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关了，民工周大伟一直在琢磨着怎样让老板郑百发把工钱发给他。
周大伟是农村来的建筑工，在城里这个工地上已经干了半年了，但老板郑百发一分钱也没有发给过他。不但没发给他，就连郑百发从村子里发动来的十几个人，也一分钱没领到。他们每次催要工钱，老板总是那几句话：“再等等再等等，快了快了，这就快了。”如果催得急了，他便翻脸：“人家不给我结算，我拿什么给你们发工钱？愿干就干，不愿干走人！”可是，谁也不敢走，谁都明白，这一走，工钱肯定是泡汤了。
现在，再有半个月就要过年了，十几个同乡还都指望着这钱过年呢，可他们连老板的面也见不着，真是急死人了。这十几个人，因为都是周大伟领出来的，现在领不到钱，都开始埋怨他，说什么话的都有，有的话还挺难听。周大伟又委屈又着急，嘴上、舌头上都起了大泡。
离年越来越近了，工地上也停工了。周大伟望穿了双眼也没把老板给盼来，无奈之下，竟然想出了一个“妙计”。
这天晚上，周大伟带领同村的十几个人，来到老板郑百发的家门口。周大伟因为给老板家干过几天零活，所以，他是唯一一个认识老板家的民工。老板住的是一个二层楼的独院，周大伟让其他人躲到一边，自己过去摁了摁门铃，不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小方孔，里面一个女声问：“谁呀？这么晚了。”周大伟知道这是老板家的保姆吴婶，就甜甜地叫了一声：“吴婶，我是周大伟呀，前些日子过来修下水道的那一个。”吴婶对他还真有印象，就给他开了门。
周大伟随着吴婶进了客厅，见老板郑百发一家三口正坐在真皮沙发上看电视。郑百发一见是他，皱了皱眉头问：“周大伟，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
周大伟不卑不亢地说：“老板，都快过年了，你看这工钱……您给我们开了吧，我们都跟您干了半年了。”
郑百发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他说：“到年底吧，这几天还是没钱。”
周大伟强压住怒火说：“老板，今天就是腊月二十三了，在我们农村是过小年了，您还想拖到什么时候呀？”
郑百发没想到他会用这种口气给他说话，瞪了他一眼说：“周大伟，我不想给你废话，有事明天到工地上去说，你快走吧！”
周大伟“忽”地站起来说：“姓郑的，你别太欺负人了！今天我上你这里来，就打好了谱，要么拿着工钱回家，要么咱就谁也别过年了！”说着话，他“嗤”地一声撕开了上衣的前襟，露出了腰里别着的一排炸药！
郑百发一看，不由得魂飞魄散，他赶紧站起来说：“兄弟，别冲动，别冲动，有话好好说……”郑百发的妻子和儿子吓得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大伟说：“郑老板，这都是你逼的，你不让我们活，我就只好和你同归于尽。”
郑百发连连说：“好好好！发工钱发工钱，我这就给你发工钱，你千万别、别干傻事呀……”
周大伟一只手攥着导火索，一只手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纸说：“老板，我多一分钱也不要，我只想拿回我们村里这十几个人的，你看看这些数对不对。”
郑百发接过那张纸，只匆匆看了一眼，对呆若木鸡的妻子说：“快快，快到楼上的保险柜里拿钱。”不一会儿，郑百发的妻子就拿下来几札崭新的百元钞票。周大伟仍然一只手攥着导火索，一只手数钱。由于紧张，他脸上的汗水像小溪般不断地淌下来。他也顾不上擦，以最快的速度将钱点够数，然后把多余的放在地板上：“老板，你看好了，我只要我们应得的，多一分也不要。”说完，他抱着钱，一步一步地退出了客厅……
周大伟没想到，他在电视上学的这一手竟然这么有效，一点儿周折也没费，就把工钱要到手了。一路上，工友们都簇拥着他，一边走一边纷纷称赞他的英雄壮举，说得周大伟心里美滋滋的。回到了他们住的工地简易房里。周大伟先解下了腰里的“炸药”（其实是沙子和牛皮纸伪装的），然后就把要来的工钱按各人所报的数目分了下去。
大伙儿一合计，干脆明天一早就回家，明年也不回来给郑百发干了。他们正想睡觉，一阵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雪亮的灯光透过窗子将简易房里照得如同白昼。周大伟刚说了声“坏了”，门就被推开了，闯进来几个警察，一个领头的问：“谁是周大伟？”
周大伟一边系裤腰带一边站起来说：“我是。”顿时过来两个人拿手铐把他铐上了。周大伟大喊：“你们凭什么抓人！”领头的警察说：“有人告你持炸药入室抢劫！”周大伟声嘶力竭地说：“我没有抢劫！我只拿了我们的工钱，我多一分钱也没拿他的……”但警察根本不听他辩解，拖了他就走。
其他的工友们都惊呆了，都在地铺上躺着，谁也没敢动。
周大伟被拘留了七天。起初周大伟不服，后来他接受了两次法律教育，终于明白自己的行为是违法了，虽然郑百发欠他们的钱，但他应该用合法的手段去索要。他这样夜入民宅，强行索要，性质就变了，他由原先的占理儿变成不占理儿了……
周大伟恢复自由的那天是大年三十，他走出拘留所，见十几个工友都在门外等着他呢。原来，他们都没有回家，一直找公安局要求保释，公安局虽然没有答应这件事儿，但却出面替他们和郑百发协调了一下，由刑警大队把周大伟那天晚上强行索要的工钱退还给了郑百发，郑百发当场又发还给了他们，这样，他们都能拿着工钱回家过年了。
（《扬州文学》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