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今年7月推出的长篇小说《省委大院》，已经引起文坛的关注。一位评论家欣喜地指出：这是一部弘扬主旋律，讴歌改革开放，拥抱现实，贴近生活的长篇力作。
《省委大院》是著名白族老作家杨苏“十年磨一剑”，经5次修改定稿的长达38万字的小说，是一部描写和反映当今中国高层领导生活的不可多得的长篇佳作，是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杨苏对中国新时期文坛又一杰出奉献。
小说反映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K省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纪委的领导班子和各种人物，紧紧围绕当时那场至关重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实事求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是认真平反K省的地下党和游击队以及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是因循保守？是积极改革开放还是封闭僵化？是努力搞活经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还是固步自封？以及提拔什么样的干部、如何完成新老交替、怎样搞活发展经济、宣传文化领域的斗争等一系列焦点、热点问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多层次的激烈斗争。通过作品的步步展开和深刻揭示，光明与阴暗、廉政与腐败、开放与阻滞、权与法、新与旧、正与邪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较量。
《省委大院》作为长篇小说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高屋建瓴，结构宏阔，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浓墨重彩而又精细人微地紧扣时代脉搏，抓住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平反冤假错案，省委新老班子换届的心态交锋，展现了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思想、心态、性格。小说中，将上至中央有关部委和省委、省府，下至地区和基层群众，发生的一系列真实可信的事件，高层次、全方位、多角度地艺术地表现在读者面前。书中主要人物有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门领导人，有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地委书记、原地下党和游击队负责人、省报编辑、记者等等。着力塑造了李涵、宋吉、司徒达成、李文海、冯海、张杰、沈宇、苟绍德、侯德斌、文琪、高怀庆等艺术形象。
小说以K省祁宏地委副书记李涵的人生命运、政治沉浮贯串全书，紧扣读者心弦，使人不忍释卷，颇具吸引力和可读性。《省委大院》的故事情节是：省委书记司徒达成收到关于李涵盗伐柚木的国务院某部门发来的急电，进而产生疑问，李涵一家收听广播后的苦恼与痛苦，祁宏地委书记侯德斌与老游击队负责人李庚都不相信报上的消息，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冤假错案，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宋吉在乡下调查后如实向省里的领导人写信反映情况，侯德斌要李涵驱车到省里汇报。紧接着描写省委、省政府的几位负责人的态度和思想交锋，省纪委副书记接到调查落实的艰难任务，省报记者文琪在农村调查采访后为李涵鸣冤不平而上书省上的领导，省长李文海接到大量的要求为原地下党和游击队平反的材料，省委副书记张杰、沈宇、省委秘书长苟绍德等人物的各种态度，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类人物纷纷登场，各种思想激烈交锋。进而小说描写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宋吉在乡下的调查和思考，李涵能不能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省纪委和中央纪委负责人所作的大量调查研究，下一届省委书记由谁担任更适合？李涵调往浙山地委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等等。小说通过纷繁错综的事件、矛盾的描写揭示，显示了作家紧贴时代脉搏，直面社会现实和人生，热忱讴歌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熟悉和准确把握上层领导的生活和各种人物思想性格的能力，同时为新时期描写改革的新文学塑造了一群真实可信的独具艺术魅力的崭新艺术形象：李涵的面对冤屈的坚定信念和充满理想与执着追求；宋吉和侯德斌的正直正气和善良质朴；李文海的渊博练达和沉毅稳重；冯海的清廉和高度事业心；司徒达成的僵化守旧；苟绍德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蜕化腐败；文琪的记者作风与不阿性格；高怀庆的机巧灵性与现代派味道……都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生动的形象和很多回味启迪。
在艺术手法表现上，长篇新作《省委大院》显示了作家在结构长篇、组织情节、描写细节、刻划人物、揭示主题方面的大气磅礴，境界深邃，事件场景时空交错，人物命运扣人心弦，故事曲折变化，情节腾挪跌宕，形象塑造栩栩传神，心理刻画精雕细镂，语言流畅生动且富于地域和个性特色，艺术韵味独到蕴藉，读着令人爱不释卷。总之，《省委大院》是当代文学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收获。
阅读《省委大院》，使人不仅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愉悦，而且获得了多方面的认识上的提升。这其中最重要的成功源于作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并没有过时，它在表现新的历史时期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方面仍然具有巨大的艺术力量，《省委大院》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诚如一位领导干部在读了《省委大院》后感慨的：当代小说，写一个县一个地区的不少，写中央领导人的也多，但是写一个省委的领导机构及其众多领导人物的却鲜为人见。原因可能是，一般作家大约只能在一个县或一个地区深入生活，或者只能了解某位中央领导人的人生经历和生活，而全面把握一个省的各种情况，恐怕十分困难。没有亲身的观察和直接体验，没有与省级干部的长期交往与共事的积累，没有了然于心的分析能力以及了然于手的艺术表达能力，就无法驾驭这样的题材。一个K省的省委大院，其广阔、神秘、深邃、复杂是不言而喻的。写作这类题材非大手笔不可为，杨苏同志正是这样一位大手笔。
杨苏在谈其创作体会时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新的时代形象，要求一代新的人物出现。这些人物与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和冲撞。所不同的是这一代新的人物命运，虽有曲折和压力，但他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管是李涵和其他人也好，都会在隆隆的改革开放车轮声中前进的。因为他们生活在实践的漩涡中，与人民血肉相连，反映了人民群众最本质的要求。”这不仅是写书人的美好动机和愿望，或许也是读书人阅读作品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共鸣与共识。
杨苏在小说的《后记》中引用鲁迅先生的创作手法道：小说，“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并说，若要对号入座，“那完全是胡说的。”《省委大院》塑造的李涵、宋吉、司徒达成、李文海、冯海、苟绍德……等，所谓“拼凑”是进行了高度艺术概括和艺术“磨合”的人物形象。“小说的基础是事实加X或减X，这个未知数X就是小说家本人的性格，这个未知数也永远对事实有修饰增删的功效，甚至把它整个的改头换面。……小说家的功能就在表现内心最深处的内在生活。”（佛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36页）《省委大院》所塑造的一系列真实的艺术的人物形象再次有力的证明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强劲生命力。
《省委大院》其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拓开了当代描写改革开放现实生活新的版图，而且塑造了一批真实生动典型的人物群象，尤其是李涵、宋吉、李文海等形象是非常成功的。但相比之下，司徒达成、苟绍德等形象的深度和复杂性略嫌不足。此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女性，似乎都成了男人的世界。有些章节和情节在剪裁和繁简处理上还可下点功夫。另外，《省委大院》的语言和行文笔调蕴含幽默与讽刺，虽然较多的是温和的微讽和幽默，使读者时时感觉到作者的睿智，但还不够辛辣不太过瘾。然而，这种风格在杨苏以往的创作中似不多见，令人惊喜。
在群星璀灿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白族老作家杨苏是有其代表性和独特性的。他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和厚实的生活积累，使他拥有不竭的源头活水；而紧贴时代脉搏，密切关注现实，善于学习思考，使他思想敏锐，青春焕发，笔耕不辍，佳作迭出。从五六十年代的名篇《没有织完的统裙》、《景颇姑娘》，到七八十年代的“边纵”题材系列小说的中、长篇《绿林新传奇》、《藏民飞骑》，进而到优秀长篇传记文学《周保中将军》、《艾思奇传》，可谓老树新花，硕果累累，文坛瞩目，世人称奇。在艺术风格上，杨苏五六十年代的名篇《没有织完的统裙》被茅盾、叶圣陶、冰心称赞为“抒情诗”式的作品、“绚烂的文锦”，那时的风格可以说是清新明快隽秀；而从“边纵”题材始到八九十年代，他的小说和传记文学的风格是悲壮沉雄遒劲。从而显示了杨苏青春不老、宝刀生辉的独特的艺术追求和不衰魅力，并进而有力地证明了“风格即人”和“风格即题材”都是文学风格说的不刊之论。
《省委大院》完稿后，笔者有幸拜读过，并充分肯定它是作家迄今为止最激情投入和最高水准的一部小说；书出版后，现又认真地通读了一遍，依然令人激动，有的地方令人击节赞赏。总之，长篇小说《省委大院》是杨苏热情拥抱现实生活，高扬时代精神，献给我们这个改革开放、急剧变革的伟大时代的一部具有独特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佳作。
1998年9月于昆明
（原载《云南日报》1998.12.5；《云南文艺评论》1999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