其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后终秘书监，卒年九十余。”此语既著，士大夫亦以为口实。予以国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试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进士甲科，至直史馆，卒年三十三。史臣谓：“梁方当委遇，中途夭谢。”又云：“梁之秀颖，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遁斋》之妄不待攻也。
【译文】
陈正敏的《遁斋闲览》里记述：“梁灏八十二岁那年，于宋太宗雍熙二年考中状元。他在向天子的谢表中说：‘满首白发还在研究经典，比秦汉之际精通《尚书》的伏生仅小八岁，走上仕途时，比姜太公还大二岁。’后来梁灏官位至秘书监，死时九十多岁。”这番话传播出去后，士大夫们也认为这是真实事情。我查考本朝的历史，是这样记载：梁灏字太素，雍熙二年殿试时高中甲科，真宗景德元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任开封府知府，因暴病而亡，时年四十二岁。他的儿子梁固也考中进士甲科，在直史馆任职，死时三十三岁。史臣说：“梁灏正当得到信任、重用之时，不幸中途凋谢。”又说：“梁灏聪颖敏捷，不幸中年而亡。”这些记载已说得如此明白，《循斋闲览》一书中的荒谬之说便不攻自破了。
太宗恤民
【原文】
曾致尧为两浙转运使，尝上言：“去岁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纳及期，而苏、常、润三州，悉有逋负，请各按赏罚。”太宗以江、淮频年水灾，苏、常特甚。致尧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诏戒之，使倍加安抚，勿得骚扰。是事必已编入《三朝宝训》中，此国史本传所载也。
【译文】
曾致尧任两浙转运使时，曾经上书朝廷说：“去年臣所辖区域内秋季的赋税，仅有湖州（今属浙江）一地按时缴纳，而苏州（今属江苏）、常州（今属江苏）、润州（今江苏镇江）三地都有拖欠，请求朝廷按照各地交纳赋税的多少定出赏罚。”太宗阅览奏章以后，考虑到江、淮地区连年遭受水灾，苏州和常州特别严重。因而认为曾致尧的奏议刻薄寡恩，不可实行。于是下诏告诫他，对未曾按时缴纳赋税的地区应加倍安抚，不得骚扰。这件事情必然已被编入《三朝宝训》中，这里所记述的是根据本朝正史曾致尧本人的传记所载。
潘游洪沈
【原文】
绍兴十三年，敕令所进书删定官五员，皆自选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诚、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秘书省正字，张表臣正民以无出身，除司农丞，四正字同日赴馆供职。少监秦伯阳于会食之次，谓坐客言，一旦增四同舍，而姓皆从水傍，熺有一句，愿诸君为对之，以成三馆异日佳话，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词赏叹，竟无有能对者。予因记《笔谈》所载，元厚之绛少时，曾梦人告之曰：“异日当为翰林学士，须兄弟数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无兄弟，疑为不然。及熙宁中除学士，同时相先后入院者，韩维持国、陈绎和叔、邓绾文约、杨绘元素，名皆从糸，始悟兄弟之说。欲用“绛绎绘维绾纶綍”为对，然未暇考之史录，岁月果同否也。
【译文】
高宗绍兴十三年，朝廷下诏：所进选的五名书籍删定官，都必须从候补的官员中选任。被选用的是潘良能、游操、沈介德和他的哥哥沈景伯，都受封为秘书省正字，还有张表臣，因他不是科举出身，任命为司农丞，四名秘书省正字同一天赴馆阁任职。少监秦伯阳在吃饭的时候对在座的馆阁人员说：一日之内增加了四个同事，而他们的姓都带水字旁，因而我有一联，希望诸位续出下联，以便成为三馆将来的一段佳话，随即说出了上联：“潘游洪沈泛瀛州。”在座之人齐声赞叹，却没有人能对出下联。
我曾记得《笔谈》一书有过一则这样的记载：元绛年轻时，曾梦见有人告诉他：“将来你会当翰林学士，但须有兄弟数人同在翰林院。”元绛自己想，我本来就没有兄弟，怎么可能有兄弟几人同在翰林院的情况出现呢？因而怀疑这梦不会应验。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元绛果真授为翰林学士，与他同时和在他前后入翰林院的有韩维、陈绎、邓绾、杨绘，名字都为系字偏旁，此时元绛才悟出兄弟数人同在翰林的说法。因这则记载的启发，我打算用“绛绎绘维绾纶”来作下联。然而已无时间去查考史书记载，这几个人进入翰林院的时间是否相同。
舞鸥游蜻
【原文】
战国时，诸子百家之书，所载绝有同者。《列子·黄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吕览·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蜻蜓也。）者，每朝居海上从蜻游，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后左右尽蜻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闻蜻皆从汝居，取而来，吾将玩之。’明日之海上，蜻无至者矣。”此二说如出一手也。
【译文】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书中，记载有完全相同的。比如，《列子·黄帝篇》中说：海边有一个人非常喜欢海鸥，每天早晨都到海边与海鸥游玩，飞来他身边的海鸥总是在百只以上。有一天他的父亲对他说：“我听说海鸥都跟随你游乐，你带来让我也玩一玩。‘第二天他又来到海边，只见海鸥在空中飞舞而不下落到他身边。”而《吕览·精喻篇》也有同样的记载：
“海边上有个酷爱蜻蜓的人，他每天早晨来到海边与蜻蜓玩耍，飞到他身边的蜻蜓在百只以上，前后左右都是蜻蜓，整天与他在一起游玩而不肯离去。有一天这个人的父亲吩咐他说：
‘听说蜻蜓都跟随着你，你把蜻蜓带来，我也要玩一玩。’第二天，这个人来到海边，不见一只蜻蜓飞到身边。”这两则记载如出一人之手。
郎中用资序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