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学堂，当时实行“新法教育”，除教经书外，还教授西方“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学科。毛泽东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学习很有长进，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喜欢。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全校有名。当初毛泽东投考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在试题《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受到校长李元甫的赞赏，说：“我们学堂里出了一名建国才！”
东山高等小学堂坐落在湘乡县城南郊三四里的东台山下。东台山古木参天，风景秀丽。整洁的校园围着一道圆形的高墙，前后各有两道黑漆大门。围墙外面紧紧环绕着一个七八丈宽的圆池，一道装有石栏杆的石桥，把校园和外面的世界连结起来。黄昏时分，圆锥形的东台山和白色的七层宝塔，倒映在圆池里。一连几天，新来的毛泽东和几个小同学站在石桥上，靠着石栏杆，望着桥下的水，望着水中自由地游来游去的鱼，望着操场上打秋千、跨木马，欢蹦乱跳的同学，心中不禁暗暗赞叹：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私塾的新地方！他决心要在这优美的环境里，学到更多救国救民的新知识。
东山高等小学堂确是戊戌以前最早兴办起来的新式学堂之一。旧式私塾只是教授经书之类，东山学堂虽然也教经书，却主要是实行“新法教育”，讲授当时作为新学内容的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这就大大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校长李元甫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常在早晚点名的时候，向学生讲一些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欺压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听了，常常愤愤不平，也更加为祖国的命运而忧虑。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期间，毛泽东经常到学堂的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了解到中国古代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等的事迹，对他们表示仰慕。他从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里，读到了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对他们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他曾对同学萧子澳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那么，救国的方法是什么？毛泽东思想上却很迷茫。这时，他从表兄那里得到关于康有为维新运动的两种书刊，其中一本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康梁的变法理论和主张，使毛泽东激动不已。他把这两种书刊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似乎从康有为、梁启超那里寻找到了救国的方案，开始崇拜起曾是维新志士的康梁。崇拜康梁，成为毛泽东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和阶梯。
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是甲午战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
面对着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首先觉醒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上层知识分子。康有为清醒地指出：“吾中国四万万人口，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奇惨大祸，真有不能言者也。”他大声疾呼：“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1895年5月2日，他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士上书清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5月29日，他又上书清帝，阐述中国必须尽快变法的道理和步骤，提出了自强雪耻四策：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继之，各种以救亡为主旨的学堂、学会、报刊在各地纷纷创立。为了给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理论根据，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期间，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明确断言自西汉末年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所尊崇的经典——古文经是“伪经”，从而在思想界刮起了一阵大飓风，掀翻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具有极大的思想解放的意义。同时，康有为还把孔子宣传成变法的祖师，并力图阐释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以证明他的变法理论是合乎“古训”的。这样，康有为高擎着“至圣先师”、“托古改制”的大旗，向着封建统治阶级开战了。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从1890年起从学于康有为，协助康进行变法理论的著述和编校工作。189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参与了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运动。8月，参加康有为等人创立的强学会，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他为重要撰稿人，成为康的得力助手，时人合称“康梁”。1897年，梁启超任长沙著名的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讲求新学，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仍于1902年2月创刊《新民丛报》，积极介绍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鼓吹民权，批判封建专制制度。
毛泽东读过的那本《新民丛报》，留下了他的一些批注。在第4号《新民说》“论国家思想”第三段末，毛泽东批道：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个批注，表明了毛泽东对立宪与专制两种制度的理解，其思想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当然，毛泽东此时并不反对帝制，而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革罢了。
关于康梁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学者汪澍白、张慎恒将其突出各点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是主变哲学。变化的观念是康梁哲学思想中比较宝贵而有生气的部分。康有为认为“穷则变，变则通”；“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这是对两千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大胆否定。梁启超则发挥了康有为的主变哲学，主张创新，反对作古人之奴隶。这些思想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同时，康梁改良主义的“渐进”的变化观，也使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主张温和的改良运动。
汪、张二先生指出的第二点是大同世界的理想。的确，康有为不仅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而且是近代继洪秀全后又一个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所著的《大同书》，在世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都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康有为关于理想社会的描写，关于废除私有制，建立社会公有制，关于人人平等，劳动光荣，关于公养、公恤与公教等等思想，是他大同思想中极为光彩的部分，是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反映。据此，汪、张二先生认为，《大同书》对毛泽东有着深远的影响。应该说，从毛泽东五四前后的思想和实践来看，毛泽东是把大同理想作为奋斗目标的。
尤其是儒家的“修齐治平”和《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观，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之世，成为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具体目标，成为应该崇奉的“大道”；
其三是精神革命与“变化民质”的思想。梁启超认为挽救中国的出路在于改变人心道德，培养“新民”。
其四是康梁笔法。康梁执晚清文坛牛耳，文风上多为平易畅达，反对桐城派古文风，以求经世致用。
的确，康梁的思想启蒙，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环节。它开辟了一条使毛泽东由初步接受思想启蒙教育而走向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通道。
东山高等小学堂给了毛泽东新的知识。但是，它仍然远远满足不了毛泽东求知的强烈渴望和远大抱负。他要寻求更多救国救民的真理。当他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登到东台山顶的时候，只见七级宝塔，高耸入云，极目远眺，万里河山，茫茫苍苍。他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这东山仍然是偏居一隅，仍然显得闭塞。毛泽东决心冲出乡关，到长沙去！因为长沙是大城市，那里有更多的学校，更多的人，那里还有抚台衙门，那里一定是绝然不同于东山的大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