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草鞋跟皮草毫无关系，村里人把废旧的板车轮胎汽车轮胎割成鞋样，用橡胶条连起来，脚踢进去，就是皮草鞋。1985年之前的湘南人家，几乎家家都有几双皮草鞋。穿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人，下田地，或上集市，衣服换了新的，惟有脚上的皮草鞋没换，美曰透气。两个脚板十根指头都露在外面，不仅是透气，还可以直接晒到阳光和触到灰尘呢。不过也有一些另外。我跟着村里的一帮婆娘上大岭捡柴，就看见六婶脚上穿的是板车轮胎剪的皮草鞋底，底上的花纹还崭新崭新。大岭离村八里地，过两个村庄，翻几个山头，才到得了天火烧过的地方，去捡没有烧尽的枝干，捡回来直接进灶堂。过乡村的时候，狗追着咬，就是不敢近身。上山坡，遍地蕨草，滑滑溜溜的，惟有六婶穿了男人的皮草鞋，连趄也不打一个，稳稳当当。
我父亲见我三叔弄了一双汽车轮胎做底的皮草鞋，羡慕得很，也去街上买了一双。那时农村，尤其是结了婚的男人，几乎都穿皮草鞋。在街上，剪得漂亮，边沿割得整整齐齐，一双也不过是一块五毛钱，还送两条橡胶条来扎捆。下地劳动，就踢了鞋，走老远，或者半天后回来，皮草鞋仍在原地，被太阳光晒得滚烫。公社来的李书记，也穿一双皮草鞋，见田里的农民陪他说话，过意不去，踢掉皮草鞋下田，一边帮忙干活，一边跟农民说话。干完活，一手扯了裤脚儿，一手提溜了草鞋，晃晃荡荡下河埠头洗脚。回到村里，吃派饭，派在谁家就在谁家吃。这早有安排，轮上的那户人家总是想方设法弄出一点新花样好伙食来招待贵客，田里的鲤子，圈里的鸭，这些农家货少不了。缸里自酿的红薯酒远近闻名，荷包鼓的，去镇上买了瓶子酒，李书记他们也不喝，只喝瓦缸里的红薯酒。吃好喝好，连声说感谢，临走的时候，照例放下五块钱来交伙食。面熟了，主人觉得这样见生，非得撵上去，要把五块钱还给人家，于是，在路上你推我搡，纠缠半天，接待的主人一边往回走，一边嘴里叼着：都什么时候了，还这般见外。集市上遇到李书记，被盛情邀了去，吃吃喝喝，聊天聊地，傍晚了才一路歪歪斜斜走回来，回到家自豪地跟婆娘说：李书记好人呢。
我父亲也说李书记是个好人，下来了，从不闲着，跟大家一样穿双皮草鞋，走东走西，下田下地，亲力亲为，是农民贴心的人。就是这么一个好的书记，因为搞计划生育，在万家做工作，回来得晚了，在路上被几个青年捉住，有人拿他的手，有人拿他的脚，荡秋千一样荡起来，荡到高处，就把他抛了出去，抛进了路边的水田。等李书记爬起来，捉他的那些人都跑光了。一说到计划生育，大家都不做声了。这是国策，像铁一样。李家屋里的小两口养了个女儿，不想做节育手术，躲了出去，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执法队的来了，执法必严，把他家的门板也拆了去，仓里的谷子也挑了去。亲戚去找李书记求情，李书记也不给情面。李书记再来，大家都呆着不动，脸挪不开了，才挤出几道笑来，嘴上说书记下来了，可屁股却懒得挪一下。李书记走一圈，竟然没有一个人出面招呼进门去坐了。自那以后，公社的干部就越来越少下乡来，下来也是一行人，风一样刮过就走了。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打霜天，父亲挑了箩筐锄头镰刀，捋起裤脚儿，踢上皮草鞋，一路走，一路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霜打得很厚，田里的水都结冰了。阳光拽了树高高的影子落过来，没有一点温度。父亲到了地头，蹲在一边看干枯了的薯叶上结的白霜，点一支烟，抽完扔了烟头往两手心了吐口唾沫星子，操起锄头把子就一兜一兜挖起来。挖了几锄，挖开了，感觉脚上的皮草鞋碍事，于是脱了，甩到沟里，赤了脚，踩着新鲜的黄土，挥舞着锄头，像一个练刺杀的战士。阳光普照着湘南凋零的大地，而父亲仍是紫红了脚板，踩着霜土，哈着白汽儿，认真得忘乎所以。
孩子长大了，皮草鞋也退出了视线。当地商人从广东进了很多款式的再生塑料鞋，鞋面软软的，比硬邦邦三年磨不烂的皮草鞋舒服多了。重要的是，出门不走路了，载人的三轮摩托车顺着新修的机耕路开到了家门口。种红薯的地儿，前些年改种了桔、桃、李，今年都挂了果。而门前的17棵老柏树，也被村官砍了个精光。柏树外的田野，也荒芜了不少。村子一天一天光鲜，也一天一天在空洞。脱掉皮草鞋，穿上塑料凉鞋的父亲，走在贴了瓷条的新房子前，失去了往日的霸气，靠在自己的影子上，像一朵枯萎了的向日葵耷拉在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