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笑嘻嘻请我们下车时，阿书仍感到一阵可怕的瘫痪。他的脸在餐馆霓虹灯的映射中，显得神气十足。他说：“这下明白了吧？上陌生人的车，是很难下车的！”
点菜时，我发现阿书开始报复。她点了三道二十五块以上的海鲜。表情全无，一派杀人不眨眼的从容。
我说：“哎，行啦，吃不完的。”
阿书立刻打断我：“谁说你了？我吃得完。”然后改用中文说：“这小子把我吓得半疯，你知道吗，恐惧特消耗人的体力！”
他笑着看着阿书，又来看我，劝我说：“随她去，我反正没带那么多钱。”
阿书食指向他一指：“用信用卡。”
他还是笑眯眯的：“我在国外工作了很多年，信用卡没及时付账，信用公司现在都歧视我，只给我很低的信用限额。我这月已经超额啦。”
“就是说吃不起海鲜了？！”阿书恶狠狠地瞪着他。“我没估计错吧？”她看着他对我说，“这是个穷小子，还抠门儿。”她拍拍菜单责问道：“那我们吃得起什么？！”
“吃得起‘饱’。”他说。
我草草点了五块九角九的“天使头发”，配番茄浇汁，然后就把菜单合上了。他在认真地读菜单，面孔都被严严实实罩住了。
阿书拍拍我胳膊，拇指向菜单后面的他一指：“怎么样？我说中了吧？我就知道他没什么油水，比道格拉斯还不如。看见没有，他看菜单是从右边往左边看。”
他这时从菜单后面露出面孔：“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我看见阿书的脸先是一红，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见了我脸色的变化。
“啊呀！”阿书用巴掌捂住半张开的嘴。
他无所谓地说：“没关系，你又没说错——我是挺穷的。美国外交官，也就比邮差阔那么一点儿。”
他看着大败给他的阿书，哈哈直乐。我庆幸除了和阿书琢磨用皮靴干掉他，还没讲他太多坏话。我发现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乐。阿书的下场很可乐，但我主要是想让他明白，我是他恶作剧的好观众。
后来安德烈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书，她给了他很大、很关键的一个机会，让他把自己逗乐的天分、语言的天分展示给了我。
“你看，我已经重复五遍了。”我向特务福茨偏着脸张开两个巴掌，“我只记得我和戴维斯是在地铁站相识的。”
我不愿把阿书扯进来。
理查·福茨送我出来时，已近中午。
我走出杰克逊街×××号的时候，天色铅灰，胀鼓鼓地憋足一场大雪。天气很暖，不怀好意的暖，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几天。人群像是从大卫·帕克画中走出来的，匆匆的各种皮靴上渗着灰白盐渍，半个秋天一个冬天，他们的靴子就这样被化雪的盐饱饱地浸泡、腌渍，成了城市中最难看的一个画面。
从办公楼里出来抽烟的男人和女人们，缩着脖子站在角落里，每吸一大口烟，脖子便缩得紧些。他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多么难看，但我感到，被他们看到眼里的一切，一定更加难看。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是这丑恶景象中的一个细节，因而他们阔大无边的厌恶包括了我。我也是他们广漠的痛苦、无奈、无趣的诱因之一，在他们冷漠呆滞的灰色、蓝色、棕色眼睛里，我要对这么难看的街景负一定责任。正如九十岁的贵妇米莉认为，大多数潜入美国的移民要对日益粗俗的民风、市容负责。
邂逅安德烈的当晚十点，我正给米莉喂芒果布丁，电话铃响了。米莉手里握着电视遥控器，一听电话铃就立刻摁哑了电视。老贵妇最爱做的事就是接电话，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儿子的电话。一接电话她头颅的摇颤幅度就会加大许多。我替她端着话筒，她嘴巴够着送话器，以假嗓子说了声哈罗。米莉只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岁那年再次度过一次变声期，真嗓子在那个时期失去了。她摇头摇得轻了，对我说：“是找你的，宝贝儿。”刚才那阵激动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摇得满脸都是。老贵妇向我使了个眼风说：“嗨，是个迷人的男中音。”
我已经猜到是谁。我对着电话那头的他说：“很意外这么晚接到你的电话，戴维斯先生。”老贵妇米莉看着哑巴电视看得很出神。我仔细地把英文讲正确，讲得懂礼貌有教养。米莉不喜欢我在她面前讲她不懂的语言。
“我见过你。”戴维斯先生说，“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见过我这么个人？那时我瘦些？”他讲着流畅的中文，“一年前的圣诞节，在北京，很大一个圣诞晚会？一个穿绿色羽绒服的姑娘，戴一条灰色男式围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里，才脱下……”
我不时抱歉地笑几声。我的确有一件羽绒服，绿得像邮筒。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晚会了。晚会突然在那个冬天变得很盛行，晚会上总有些美国人或欧洲人。我不愿让他失望，便说：“噢，想起来了！那时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却说：“把那事忘掉。”
我说：“把什么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见过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发生的地点：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国句法，变得难懂起来。他一个劲儿叫我忘掉我本来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应了他。我说：“好的，忘掉它。”
他又说：“那件事在北京没发生过——如果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
“哪件事没发生过？”
“就是在北京的圣诞晚会。那个晚会从来不存在。”
“好的。可是为什么？我其实……”
“请讲中文。”他说，声音听上去非常正式。
我只要改说中文，米莉就会马上摁遥控器，电视上的人物们便迅即恢复了声音。我看她一眼，她在赌我的气，正一点儿一点儿提升电视的音量。
我说：“别担心，我一定忘掉那个晚会。”
“别问为什么。”
“好的，我不问为什么。”
“谢谢你。我打电话就是为了得到你这个承诺。但这个电话你也从来没接到过，明白吗？”
这时米莉已不去看电视，而是不可按捺地看着我。这个一向很乖的中国侍女今天居然当着她的面讲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话。她摇头摇得极轻极轻，这轻微的摇颤使米莉恢复了她原有的尊贵和傲慢。我赶紧转回到英文上来。
安德烈说：“那好，就不多打扰了。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跟你打交道真不费事。你大概是个不费事的女人。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类女人你认为不费事？”
“就是很难碰到的那类。”
他的中文词汇被英文思路、英文语法串成句子，听来有陌生的趣味。我们用对方的母语交谈，不断出现的意外理解和误解使我深受吸引。
挂上电话后，米莉摇颤着头盯着我。十七岁出嫁、三十岁守寡的贵夫人米莉看不起现代人的生活。她尽量远离现代生活，以一种高姿态去看盛在电视机玻璃橱窗里的现代生活。她整天都对我们这些男男女女在轻轻摇头，把我们的感情方式、穿着方式、语言风格一一否定。她整天就这样不可思议、不屑一顾地轻微摇头，在她了解安德烈之前就早早否定了我和他交往的前程。了解不了解都没关系，反正她反对。但米莉的反对是高贵而傲慢的，她傲慢得连介入都懒得。她见我穿了条牛仔裤去见安德烈，脱口叫起来：“你就这样去和他吃午饭？！”我问怎么了。她微翘着下巴轻轻摇头，叫我快去快去。似乎她不屑于对我们的一切过问、插嘴、评点，甚至不屑于她自己的不屑于。每次约会回来，她用甜美的假声说：“我说他不会带束花给你的。”或者说：“我就猜到他不会送你香水。”或者说：“我料定他不会请你看芭蕾。”有回我见一个花铺正大减价，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束花插在米莉床头。米莉带着微微的恶心朝花摇一阵头，说：“你看，我告诉你他只会买这种杂花——这种七拼八凑的杂花。你们这些人里没人懂得该怎样送花：什么人送什么花，什么花代表什么，统统乱七八糟。这样乱七八糟，当然什么都可以被忘掉。”我问：“你指什么被忘掉？”她说：“不是上次你们在谈论‘忘掉’吗？”我大吃一惊：九十岁的米莉竟有这样好的记忆力。
我承诺“一定忘掉”之后，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个电话。
这时我突然站住，回头去看杰克逊街×××号那幢庞然大楼。我是怎样被它吸进，又怎样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体积与力量上的可笑悬殊。从它那一个个雪亮的窗口收回视线，芝加哥更暗了。雪就要来了，我可不能误课。
站在角落里抽烟的人们视而不见地任凭无数双脚溅起细小的一蓬蓬泥浆走过去、走过来。我这双两块钱买来的旧靴子亦混迹其中。抽烟的人们的心情被难看的街景弄得坏透了。他们在痛苦地想，该拿这心情怎么办，拿这难看的芝加哥怎么办，拿我这个入侵的另类怎么办。他们吸一大口烟，再吐出来，和着午餐的洋葱、大蒜气味吐出来，同时任其自然地恶毒，任其自然地绝望和痛苦。我瞟着大楼阴影中一张张忍受着我的面孔，全靠他们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
大楼阴影中的一张张面孔看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异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审讯更剧烈的恐惧。
我一边切菜一边对着电话复述审讯的过程。安德烈最初的惊讶渐渐缓解，他开始以一种被逗坏了的口气插一两句话，或像拉拉队那样叫喊一两声。再听下去，他实在觉得这事太可乐了——我居然坐进了八平方米的审讯室，居然一本正经给审了一小时。他等我说完，便放开音量大笑起来，我等着他笑。
我发现自己很不高兴他这副态度。我说：“安德烈，有关我的事，你到底摊了多少底牌？”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就那些，你曾是军人、少校，父亲是老革命，就那些。”他话音带着笑的余波。
他的意思我明白，电话里仅仅重复他和我的“供词”。两个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张“安全核审表”。他在电话上再三叫我别紧张，它不过是外交官员的例行核审。但我听得出，他紧张极了，一句中文里有三个单词是英文。他一紧张中文词汇量就立刻缩小。“安全核审表”和美国海关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绝大部分试卷相同，每项提问有三个选择。因此不论多细致多复杂的问题只能有三种“是否”。表格上有这样一项提问：你接触了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女性；你和这位女性发生了①临时的性关系；②较长期的性关系；③趋向婚姻的正式罗曼史。安德烈在第三选择上打了钩。于是，他和我之间进行着的这桩事便是正式罗曼史。他告诉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这种三项选择式问答有多万恶。你不得不粗略简陋，你不得不摒弃最贴切最精确的。假如那表格上有④生死攸关的壮烈爱情；⑤为其愿放弃一切的爱情；⑥在国家和爱情之间只能择一而终的爱情；⑦为其不计后果，以致导致自我毁灭的爱情……安德烈滔滔不绝地将三项基本选择之外的选择一一排列。他告诉我，如果拟这些选择的是他自己，他的对钩会更准确。他满口打趣，但我听出他在面对表格时，心情沉重而悲壮。他在这样的壮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间他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也不接我的电话。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枫林中踱步了一小时，回到公寓，打了电话给航空公司，用他信用卡上仅剩的额度，买了张一千四百元的机票。
他从机场乘地铁到我打工的餐馆时，我还有五分钟就要下班。我见他两颊潮红，眼睛比平常更大，便知道他严重地缺觉，并有同我长谈的紧急需要。
我笑笑说：“你在飞机上刮的胡子？”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没给我打电话的三天里没睡觉，所以你不必以刮胡子来开始新的一天。”他笑笑。
我们在一家酒吧坐下时，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半了。这是一家关门最晚的酒吧，打烊时间是凌晨三点。安德烈付了一笔疯狂的小费，要一个老酒保打电话雇计程车。计程车上，他一直攥紧我的手，不断地吻我。他要乘早晨六点的班机回华盛顿上班。空荡荡的候机大厅里，只有他和我俩人。他替我脱下外套，请我坐下。他的姿态、手势、神情都非常正式。坐定后，他从他仅有的行李里取出那份“外交官员安全核审表”。他表情正式地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我问他对不起我什么。他说他不得不用手遮住表格的其他内容。我这才注意到，他的两只极大的手捂住大半张纸，以免在我这里泄露了他国家的秘密。
我笑笑，说：“我对你的国家的秘密完全无所谓，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我都得保密。”
“可我讨厌秘密。”
“你讨厌也好，不讨厌也好，都不关你的事。我得遵守我的誓言。”
“好吧，你遵守吧！”
“对不起。”
“别对不起呀。”
“谢谢你的理解。”
“别客气。”
我看见纸上仅有的两英寸空间中，那三项仅有的选择：①打算中断此关系；②打算将此关系转化为非正式的一般同居关系；③打算将此关系发展成为婚姻。我们都沉默着，他慢慢从西装内兜抽出一支派克圆珠笔。
他看着我，眼睛很大很大。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此刻很空白很空白。一个选择花掉他一千四百块，花去他在信用公司的最后的信用，他开始落笔了。他连夜飞到芝加哥就是要我看他这个简单的笔触：先向下摁去，再向上一提。一个钩打在第三选择上：“打算将此关系发展成为婚姻”。
飞机起飞前，他将表格放回公文包，然后向机舱走去。在他半个身体已进入甬道时，他回身向我挥挥手，面部表情是烈士的，充满决然。我也向他抬抬手。他抿嘴一笑。我使了使劲儿，却没笑出来。我突然发现他那身深灰色西装看起来非常昂贵。他稳稳地向甬道深处走去，深灰西装合体极了，一派高档的朴素使安德烈很神气、很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