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5日夜，患胃溃疡病的陈独秀，正躺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居室的病榻上呻吟不已。因托派内部出卖，一批国民党特务荷枪实弹冲上楼去，踢开门，大声吼道：
“不许动！陈先生被捕了！”
54岁的陈独秀，虽然病魔缠身，但脸庞清癯，蓄着微髭，头发微白，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地穿上淡蓝色的哔叽长袍，戴上黄色呢帽，像欲出门探亲访友似地在房内踱了几步后，带着浓郁的安庆乡音，对正在翻箱倒柜的特务说道：
“走吧，先生们，我这里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可翻的，快些回去向蒋先生领赏去吧！”
特务把他押上了囚车。到了租界巡捕房，陈独秀看见先行被捕的彭述之等人时，幽默地说道：
“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先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
名为公共租界的法庭，早与国民党暗中勾结，对陈、彭等人轻描淡写地审问几句，便把全案人犯引渡给了上海市警察局，关押在侦缉队。那时的上海，提起这个侦缉队，令人毛骨悚然，它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的龙华警备司令部一样，是臭名昭著杀人不眨眼的鬼门关，只要落入魔掌，十分八九难以生还。侦缉队长慕陈独秀的大名，拿出纸墨请陈独秀写几个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执笔一挥，写了“还我山河”和“先天下忧”两个横幅。那个侦缉队长估计，陈独秀的生命不会太长了，将来这几个字便是墨宝，价值连城。而陈独秀却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胸怀，表现了浩然之气。
同年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电令上海市政府将陈独秀等人谨慎押送南京。是日夜晚，上海车站戒备森严，陈独秀等被押上京沪车上，关在一专列车厢内严加看守。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向南京方向急驰而去。在车厢内，彭述之等人心情沉重，此去南京凶多吉少，只怕性命难保，怎么也不能入睡。然而，陈独秀伴随着火车有节奏的“轰隆轰隆”声，“酣睡达旦，若平居无若然”，火车到达南京下关，当押解特务把他叫醒时，他还慢慢地伸伸手，松松筋骨，打着哈欠。滔天大祸生死关头逼在眼前，他仍从容不迫，泰然处之，这“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境界，一时传为佳话。
押解南京后，陈独秀被关在老虎桥监狱一个单独的小院子里，开始了他那漫长的5年监狱生活。这座高墙、铁门、电网森严的监狱，始建于清朝末年，以关押政治犯为主，规模并不大，占地约两英亩左右。这座被标榜为“江南模范监狱”。因其位于“谈虎色变”的老虎桥北侧，似乎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毛骨悚然的色彩，故俗称为“老虎桥监狱”。
一天，一位身材不高，梳着蓬松短发，脸庞浑圆，年轻貌美的女子，胆怯怯地来到监狱门前，操着上海——南通口音，轻声地对看守说：
“老总，我要探望陈独秀先生，请你通报一下！”
看守见这位满面含羞的女子，以为是陈独秀的女儿，于是便自然地问道：
“你是陈先生的女儿吗？”
这一问，顿时使这位少女脸色羞红，腼腆起来，只是摇头不语，而且低下头尴尬地看自己在地面上划杠杠的脚尖。
“监狱规定，凡来探监者首先要通报姓名，以及和犯人的关系”。看守解释说。
“我姓潘，名叫兰珍，是从上海特地来看陈先生的，至于我和他的关系嘛……你向陈先生一通报，他就知道了。”这位女子，既羞羞答答，又十分尴尬，几乎从牙缝里挤出这些话。
看守见她这副神色和羞涩的样子，心中也略有几分明白，于是，跑进小院向陈独秀通报去了……
这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陈独秀1930年落难时，与其同居的第四位妻子——潘兰珍。
潘兰珍，又名潘若兰，或潘运仙，生于1913年左右，江苏南通人。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
4岁那年夏天，紧靠长江下游北岸的南通，一场来势凶猛异常的台风和暴雨，把庄稼、房屋、牲畜……一切东西都尽裹于其中。风过去了，雨停了，却落下一片汪洋……灾难降临，人们携儿带女，背井离乡，纷纷外出逃荒活命。潘兰珍的父亲，母亲含着泪水，抱着她，随着逃荒大军来到了举目无亲的上海滩。
上海滩被洋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在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上海滩，哪有穷人活命立足之地？兰珍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拿锄头之外，什么手艺也没有，先是背着兰珍流落街头，忍饥挨饿，过着乞讨的生活，兰珍往往饿得哭喊不停，为了一家人活命，她父亲不得不在外滩码头上给上下轮船的旅客挑东西，凭着苦力挣几个力气钱，然而，大部分还得给流氓工头作“地头赏”，这样所剩下也就无几了，有时还得忍受流氓工头们的打骂，但他别无选择，只得默默地忍受着，后在别人的介绍下，她父亲进了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仓库当装卸工，拼命卖着苦力，但仍然不能维持生活，于是，兰珍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她拣破烂，拾煤渣。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饥寒交迫中，兰珍一天一天长大，一天比一天懂事，吃苦耐劳，手脚勤快，待她七八岁时，就跟着穷伙伴们去拣破烂，洗衣烧饭，样样能干，很讨父母喜欢。兰珍豆蔻年华时，她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和妹妹，家中本来难以维持的生活就更为难了，实在难熬。懂事的兰珍为减轻家庭的负担，暗暗地托人想找工作，然而谈何容易？上海滩满目皆是饥肠辘辘的穷人，哪有她这个女孩子做的事。这时，洋人厂里有门路的南通帮“带工”老板，来到了贫民区，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儿女饿死的同乡，将自己的亲骨肉交给“带工”的，“招进”洋人的工厂。就这样，潘兰珍同千千万万包身工一样进了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
童工工价低廉，每天做工十几个小时，苦不堪言，吃的是猪狗食，拳打、棍棒在所难免，小小年纪的潘兰珍饱尝了人间苦楚。尽管如此，毕竟有了个暂时可以活命的饭碗，总比流落街头好些，小大人似的潘兰珍很知足。十三四岁的兰珍，由于劳累过度，使得她长得很矮小，四肢像芦柴棒一样的瘦，面容憔悴，可是她还得在那洋人工厂里支撑着，每月总算能挣几个钱交给父母，多少能减轻点压在父母肩上的担子。后来，她的父母为求生到浦东去了，她就独居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
这时，她已成了一个十七八岁漂亮的大姑娘了，发育使她丰满起来，圆圆的脸上泛着几丝红晕，一双眸子闪着秋波，梳着入时的短发，亭亭玉立，尽管没有什么衣着，但也有些摩登起来。然而，这漂亮又给她带来不幸和灾难。一些工头和不三不四的家伙，见了她如同色狼欲吞噬她，经常纠缠，尤其是做夜班，更使得她无处躲藏，只得在屈辱中忍受着。一个流氓工头，表面上对她挺关心，佯装大骂那些欺凌她的流氓，其实也是一个口蜜腹剑的家伙，经常夜间闯入她的住处，威胁她、强迫她嫁给他。潘兰珍不同意，上班时则找她的茬子，甚至打骂体罚，被迫无奈，潘兰珍与这个流氓同居，受尽了虐待。同居后，生了一个孩子，都未能养活。后来这个流氓为了遗弃她，就变本加厉地对她施以虐待，动辄非打即骂，她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甚至遍体鳞伤，精神上受到莫大的刺激。在忍无可忍中，她也变得刚强起来，与那个流氓一刀两断，不再来往，顽强地生活在艰辛的日子里。
谈起潘兰珍与陈独秀的结合，也有一段故事。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受到党内批判和撤销总书记职务后，显得一蹶不振。为避开国民党悬赏3万缉拿他而布下的天罗地网，他于1930的冬隐姓埋名，在永兴里潘兰珍居住的那一幢房子的前楼隐居下来。
一天，他胃病突然发作，身觉不适，饮食不思，因无人照料，又不敢去医院就诊，只得穿着破旧长袍，头戴呢帽，围着一条大围巾，匆匆忙忙地返回，但又怕有人盯梢，走走停停，心神无定，总觉得特务跟他形影不离。慌忙间，被小路上一条枯树枝绊了一下，“哎呀”一声，摔倒在地，昏了进去……
无巧不成书。这时，一位剪着短发，穿着素雅而剪裁得体的冬装的年轻女工，下班正好路过，发现了一位胡子拉碴、脸色苍白的老者昏倒在地。这位善良的女工，急忙弯腰扶这位老者，一见是刚搬来的隔壁邻居，他嘴里不停地喷吐着白沫。这位女工不禁想起前几天曾与他争吵时，他还挺神气的，今天怎么昏倒在地呢？
那天，她下夜班回家，累得倒头便睡。睡得正香时，突然隔壁楼上响起一阵又一阵咣咣啷啷的声音，把她吵醒，她气愤地大声道：
“啥人这个样子缺德，阿拉做夜班，侬发神经啦！”
楼上人不仅不理睬，反而敲得更响，她气愤至极，穿起衣裳，飞快跳到隔壁楼上，抡起拳头，使劲地敲门，喊道：
“开门！开门！把人吵煞了！”
敲了好一会，随着一声门开，伸出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厉声问道：
“敲什么，你发疯了？”潘兰珍一见是隔壁的新邻居，胡子拉碴，一双血红的眼睛，是个十足的瘪三样子。
“先生，阿拉做夜班，侬弄出的声音太响，把阿拉吵醒了，请侬声音小点，好吗？”潘兰珍哀求道。
“你听着，这房子是我花钱租的，我在房子里干什么事，你管不着。你怕声音，可以搬到别处去住嘛！”
说着，这位先生就“哐啷”关上门，气得潘兰珍脸色铁青……
想到这里，她真想走开，不管他死活，然而她又想到救人要紧，吵嘴是件小事，邻居相处哪有那么好，于是，她亲切地呼唤道：
“先生，侬摔得怎样？快起来，阿拉扶侬回家！”
任凭她怎么呼唤，陈独秀仍无一声应答。她急了，救人如救火，忙背起陈独秀往自己家里吃力地走去。到了家中，将他平息地放在床上，她又火速花钱请来大夫。
大夫一针强心剂注入陈独秀的肌体。
片刻间，陈独秀醒过来，眼前出现的竟是前几天与之吵嘴的那位姑娘，正在用汤匙慢慢地给他喂药。陈独秀感动不已：
“姑娘，太谢谢你了！那天我真……”
“先生，不用谢。那天阿拉的态度也不好。好了，不说这些，大家都是隔壁邻居。”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阿拉叫潘兰珍，在英美烟草公司做工。”潘兰珍温柔地说。停了会，又问陈独秀：
“先生，请问侬尊姓？”
“我姓王，你就叫我王先生好了。”
“噢，王先生，阿拉屋里很穷，幼年从苏北跟着父母逃荒来上海的。阿拉没有进过学堂，很想读书，也喜欢文学。”
“那好，我会教书，会写文章，我愿意帮助你。”
“先生，阿拉没钞票，哪里请得起侬这位先生。”
“兰珍，你是我的恩人，我教你读书，就算我报答你救命之恩。”
“先生，不能这样说，这点小事，无论啥人见了，都会救的，啥人能见死不救？”
“好！我们就定下师生关系，你每天下班回来，我就教你读书、识字。”
“阿拉帮侬买菜、洗衣、烧饭，家务事阿拉包了。”
……
从此，他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吃喝在一起，老少朝夕相伴，感情日渐亲热。陈独秀在潘兰珍的精心护理下，渐渐恢复了健康，精神也平静多了。陈独秀也像父亲那样疼爱和关心潘兰珍，手把手教她写字，教她念书读文章，教她画画，教她唱歌。潘兰珍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长进很快，很得陈独秀的喜欢。有时，陈独秀还同潘兰珍开玩笑说：
“兰珍，假如你将来当了文学家，你一定要把你救我一条老命的事写进去，要读者流出感动的热泪来。”
“先生，侬真会开玩笑，阿拉哪能成为文学家？即使菩萨保佑阿拉成了文学家，阿拉首先要写侬这位有大学问、待人好、乐意教人的好先生，也要读者读了再读，四处来拜侬做先生。”说着，师生俩不禁对笑起来。
人非草木，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感情这个“怪物”无孔不入地渗透，起初那纯朴的师生关系，也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30年腊月的一个夜晚。上海滩北风呼叫，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下夜班的潘兰珍，踏着积雪，冒着凛冽的寒风，直奔永兴里……
一踏上里弄雪路，远远望见陈独秀房间里灯还亮着，她想，深更半夜了，冰天雪地，老师一定还在写文章，他身体不好，还是叫他尽快熄灯睡觉。于是，她未进家门，脚就不由自主地朝陈独秀房里走去，边“咚咚”敲门，边心疼地喊道：
“先生，外面下着大雪，快半夜一点了，侬还不睡觉！”
“兰珍，快进来，我等着你哩！”陈独秀边答边将门打开。这时，出现在潘兰珍眼前的先生，令她大吃一惊：
陈独秀身穿一套毛料西服，系着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梳理整齐，油光闪亮，腮帮胡子刮得精光，鼻梁上架着一副黄褐色的眼镜，显得潇洒，很有学者的派头，与先前见到的先生判若两人。
潘兰珍上下仔细地打量着陈独秀，不禁高兴地问道：
“先生，侬今天啥事体这样高兴，有啥喜事，打扮得这样漂亮，挺有气派！其实，先生侬并不老，你那胡子拉碴的样子，是侬故意装的吧？”
陈独秀听了，把手一让，笑着说：
“兰珍，你到里边看。”
潘兰珍走进房里一看，又惊异了：
一张方桌上，摆满了红烧鱼、狮子头、油炸排骨、炒鸡蛋……潘兰珍爱吃的香味四溢的菜肴。她不解地问道：
“先生，侬做这许多好吃的菜，做啥么子？有客人来？”
“兰珍，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忘了？你父母不在，我特地为你做了你喜欢吃的几样菜，还有生日蛋糕，祝你生日快乐！”陈独秀像长辈似地对她说。
这时，含情脉脉的潘兰珍，她那禁锢的情感闸门一下被叩开了，在人生中，她第一次被异性特殊关怀，女人特有的柔情似潮水袭来，不禁叫道：
“先生……”，一下扑到陈独秀的怀中，泪如雨下……
室外，北风夹着雪花在呼呼地吹着，而室内却是一个温暖柔情的世界，师生对饮情意绵绵，激情似火……潘兰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生长到如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甜蜜，她一次又一次地瞅着陈独秀清瘦的面孔，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微笑和那西装革履的儒雅派头，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她越瞅，越从心底升腾起对陈独秀爱的火花，此时，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于是情急智生，含着少女独有的羞涩，大胆地带着试探的口气说：
“先生，侬人真好，又有派头，侬身体不好，我看要有个身边的人照顾才好，阿拉替侬物色一个怎么样，包侬满意。”
陈独秀听了潘兰珍从那肺腑里迸出的一席话，觉得好笑，说道：
“兰珍，你年纪轻轻的，心眼却不少，你真会开玩笑。如今先生老了，谁愿意嫁给我这身无分文的穷鬼呢？再说，现在有你这样好的学生的关心，比什么人都好，我的身体好多了。”
停了会，陈独秀立起，在房间里来回边踱步，边轻声对潘兰珍劝说道：
“兰珍，谢谢你的好意。现已深更半夜了，赶快回去睡觉，叫别人看见了，会说闲话……”
潘兰珍在陈独秀的多次劝说下，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冷冰冰的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