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眼看出我的美好误会，马上说：“唉，不是写那种奶油音乐的！”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你看上去像是听门德尔松的那种人，或者威尔第。”
我说他过高估计我的品位了。他问我喜欢什么音乐，我说眼下我最喜欢没音乐，喜欢耳朵里清静。我问他到底是搞哪一类音乐的，他指的奶油音乐范畴怎样划，他却打听起我的行当来。
没等我回答，他说：“你要真是学文学的，你可惨了，连在地铁站里拉拉琴，挣个小钱的机会都没有。”
“那你呢？是不是在地铁里拉琴挣小钱？”
“过去干过，好多年前了，”他看出我松了口气，接着说，“贪图那点儿小钱，把琴都拉坏了，变成了油条。”
他看着灯光之外的黑暗，又说：“学文学？拿他们的语言，学他们的文学，除非你嫁个阔佬儿。嫁了阔佬儿别说学文学，学哲学都行。”
我说：“你看，出路不是有了？”
“你的男朋友是阔佬吗？就是你在车上给他写信的那个？”他眼里有损我的意思。
“他不是我男朋友。”
里昂搂住我的姿势变得很僵。
我说：“他是我的未婚夫。”
“他怎么样？可以供你学哲学吗？”
“学哲学和文学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只不过这两样是不用学的。尤其用不着嫁个阔佬儿去学。”
“他不是阔佬儿。”
“跟我比人人都是阔佬。”他笑笑，既温情又自豪。那是他对音乐的温情，是由于自己能对音乐如此钟爱而产生的自豪。
我看着他精细的侧面轮廓：他欠缺营养的面色，他有上顿没下顿的细长身板，心想，他还认为我惨呢。
在站外空旷的停车场上，他要我和他来回走动，免得冻死。他告诉我千万别寄希望于他的朋友，他们至少要给他一小时的罪受，才会姗姗出现。这一小时不错，足够我们混熟。他可以告诉我有关他的家庭、他的音乐，或许还有他的女朋友。他说他父亲是天津人，童年的时候去了印度尼西亚，他的一家是在六十年代中期迁移美国的。谈到这些，他似乎拿不出劲头，能省略的全省略。我非常想把话题转向他的女朋友。我的兴致不够单纯，不是那种纯粹的无聊。我似乎感到一丝不好受，而我吃不准我妒忌什么。
他却说：“你一会儿就见到她了。”
“你们怎么分手了呢？”我装得自然活泼，没心没肺。
他很生硬地突然陷入沉默。我只得自找台阶下台：“你不想说没关系。”
我和他闷着走了一个来回。我受不住这沉闷，同一个大致是陌生人的男性相依相偎，又谁也不理谁，气氛很古怪。
我说：“喂，要不要听听我的身世？”
他说：“要听。”他这么老实巴交，我出声地笑起来。
“你能猜到我过去干过什么吗？”
他站下来，转身正面看着我，把我从头看到脚，然后说：“不知道。”他稍微想了一下，又说：“你刚上车的时候，我想，这女人穿得这么规矩，肯定是个护士，要不就是个会计。”
我说：“你肯定会想，她这么土。”
他笑起来，他确实在心里用的是“土”这个字眼儿。
“你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想，还好，气质还好，穿着方面，我可以劝劝她……”
我说：“噢，像你们这样，穿得脏兮兮的，就艺术了？”
“我当时还想，这女人走路背挺那么直，像大兵操演。”
“还有什么像大兵？”
“我从来没接触过大兵。”他说着，手又搭回我肩上。风从西北方向吹来，他的脊梁找着风口。他和我离得近极了，相互的呼吸都受些拘束。他说：这样你还冷吗？我摇摇头，看见他的马尾辫梢给风吹得很乱。我大体上估算出了他的年龄：他与我该是同龄。
我说：“我当过大兵。”
他看我一眼，没把它当真。他刚才说我像大兵的时候其实是把那个可能性排除了。
“真的，当了四年大兵。”
“是吗？一定是奶油兵。”他还是不拿它当真。同不少美国人一样，他认为实在当不了别的才去当兵。他笑着问：“后来呢？”
“后来？后来当军官了。”
“有意思，”他说，“挺有趣。”
“你不信？”
“我信。”
“我手枪打得特准，也打过卡宾枪。上过前线，搬过尸体，喝过钢盔里煮的鸡汤。除了杀人放火，我什么都干过。”
他看看我，意思是：就你？！
“我还发现了一个快死的伤兵，下巴被打没了，爬满了红蚂蚁。怎么样，不是奶油兵吧？”我感觉他搂在我肩上的手松懈了不少，我奇怪自己竟让这个叫里昂的人了解我这么多，连安德烈都不知道我的戎马生涯中有这些血淋淋的细节。我是特别信任这个萍水相逢的男子，还是在虚张声势，好让他明白我是可以张牙舞爪的，一旦他动了什么不良脑筋，收拾我可不怎么省力。假如我对他的坦白是出于信任，我又是哪里来的这份信任呢？
只因为他和我同是黄皮肤黑头发？同样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所干的是什么艺术？同样在挣扎着付房租吃饱饭，从而可以从事一种无聊，从而把这无聊当作高贵的情操？……这个荒寂的深夜，给了我们天涯沦落的假象。这假象掩去了我们彼此陌生的事实。
他迅速看了我一眼说：“能看得出来。”
我问他看得出什么来。
他说：“你是个大兵。”
“你讨厌大兵？”
“我可以试试，看我会不会讨厌，”他搂住我的臂膀恢复了自然，他笑笑，“可能大兵会好些，不那么麻烦。”
我问他指的是什么麻烦。
他说：“你知道的——女人都很麻烦。”他深喘一口气，胸脯挤了我一下。“不过换一个人，肯定认为你很乖——穿这样一件雪白衣服，牛仔裤一尘不染，好像天下人只剩了你，也轮不上你去打仗。可是我看得出你很强，”他改口讲英文，“你是块啃不动的饼干。”
“你骂人吧？”我大声说。
“看你怎么理解了，也在于谁来理解。有人喜欢啃不动的饼干，有人讨厌。对于喜欢的人，就不是骂人。”
我笑起来。我这种笑法十五年前就停止了。我看见自己的笑在寒冷中形成久久不散的一团白雾。这个夜晚把我弄得有些反常。极其反常。
一小时十五分钟过去。我和里昂同时听见了一台拖拉机的声响由远而近。两分钟之后，那响动震得空气都哆嗦起来。里昂说：“来了。”在停车场进口处，一辆六十年代末的巨型凯迪拉克开了过来。它是银灰色的，不像是漆，而像是原始金属就那样一丝不挂地袒露着。它气势磅礴地转了个弯，仿佛它是艘航空母舰。它的造型带有侵略性，人对宇宙和海洋的狂妄扩张，就在这形状中。车窗被摇下去，一个嗓门从里面射出来：“TMD里昂，除了你还有谁了！”
车近了，我看见驾驶这个不可多见的怪物的是个娇小的金发女郎。她旁边坐着的是个壮硕的中国男人，操着北京口音极重的英文。
里昂说：“知道你就会迟到！你有不迟到的时候吗？”他双手拉住后车门，整个身子向后倾斜。门沉重地开了，他比画着请我上车，嘴仍然没闲着：“你恐怕参加你自己的葬礼都会迟到！”
“我们做爱总得结束吧？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正做到一半！”壮硕男子说。他调转过身，正面朝着我和里昂，伸出一只手过来：“海青——大海的海，青天的青。”我握了握他正方形的手掌，说了句非常高兴认识你之类的礼貌废话。
驾车的金发女郎也朝我扬扬手，然后问里昂：“收到我寄给你的生日卡了吗？”
里昂说：“收到了，谢了！”
海青后背朝着前方，两个胳膊肘平趴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他笑着说：“不告诉我名字没关系的。我完全理解——里昂这小漂亮哥儿常常在街上勾搭无名少女。”
里昂笑嘻嘻地说：“你闭嘴。”
海青说：“真的真的，他勾搭成功了，就领到我那里去开房。”
我说：“那你可是间接地祸害少女。”
海青洪亮地笑起来。里昂看了我一眼，像是我很给他面子，这么开得起玩笑。海青的五官相当端正，脸形也不错。他和里昂一样，梳根马尾，只是他的马尾比小手指还细，因为他的头顶彻底秃光了。
“唉，她到底是谁？我正经问你啊！”海青对里昂说，“不是你女朋友吧？”
“女朋友怎么了？女朋友未来时。”里昂说。
海青马上转身回去，拍拍金发女郎的肩膀：“嘿，听见没有，里昂今晚是什么艳福——一个过去的女朋友，一个未来的女朋友！”
金发女郎从后视镜里看看我，温柔得很。她穿一件黑色的大毛衣，很可能是海青的，领口太大，使得她一个肩头露在了外面。她的金发不像其他美国女性那样闪着清洁的光亮，它像是有些起黏。她抿嘴朝我笑一下。里昂怎么舍得这么温柔美丽的小姑娘，让她落到侉头侉脑的海青手里去了？在她的目光离开我时，我突然捕捉到了什么——同情。仿佛她的潜语是：我受完了，现在轮上你了；又仿佛是：你要好好待他，你会好好待他吗……
里昂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飞快刷过窗口的灯火。对于我，他似乎是说得过去了，为我找到了这一夜的避难所，并且有海青七拉八扯地和每一个人说话，他也不必再尽职地和我对话。他和我之间有了种奇怪的距离。我很快发现他和所有人之间都有这个距离，这给了他一副挑剔的，抑或是大度的神态，局外地听着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不懂所有人在热络地交流什么，是什么使这些蠢话变得有趣，而他对一切热络的愚蠢都可以海涵。他就这样把海青、我、金发女郎之间的蠢话听进去，含着轻蔑的微笑，允许这些蠢话进行下去。
海青要照顾前后都有听众，因此音量放得很大。他说：“里昂你知道吗？王阿花找了个工作，上星期三去面试了。你知道工作是干什么的吗？就是在台灯罩上画工笔画。画一只灯罩十二块钱。不错吧？其实画一只要不了一小时。王阿花眼睛都画成斗鸡眼了，阿花，对吧？”他拍拍金发女郎的肩。
我这才明白过来，金发女郎的名字叫王阿花。
海青说：“怎么样？王阿花这名字棒吧？是里昂勾搭她前期为她起的。”他又说：“阿花，我沾你的光，今年冬天可以享受暖气了。唉，里昂，你上次出车祸的钱，什么时候保险公司才能赔给你？”
里昂一声不吭。
“你小子是不是已经把钱贪污了？告诉你，你不还我，我只好一直让王阿花画灯罩画下去。她毕业作品画不出来是你的罪过。阿花，你心里有数，谁是真正的吸血鬼。”
里昂说：“你们那儿有吃的没有？”
王阿花说有，海青说没有。俩人同时开口。然后海青说：“王阿花就这点没劲，除了实话，什么话都不会说。”
王阿花是个寡言的女孩，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都是笑笑。但从她的笑中你看得出她的同意和不同意都是多么肯定，多么执拗。
进了海青和王阿花的家，我发现它是个旧仓库，非常辽阔荒凉，天花板有两层楼那么高，窗子巨大，上面有无数块玻璃。一些玻璃碎了，被三合板取而代之，没碎的玻璃全成了铅色。
里昂的手忽然捏了一下我的手，对我耳语：“别露出你的恐惧。”
我对他笑笑，他也对我笑笑。在凯迪拉克车厢里，我和他中断了对话，而对话之下的却都在进行。了解在持续的无言下飞快成熟，此刻我们相视一笑，已熟得令人怦然心动。
海青和王阿花进门之后就飞快消失了。里昂把我领到一个空荡荡的场地，一个电炉在赤裸的水泥地面上，上面坐了口不锈钢大锅。整个空间的宽阔把原本不小的物件弄得不成比例。我和里昂都显得不成比例的小。我环视周围，看见一台冰箱、一张餐桌和四把形状各异、新旧有别的椅子不着边际地搁置在空旷中。里昂招呼我坐下，交代说那把白色椅子比较牢靠，也比较舒适。他像主人一样走向冰箱，拉开门，眼睛在里面搜寻。冰箱没有启动，里昂告诉我它即便启动也不会比这房子本身的温度低多少。他在昏暗的冰箱里捣鼓了一阵，找到两捆芦笋。他走到远远的角落，消失在一块布门帘后面。我发现在这房子内，从一处到另一处必须步行颇长的距离。从冰箱到电炉至少得步行二十秒钟，而从我所坐的椅子到角落的布帘，就不能迈方步了，就得像里昂刚才那样小跑。此时从布帘后面传出哗哗的水声，声音在光秃的墙壁与地面上飞溅，回音十分喧哗。
里昂手捧着洗过的芦笋从布帘后面复出，告诉我可以进入帘内去方便。
我步行了颇长时间，才到达这个“写意”的卫生间，发现只有一个水泥砌的方形水池，和国内的公用水池近似。水池上方有个粗大的水龙头。大概在三十年代这仓库刚建成时它就在这里了。我研究着水池的多用性，判断是：只有攀到它的一掌宽的池沿上，两只脚各踩住长方形的一条边，面朝池内蹲下——一个多么不雅的、杂技般的姿势。
这时里昂遥远地指教着我：“手抓住水龙头，抓稳了再蹲下。没错，姿势很难看，不过谁也看不见你！”
我按他教的进行每一个招式，完成了动作，放出碗口粗的水流，冲洗了水池，下水道发出低回深沉的声响，如同消化力极其强大的肠道。我系着裤子，一面任水龙头宣泄。我想，清洗食物和排泄之间，只隔着这股水流。正如流浪汉们和海青、王阿花之间，仅是墙外野营和墙内野营的区别。
我对着水池上方一面镜子理头发，隔着布帘大声问里昂：洗澡也是这里吗？
里昂大声回答：“对呀。所以海青和王阿花从来不感冒。”
我走出“洗手间”，说：“冬天怎么办？也洗这么冷的水？”
“很多阔人不是自找的洗冷水澡吗？在阔佬那儿，什么自作自受都是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