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王惟一正在为这事发愁，愁得在书房里走来走去，忽然，他的目光触到茶几上的花瓶，那花瓶上绘了许多小人头。他的心砰然一亮，能不能做个立体的人体模型来表示穴位呢？
他把自己的想法跟他的学生们一说，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于是，王惟一赶到一家铸造厂，想请那里的师傅们帮助他铸造出一个铜结构的人体模型。
一位师傅听了他的要求，说道：“嘿呀，那铸出来的人该有多重哪！谁能搬得动？”
王惟一想想也是，那么重的铜人谁能搬得动？再说，这得要多少铜呀。他犯难了。这时，他的脑海里不知为什么又冒出那只花瓶，心想：花瓶不是空心的吗？为什么不能铸个空心铜人呢？王惟一把自己的想法跟师傅们一说，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点子。对，就这么办吧。
师傅们开始铸造了，王惟一忽然又有了一个主意，他走上前，对师傅们说：“既然把铜人铸成空心的，那么，再给它配上五脏六腑，不就跟真的人一样了吗？”师傅们听了，连声称赞：“好主意，好主意！”
经过铸造师傅们的努力，王惟一设计的铜人铸造成功了。铜人身上有几百个小孔，一个小孔就是一个穴位，还注明了穴位的名称，位置都极其精确。
为了说明铜人的实用意义，王惟一还写了一部书，取名叫《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经过不断的实践，王惟一又想出一个好主意。他在整个铜人表面涂满了黄蜡，内部灌满了水。考试的时候，老师指定某个穴位，学生就用针去扎。如果扎准了，水马上就从针眼里渗出来，扎不准，水就不会渗出来。这确实是个训练和考核学生的好办法。
这个铜人，就成了中国最早的医学教学模型，曾为中国古代的针灸学做出了巨大的项献。
当时，像这样的铜人一共造成了两具，一具放在当时的太医署供教学应用，还有一具放在皇宫里，被贵族们霸占了。
宋朝末年，金王朝把宋王朝打得大败，宋朝皇帝只好屈辱求和，愿意割地赔款。金朝的统治者指定要一具铜人作为赔偿。由此可见铜人在医学和艺术上，有多大的价值。
后来，这两具铜人一具下落不明，另一具到了清朝还保存在宫廷里。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中国，这具铜人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抢去了。
现在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的一具，是按照明代仿造的铜人复制的，与王惟一当时铸造的铜人已经有所不同了。
药王孙思邈的发明故事
唐太宗李世民得了重病，这可急煞了太医。太医们忙不迭地号脉，商量着开药方，一连几天忙下来，却像将药泼在石头上，不见一点儿疗效。太医们一个个胆战心惊，万岁爷的龙体治不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万一出了差错，脑袋就不在脖子上了。他们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可就是诊断不出万岁爷得的是什么病，连病都诊断不出，就这么胡乱折腾，万岁爷的病怎能治得好！
一天，太医们给皇上号了脉，退出寝宫在外间商量处方。他们一个个眉头紧锁，谁也不肯提个头，说出自己的意见来。谁都知道个中厉害，事情到了如今，谁第一个开口，别的人肯定附和，若是有了差错，一个个都把责任往第一个开口的人的身上推。这些太医们，医术确实不差，不过，如何在宫里混饭吃的本事也老到家了。
突然，一位太医将脑袋一拍，说：“陛下龙体欠佳，我们费尽了心思也束手无策，是不是请孙思邈来，给皇上诊治诊治？”他一开口，众人连忙点头称是。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唐太宗的恩准，唐太宗立即下诏，传民间名医孙思邈。
提起大名鼎鼎的孙思邈，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许多别人治不了的疑难杂症，他能手到病除。不过，他不愿呆在宫廷里侍奉皇上一家子，所以一直住在民间，为广大百姓治病。他的医术医德，是有口皆碑的。
皇上下了诏，孙思邈当然不能抗旨，立即随同使者赶往京城。见了太医，免不了向他们问问皇上的病情，太医们支支吾吾，谁也不肯多说一句。孙思邈知道他们的心思，鄙视地扫了他们一眼，随同太监进了寝宫。他仔仔细细给唐太宗号了脉，躬身退到外间，凝神沉思起来。太医们眼巴巴地望着他，只盼他早点儿开出药方，生怕他将两手一拱，说几句客套话，将这副重担仍然留给他们。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孙思邈紧皱的眉头舒展了，太医们提在喉咙口的心终于落了下去。只见他奋笔疾书，开出一张药方，太医们连忙接过去，吩咐太监立即抓药、煎药。
经过孙思邈的悉心诊治，李世民的病没过几天就痊愈了。唐太宗李世民想把他留下来，可孙思邈怎么也不肯，他不要荣华富贵，他要把自己的医术无私地奉献给广大人民。
李世民见实在留不住他，赐予他最高荣誉，封他为“药王”，让他回到了民间。
“药王”回到民间，名气就更大了。不要说名医们不敢跟他平起平坐，就是达官显宦也对他礼让三分。他给人看病，患者若是富豪，再多的“贽敬”他都“笑纳”患者若是穷苦百姓，他不仅不收诊费，连药也一起奉送，因此，百姓们对“药王”爷爷奉若神明。
一天，两个年轻人扶着一位腿疾患者前来就医。这位患者腿部疼痛难忍，先后请了好几位名医诊治，都没有疗效，后来听说“药王”爷爷能包治百病，就由两个儿子陪同来到了孙思邈这里。孙思邈先细心询问了病情，然后又给他切脉，认定这不是难治的病，决定双管齐下，一面给他服汤药，一面给他针灸。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经过几天的治疗，患者的腿痛不但没治愈，还有病情加重之势。患者失望了，孙思邈也陷入了沉思。他几经望、闻、问、切，断定自己当初的判断没错信。医治这种病以针灸为主，以汤药为辅，为什么这种疗法对其他的患者百试不爽，对他却丝毫不起作用？是扎针的穴位不准？不会，自己行医这么多年，这些常见的穴位都扎不准连自己也不相信；是汤药不对？不会，根据医书和自己行医的经验，是该用这几味药，要是连药方都开错了，自己情愿砸了御赐的“药王”匾。想着想着，他心头一亮：不同的人穴道的位置可能有差异，除医书上记载的穴位外，也可能有新的穴位。
想是这么想，可不能在病人的腿上乱扎针！怎么办？他决定先在自己的腿上试。他在医书上没有载有穴位的地方一连扎了几十针，发现有几处有酸、麻、痛的感觉，他喜不自胜，决定选用新的穴道给患者扎针。
第二天一早，他让患者平卧在床上，把腿伸直，自己在患者的腿上一分一分在往上掐，问患者疼不疼。起初，患者一直说不疼，掐到一处，患者忽然嚷了起来：“疼得厉害！
疼得厉害。”孙思邈连忙拿起银针，在这里扎了下去。说也奇怪，银针刚一扎下去，患者便有了麻酥的感觉。过了一炷香的功夫，孙思邈将银针拔了出来，患者便说疼痛减轻多了。孙思邈默默地将部位记住，决定明天再在这里下针。
一夜过来，孙思邈又准备给患者针灸。当他满怀信心地掐住昨天针灸的地方，患者却说不痛了。孙思邈心里“格登”一下，不禁愣住了，他略一沉思，意识到患者的病情改变了，穴位可能有所变化。他又依照昨天的办法寻找穴位，直到患者喊疼才扎下去。一连几天，孙思邈都用这个办法扎针，每次扎的部位都不同。这种新的方法确实有效，没过多少天患者的腿疾便好了，可以像常人一样行走，再也不用别人搀扶。
以后，孙思邈又发现了几个手疼、肩疼、腰疼的患者，他们也是扎常规的穴位无效，掐试到痛处扎下去有效。孙思邈想把这个方法传播开去，为更多的患者造福。要想把这套绝技传授给别人，总得给穴道取个名称呀！这个穴道没有固定的部分怎么取名呢，孙思邈陷入了沉思。忽然，他想到，有一位病人掐到痛处时，高声喊道：“啊，是，是这里！”
好，那就叫“阿是穴”吧，这倒是个绝好的名字！从此以后，“阿是穴”便广泛传播开了，许多着名的医生都掐试寻找“阿是穴”，给患者医治病痛。
中国针灸在美国的故事
尽管中医药随着中国移民很早就来到美国，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公认针灸疗法是随着尼克松访华正式传入美国的。有很多美国人都知道引发当年“针灸热”的导火索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
在美国针灸界和医学界流传得最广的一则关于针灸传入美国的传闻是这样的：在尼克松访华团成员中，有一名年轻的随团记者，在中国患了阑尾炎，住进了中国医院。中国医生在做阑尾切除术时，没有用麻药而是用了针刺镇痛麻醉，手术十分成功。这位记者回美国后，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引发了美国的针灸热。
这一故事均可称为医学界的“美丽的传说”，那么历史事实究竟是如何呢？
原来在纽约时报撰文的是美国着名记者詹姆斯·罗斯顿(JamesReston)先生，当时他已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主任，擅长政治时事报道，一生业绩不凡，采访过从罗斯福到布什等数届美国总统和周恩来及赫鲁晓夫等各国领袖人物。罗斯顿获过多项新闻界大奖，后来还当过纽约时报的副总裁，于1995年去世。
事实是在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后，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的1971年7月，罗斯顿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了针灸治疗。但在访问时不幸患了急性阑尾炎，在中国医院接受了阑尾切除手术治疗，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感到腹胀不适，接受了针灸治疗，之后于1971年7月26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那篇着名的纪实报道：“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
1971年的罗斯顿已经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资深记者了，由于他的不凡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这样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而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他们不甚了了的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而罗斯顿的文章正好满足了广大读者的好奇心。罗斯顿在文章中写到(节译)：
为纪念失去的阑尾而发表讣告似乎有点荒唐，但正因为如此，笔者在过去的十几天里有机会从内部了解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医院的政治和业务发展情况。此报道就是我的经历和见闻的记录。
简而言之，中国总理周恩来请了十一位在北京的医学权威为我会诊，然后由反帝医院(原北京协和医院，译者注)的外科医生吴教授于7月17日使用了常规的腹部局部麻醉法，注射了利多卡因和笨佐卡因后，为我做了阑尾切除术。
手术没有任何并发症，也没出现恶心和呕吐。整个手术过程中我一直处于清醒状态。通过中国外交部的翻译，我在术中完全按照吴教授的要求去做，两个半小时后就顺利回到了我的房间。
可是，术后第二天晚上，我的腹部有种似痛非痛的难受感觉。该院针灸科的李医生在征得我的同意后，用一种细长的针在我的右外肘和双膝下扎了三针，同时用手捻针来刺激我的胃肠蠕动以减少腹压和胃胀气。
针刺使我的肢体产生阵阵疼痛，但至少分散了我的腹部不适的感觉。同时李医生又把两支燃烧着的像廉价雪茄烟式的草药艾卷放在我的腹部上方熏烤，并不时地捻动一下我身上的针。
这一切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当时我还想用这种方法治疗腹部胀气是否有点太复杂了，但是不到一小时，我的腹胀感觉明显减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复发。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最近来自中国关于针灸治愈失明、瘫痪及精神病的许多报道曾经令美国方面推测中国人很可能在针灸和草药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但我并不知这些推测是否正确，我也没有资格做出这种判断。
另一方面，有人讲我的意外事件，至少是针灸的经历，只不过是记者使的一个雕虫小技以达到了解一下针刺麻醉的目的。这种说法虽然并不是全无道理，但实在是对我的想像力、勇气和牺牲精神过奖了。为了搞到好新闻我的确可以做出很多牺牲，但还不至于半夜里去开刀或主动要去当实验用的荷兰猪。
读过原文，我深感罗斯顿不愧为国际知名的大记者。文章不但清楚、简洁，而且还幽默、有趣。更重要的是作者只是如实地报道了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对他自己不熟悉的医学、针灸没有妄加评论，仅仅描述了事实，丝毫没有哗众取宠，制造新闻之举。但是，这篇文章对普及针灸的历史作用，我想就连作者本人也不会预料的。
据说，在针灸热刚开始时，由于中美尚未建交，在美国懂针灸的人很少，所以一时间“洛阳纸贵”。每日有大巴士从华盛顿拉着患者到纽约找针灸医生看病，针灸师生意火爆，应接不暇，以至于诊室不够用而租下旅馆接待病人。针灸医师忙得只顾得给病人扎针，连取针的时间都没有，只好雇助手来拔针。有的针灸师生意之好，一个礼拜的收入就可以买下一栋房子。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种早期针灸热的好景不长。
把真实的故事同美国“民间传说”相比，虽然在细节上面目皆非，但故事大体上还是一致的。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尽管可信程度不高，不足以作为历史证据，但民间传说过程中对事实渲染的本身充分反映了传播故事的人们的美好愿望。
中国有句老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在记住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针灸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和昌盛的同时，还应记住诸多为针灸西进而做过贡献的中外医生和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患者们，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记者罗斯顿和他三十年前的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北京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