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一期”一晃就是一个月，飚子用自己最大的潜能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道问答题，题目是《警察应该效忠谁？》。让他自己也感意外的是，他的阐述竟获了个满堂喝彩，连孔正政委听完之后都频频点头赞许。
他选择这个题一点儿不盲目，因为那次政委训话让他获得了极为深刻的启发。袁世凯实现了警政制度不假，然而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窃国大盗，干尽了坏事儿，其中在如何应对宋教仁的问题上就是典型一例。30岁的宋教仁是同盟会中最年轻最有才干的政治家，既有丰富的理论素养，又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家。民初的许多大法都出自他手，其中影响深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这位仁兄带领寥寥数人，一夜之间起草成功的。玩儿手腕耍阴谋，袁世凯是大师，而搞现代民主政治，宋教仁就比袁世凯内行多了。宋教仁的非凡才干，引起了袁大师的高度重视，希望能得此人而用之，于是送钱送物拉拢收买宋教仁，而宋教仁油盐不进，这成了袁大师的心腹大患，有识之士私下并普遍认为：“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那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全党士气高涨，宋教仁所到之处，欢迎人群人山人海，且演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把袁大师的政府批评得一无是处，甚至指名道姓地说袁大师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于是，“不能得而用之，就除之”这种屡试不爽的政治斗争手段，再次发挥到了极致。就在宋教仁四处奔走宣传共和时，他受到袁大师电报，邀他赴京磋商重要政务，他即刻决定赴京。有人嘱咐他小心从事以防不测，但宋教仁坦言：“无妨，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险，也当全力赴之。”死神在悄悄逼近这位年轻的政治家。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革命战友陪同下来到上海车站，突然枪声响起，宋教仁倒下了……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害，悲愤欲绝，撰联挽曰：“作民权保障，谁为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不仅如此，由于袁世凯的指使，赵秉钧参与策划刺杀宋教仁，“刺宋”要犯之一被袁世凯派人追杀。赵秉钧派人缉凶并致电袁世凯为“刺宋”要犯鸣不平，说“以后还有谁为总统做事”，袁世凯不予以理睬。此后，赵秉钧怄气称病不出，结果被人下毒，七窍流血暴死在家中。此血案是否袁大师亲下杀手已经不重要了，但中国民主政治的萌芽自此被扼杀了却是事实。中国近代的警政制度是借鉴西方而建立的，理应保护民主政治才是，可惜袁大师只借鉴了人家的躯壳儿，骨子里却依旧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警察成了“袁家军”变为打压对手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侩子手。飚子得出的结论是，警察应该而且必须独立于任何所谓的组织之外，公器公用，效忠法律才是它惟一的天职，只有这样，人民的江山才能万年长。
唐吉平时比飚子更善于思考，语言虽然朴实无华，但表达的意思极为切合要点，常常因为概括精准而掩饰了文化底子薄的弱点。现在，他的观点语惊四座：“行啦，行啦，别说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皇家文化大一统政治的必然产物。别说袁世凯，换了谁都这德行，没权没地位时，要民主要权利，一朝大权在握便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过，这也怪不得谁，就这文化熏陶出来的，就这胚子，即使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共和一时没法儿实现，可是旗号还是那旗号。在清政府创办警察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警察虽有一定发展，但这段时期内的警政建设由于是在缺乏相应的民主政治和宪法、法律的制约机制下进行的，从而导致了警察的专横和警政的腐败等一系列恶劣后果。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开始了蒋家王朝长达22年的统治，警察自然也就成了看家护院的一条狗。在这段时间内，中国警察制度得到了发展，不但进一步完备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警察网，使之更加趋于严密，而且逐步完善了警察内部管理体制，还不断健全警察的社会职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警察制度的建设是畸形的，仿效法西斯模式，组建特务机构，建立秘密和公开相结合的严密警察网，实行军警结合，警察、宪兵、特务三位一体的白色恐怖统治，凡是不满的人，都可能遭到异常严厉的惩罚，在人们心目中，警察完全是一种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的特殊力量，警察的发展与人民的苦难成了同义语。因此，中国近代制度决定了这个时期警察文化的昏暗和恐怖的血腥味。”
胡局的思考略高一筹，是关于法治和人治的问题，他认为警察的问题只是个表面现象，根子在人治，如果只谈警察问题，那就肤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大错特错了，人治问题如果得不到彻底解决，那么警察永远是代人受过的替罪羊。唐吉的论述刚一结束，胡局也不示弱，出言锋利，直奔要害，在培训班上竟引起了一场山崩海啸。
“说来说去都他娘的警察不好，叫咱说呀，这是‘屄歪还怪马桶漏’。……当一个人忽然受到控告的时候，自由在瞬间就成为一个悬而待决的问题，要是在古代，就会有一副枷锁套住他的脖子和手腕，推到衙门的公堂之上，在‘明镜高悬’大匾下，由那位手持惊堂木的七品乌纱来裁判了，冤与不冤，就全看他是否廉政奉法了，这便是中国几千年的人治，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有多少年的社会史，就有多少年的人治史，一直这样，即便到了‘共和年代’也没改变……”
主持小结会的教官打断胡局的话说：“胡局，你到底想要说啥？不要扯远了嘛。”
“哦，请您耐心听咱说下去，咱想说的是，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适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少法律和法律制度，简称法制，然而有了法制，并不意味法治自动生成，这只是前提一个条件……”胡局边说边摇头晃脑，见教室内鸦雀无声，有些兴奋，摆出一副学究样说，“哦，对不起啊，咱现学现卖，请理解，请理解，大家知道，与法治对应的是人治，这法制就产生了跟谁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法制既可以与人治结合，也可以与法治结合，两种不同的结合自然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首先，当法制与人治结合的时候，长官权威至上，法律权威居于第二而成为权杖的一个标志；当法制与法治结合时，法律主治，法制的权威就超越了政府的权威、长官的权威，成为所有社会群体、所有个人的行为准则，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典型例子。以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法治派革命的初衷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公民社会建立法治社会，而不是臣民社会的人治社会，不幸的是，稚嫩的法治派还没站立起来，便被强大而顽固的人治派打翻在地，而且还被视为一种邪路，定格为不适合国情……历史就这么又倒退了回去……唉，说起来真叫人悲哀呀，现在，在咱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里，还把希望寄托在某个明君、某个‘组织’的身上，就真的没法儿说了，不出问题是暂时的，出问题才是必然，迟早一天的事儿，因为，普天之下：绝对的权力，必然是绝对的腐败。中国历次改朝换代的缘由都是这个普世真理的最好的注脚。所以，咱的最后结论是，无论哪个人哪个组织扯起多么美丽的旗帜，高喊着多么漂亮的口号，也无论他能找出多少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弃人治扬法治，弄到最后都是盛极而衰没个善终，陈胜吴广是如此，李自成是如此，南京的洪大天王更是如此……”
胡局的话音刚落，在座的学员们都惊讶万分，这个胡局在说啥呢？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就是胡思胡想，谁不知道人治和法治是一个国家的管理手段？在咱们这儿，上面怎么说你就跟着做就是喽，从来都这样，地义天经，管你个小警察啥屁事儿？是不是脑子出啥问题了？学员们瞪着大眼睛看了胡局一眼，让后又把目光转向坐在前排的政委，政委脸上毫无表情，多年来的对敌斗争生涯使他养成了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习惯，叫人很难看出他的倾向性。政委摆摆手，示意胡局往下继续说。
咱没上过大学，初中到顶儿，不过咱这人有个坏习惯，平时爱看书，擅长以史为鉴。记得到初中毕业时，就已经相信‘人民必胜’这句话了，认为胜利永远站在正义者一边，认为冥冥中自有一种力量为邪不胜正买了保单，认为人类的前行必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属于上帝，绝不属于撒旦。因而很自然地瞧不起蒋介石，视之为人民公敌和魔鬼的代言人，所以他输了，他如果是正义的他为啥会输？这个先验性的信条，其卯窍正在于此。既然‘人民必胜’，胜利者就必然是代表和护卫了百姓利益的牧羊人，必然是领了上帝旨意而降生的救世主。这么去想，才发现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充其量也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翻版。咱们从小被赐予了许多神话，其目的无非是在每个人的心中树立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犹如统治者都要强调‘奉天承运’一样，都要到泰山之巅领取玉皇大帝的‘十诫’。反之，一切造反者就要为了人民‘替天行道’，就要造出天命已变的势来。哈贝马斯称，一切现代政权都无法回应一个诘难：在一个多元化、一个丧失了上帝甚至丧失了主体性的年代，怎样才能树立‘合法性’，怎样才能化解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危机？但这个诘难对咱们不合适，新政权的‘合法性’并非来自马列主义这个舶来品的横空出世，如同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一样，新中国的‘合法性’仍然建立在几千年道统的一脉相承上。‘人民必胜’就是‘奉天承运’，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汤武革命，这样才能使新潮获得广泛的、有历史厚度的认同，也给投诚者和前朝贵胄一个‘弃暗投明’的暗示和安慰，不算失节。但胜负之间，并与真理和正义无关。在虚拟的‘人民’背后，老百姓永远是神仙打仗的牺牲品和战利品，能够放出胜负手的，都是‘风流人物’。毛主席曾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正确无比的大实话。手里没有军队，‘人民必胜’就是妄语。所以45年国共谈判时，共产党提出‘军队国家化’，也就是公器公用，哥俩也是心照不宣，如果咱们时机不好，没成功，就绝不会说‘人民必胜’，而要反复强调：真理总是在少数人手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问题是谁来为一场战争买单？
在古往今来一切关于打不打的战争决策中，军队都是主战派，因为他们不是买单人，士兵的伤亡也不用他们买单，在纯经济角度上甚至还会给军方带来收益。现在还有个问题，到底谁是人民？是你我他吗？好像都不是，那谁又是正义和真理的法人代表呢？据说在国民党战犯里，黄维将军的抵触情绪最大，他对蒋介石很是忠心。有一次战犯们学习陈伯达的《四大家族》，黄将军哪里肯服气呢？说把中、中、交、农看成四大家族，甚至看成蒋介石一家的私产，不公平。这厮居然还振振有词说：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和毛泽东算不算一家人？吓得战犯们噤若寒蝉，没一个再敢说话了。这一例显示出敌我分别外，还有一个节操问题。双手拥护共产党的战犯可以说他服从改造，但如果千载之后再看，恐怕就不如黄将军有失败者的骨气了。敌我之分在历史上是很渺小的，‘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雨果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九三年》里的名言。咱常常在想，解放军的万千烈士建国后受到优待、追掉，国民党的阵亡将士却被一笔抹去，亲属还因此受到歧视遭到迫害，度日如年，其实都一样是腿肚子沾满泥土的老百姓，一样的当兵吃娘为国家效力，何其无辜而悲哀！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算不算人民的范畴，要是不算那算啥？后一例却表明统战的目标，压过了所谓‘正义’，统战也是为政权树立‘合法性’的方式和机会。窃铢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也是历代肉食者对前朝宗室的一贯做法。问题在于：你若是把前朝贵胄（阶级敌人）都杀光了，你把前朝的‘合法性’都否定完了，你自己的‘合法性’又哪儿来呢？所谓道统是有渊源的，不可能凭空杜撰。因此历来开国之君只杀功臣，而不杀前朝皇室，反而要封爵、优抚。既显示其恢宏大度，又象征‘合法性’火炬的顺利交接。这更加说明，自从盘古开天地，一切政权的跌更，翻云覆雨，都不过是董事会的换届，星星还是那星星，公司还是那公司，你我老百姓一个，不过是卖命拿钱儿的主。将真理和人民这一商标，附丽于政治的征战之上，是权贵的帽子戏法儿，假如大家当真了，就沦为阿Q，以牧羊人自居的救世主却在一旁暗自得意，更加道貌岸然了。听得出来，胡局的准备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学员们鸦雀无声地坐着，室内安静得连咽吐沫的声音都能听见，谁都在为胡局捏一把汗。大家都这么沉默着，心里却惊骇不已，胡局啊，你可真是惊世骇俗，你难道就不怕掉脑袋？这是说着玩儿的吗？刚才那个教官拍案而起：“胡局长，您在替谁说话呢？我看您不仅仅脑瓜儿有毛病，而且立场也成了问题，任您发展下去，得送精神病院了……”
学员们一下子热哄了起来，别说这是口若悬河奇谈怪论了，就连有些概念和词儿在以往听都没听说过。教室内的声音越来越噪杂，议论和争论四起。
坐在前排的政委站起身子，他摆摆手，教室内顿时鸦雀无声了，政委面色平和，不无诙谐地说：“大家不用大惊小怪，这里不是啥参众院，也不是啥政治局常委会，这里是警察学校的一间普通教室，这里的所有的发言仅仅是学术性质的讨论，与政治、与国策、与警政建设暂且无关，实事求是说，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固有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就像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国家仅是一个学术科目一样，没啥好奇怪的，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探讨一下法治和民主的方式方法问题，没啥不妥，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就这道理，如果侦查破案需要，连阿猫阿狗都可以讨论嘛……”
政委的诙谐话语引来了一阵呵呵笑声。
飚子唯恐天下不乱，他笑完接着煽动道：“同志们，今儿政委还没给咱们来一段呢，大家说要不要啊……掌声鼓励。”他说完，“啪啪啪”地带头鼓掌。
孔正本想就来了解一下处分局长们的学习情况，此时经飚子这么一鼓动，就没法儿推辞了，只好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口道：“好吧，咱今天就说说人的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这个世界上好人多坏人少，这是与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息息相关的，因为人们大多希望自己做好人，而不做坏人。好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好人，坏人，并非一生下来就是坏人。有句谚语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其实老鼠的儿子生下来并不会打洞，而是父辈们都在打洞，儿子耳濡目染，加上老鼠儿子周围的环境都是打洞的鼠辈们，在老鼠儿子身上就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国民党的官场上，一把手大搞腐败，做小办事员的就得跟着学，不学就不入流，要入流就得先下流，否则就没法儿进步，结果造成腐败行为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就连看门的都得弄包烟抽抽，不然你就别想进门呀，上行下效。当形形色色的腐败一统天下时，适者生存，这也是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世上从来不存在刁民，有的也仅仅是贪官污吏。”
胡局今儿也是神经兴奋过度，好像从来没有过，也许这就叫一吐为快吧。他跟着就插上了一句：“政委，在心理学上，这叫从众心理。”
孔正点头道：“对，也可以这么说吧……失败与成功也与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有关。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可以让人们团结合作，家兴国强，同样多米诺骨牌效应可以导致一场战争，甚至家破国亡。有人曾讲了这样一件事来说明多米诺骨牌效应，说是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和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同在边境上采桑叶。她们在做游戏时，吴国姑娘不小心踩伤了卑梁姑娘。卑梁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出言不逊，卑梁人十分恼火，杀死吴国人走了。吴国人去卑梁报复，把那个卑梁人全家都杀了……这件事越闹越大，两国因此而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把这个事件一步步地推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一枚骨牌，竟可成为一场运动，并风靡世界；一件小事竟给两国酿成灾难，古人云：‘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说的都是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你要你的孩子不成坏人，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你就必须清楚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孩子，谨慎你的言行，做出好的榜样。同样的道理，‘金陵一期’结束以后，在座的每一位就要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去应对未来没法儿预料的各种机遇和挑战。请你们记住，南京局不需要啥理论家，因为你们只能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法无明文不可为嘛，南京局也不需要演说家，因为执法行为不是玩嘴皮的事儿，今天，明天和将来，南京局最最需要的是行动家，因为在警察的眼里只有两种人，他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就是人民和罪犯，打击罪犯，保护人民才是天职嘛，这也是赵局长让咱给各位捎的话。他今天在市里有个会，不能亲自来这里，他为自己不能来这里和大家见上一面而感到十分的遗憾，现在，只好由政委咱代劳了，在座的各位都是一方的一把手，而作为一方的一把手自然而然的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民风看警风，警风看党风。也就是说，上梁正，下梁就不会歪嘛，人正风气就正，人歪风气就歪，你的一言一行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你身边的部下，你的那个群体，啥样的干部啥样的兵……同志们啊，如果你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立警为公，那么，由你率领的那支队伍就必定无往而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