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是王卫田20岁的生日,而且又刚刚领了33块钱的学徒工资,其中还包括3块钱的野外津贴。王卫田要想成为正式职工,还要等两年之后,因为,学徒工转正要三年。
自从王卫田来到作业队当学徒,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虽然他心里上也有过沉浮,打过退堂鼓,可也认命了,不再有别的想法了,一门心思的扑在了工作上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孤独的时候。而每每他都想起傻大姐,一想起傻大姐,他的心里就充满温暖、也充满苦涩;他的脸上就洋溢着笑,也奔流着泪。他的口袋里始终珍藏着她的那把小篦子,奇怪的是王卫田一次也没想到过他的母亲,也没回过家。
今天,如果不是他生日,他还真想不起要回家。他向杨班长告了假,搭乘路过的一辆大卡车,只身来到萨尔图,给他母亲花八块钱买了一块头巾,当然颜色不是红的,而是驼色的;又到副食品门市部,花二两肉票两块四毛钱,买了二斤猪肉,又搭乘一辆回基地的水泥车,匆匆赶回了自家的帐篷。
不知怎的,越离家近,他的心越跳得厉害,满脑子胡思乱想,一年多没回来,也不知道母亲现在如何?是否还生他的气?她见了憨娃又会如何表现呢?
王卫田站在帐篷外面停了一会儿,稳了稳情绪,刚要掀帘进去,就听里面有小孩子的哭声,他感到奇怪,并没有贸然进去,而是站在外面轻轻喊了声:“家里有人吗?”
“谁呀?”里面果然有人搭话,是个陌生的女人,或者是个陌生的姑娘。
不一会儿,一位年轻姑娘抱着个小孩儿探出头来。王卫田吃了一惊,忙问:“你……你是?”
那姑娘看了他一眼,掀帘走出来,使劲儿用棉被裹了裹怀里的孩子,冲王卫田问道:“你找谁呀?有事吗?”
王卫田仔细看了看那姑娘,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这么小就有孩子了?这在油田职工当中很不多见,他感到纳闷,论年龄他自己都二十一了,连对象还没有呢?
“你到底有事吗?”见王卫田不说话,姑娘问。
“有……,这儿是我的家,我是回家来了。”王卫田很自信也很疑惑地说道。
那姑娘也很吃惊,她看了看王卫田,也疑惑的问:“你走错门了吧,这是我姐家。”
“你姐家?这明明是我家呀!”王卫田有些蒙。他犹豫了一下接着问:“你姐是什么时候搬来的?”
“一年多了吧!”那姑娘答道。
“哦,这就对了,也许一年前我们家就搬了,那好吧,我就不打搅了,我得去找我们家了。”说完,他向那姑娘点了点头,拎着肉转身就走。
那姑娘在他背后喊:“要是找不到,你就回来先歇会儿。”
“好的,谢谢你”王卫田回应了一句,然后,直奔钻井指挥部机关走来。
王卫田想:别人不知道,高军叔叔肯定知道。
钻井指挥部机关也已搬进了一座刚落成的三层大楼里,而且,名称也改为:钻井指挥部革命委员会,看着这几个字,王卫田的心里隐隐约约的有种不想的预感。
他摇了摇头,也没犹豫就走了进大楼,在一楼传达室,他问:“党委书记办公室在哪儿?”回答是:“二楼会议室旁边儿”。
王卫田上了二楼,看着门牌很快就找到了党委书记办公室,刚要敲门,旁边儿秘书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位梳分头,很精干的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质问道:“你找谁?”
“我找高书记。”他回答说。
“高书记,那个高书记?”他问。
“就是……高军!”王卫田很自豪的说道。
“哦,他呀!你到钻井队去找吧,他被下放了”秘书说道。
“下放……什么叫下放?”
“你连这都不懂,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我是作业队的。”王卫田回答。
“快走吧!别在这儿添乱了。”秘书说完转身进屋去了。
王卫田愣了一会儿,也只好出了大楼。他来到广场上,从早上离开队部,到现在马不停蹄,滴水未进,他又渴又饿,便在旁边的台阶上坐下来。
一年多没回来,怎么出了这么多事?连自己的家都找不到了?高军叔叔被下放了,难道是他犯错误了?怎么可能哪?如果不犯错误又怎么会到钻井队去,这不是降级使用吗?真不可思议!
王卫田哪里知道,这一年多来一直在荒郊野外的油井上,埋头苦干,对于发生的时事和政治大事,一概不知。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头一年,大多数干部自愿或不自愿的,从机关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厂矿或边疆,油田当然也不例外,高军就是首批被下放到前线参加生产劳动的干部之一。
自从高军家搬出合住的大帐篷后,王卫田还真不知道他们家到底搬到哪去了,去钻井队找高军、找二哥都不行,井队流动性大,今天搬这儿,明天搬哪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家属管理站,直接找母亲。
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拎上网兜,刚走几步,眼见一辆油乎乎的嘎斯卡车,“嘎!”地一声,停在他跟前,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王卫田一看就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