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理：左岸一只鸭，右岸一只鸡
站立在世界地图跟前，仔细打量我们这个五颜六色的星球，很容易发觉，偌小一个地球，上面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形状各异的国家，但是国家地理形状看上去明显像某种动物轮廓的国家极为少见，大国的地理形状看上去明显像某种动物轮廓的就更少见了。不过，说来也怪，中美两个大国的地理形状看上去却非常像两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前者活像一只站在水边觅虫的“雄鸡”，后者很像一只兴冲冲准备下河游水的“鸭子”。而且，这只“鸡”与这只“鸭”的体形都不算小，分列世界第三和第四，只有俄罗斯和加拿大排在它们之前。俄罗斯和加拿大面积虽然大一些，但是两者的地理形状却不像任何带有人类灵气的动物，不免有点遗憾。事实上，中国人只要在国内接受过基础教育，就大多知道自己祖国的地理形状像一只向往东方红的“雄鸡”，毕竟小学地理课本上写得清清楚楚，小学教员也乐于说自己的国家像一只昂首挺胸的“雄鸡”。相信，中国企业人肯定是知晓这一点的。可是，中国企业人知不知道自己最强劲的国际对手正骑在一只“鸭子”身上周游世界，我就不太清楚了。估计有些中国企业人是知道的，但未必全部。以前，我倒没有太在意这种貌似无厘头的地理形状的相似性。现在，琢磨中国人民解放军印刷厂出品的标准版世界地图之后，确实越看越觉得像。朋友们不妨揣摩一下图中的标准世界地图缩略版。是否您也觉得有点像了？
美国地理形状像不像“鸭子”，中国地理形状像不像“雄鸡”，事情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否则，我想美国也不会用雄鹰来作为国家象征，中国也不会把大熊猫定为国宝。这种相似性兴许只是一种附会，只是一种巧合，甚至只是一种很难经过科学证明的“风水之说”而已。但是，作为企业人，只要回顾一下中美两国的发展历史，联想一下中美两国企业的行事风格，同时从北京往深深的太平洋瞅上一眼，就会觉得，这种相似性似乎也并不完全是一种附会，一种巧合，甚至一种具有迷信色彩的“风水之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美两国的文化特性以及企业风格与各自的地理形状之间似乎存有某种对应性。对此，我在下文试着粗略阐述一下。说明这种对应，并借此回应一下本章的主题——两种文化合力驱动企业发展，才是我着墨“中美鸡鸭说”的真正目的。尽管这种思路看上去有点曲折，有点奇特，甚至有点离奇，但是借此来表达自己对企业这种营利性组织的一点看法，尤其是对中美两国企业的一点看法，恐怕还有一点点趣味在其中。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确实堪称为一个陆地国家，一直以来，它与海洋的关系似乎都不怎么亲近。尽管郑和数次下过西洋，但是几千年来我们也就只有郑和的航海壮举真正值得国人反复传颂。很难想象，中华民族如果没有郑和的船队，那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民族心理缺憾。中国恐怕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缺少水性的国家”。即便在今天，中国与海洋的关系仍然没有某些人想象得那么亲近。否则，不应该有那么多针对中国海洋国土的嘈杂声音在我们耳际萦绕。平心而论，中国即便靠郑和的遗泽而不被划归为“缺水国家”之列，也会被视为“远水国家”（“远”作“疏远”讲，笔者注）。这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现实。目前，中国企业似乎也“远水”，真正跨越太平洋的为数很少，就那么少数几家，而且跨得也很艰难。话说回来，这也不能全怪中国企业，毕竟它们年纪还轻，阅历尚浅，未来应该能跨出去的。这种“远水”的历史与现实似乎都与“雄鸡”的习性颇有几分相近。大家晓得，鸡不喜水，甚至畏水。如果鸡喜水，那么中国文化中就不会有“落汤鸡”一说。可是，我们企业人不能因为“雄鸡”不喜欢水就不下水了。
从同样的角度看待美国，感觉就有点不一样，结论也有点不同。以前，人们都说，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喜欢水，也最擅长跟水打交道。思来想去，我还是坚持认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喜欢水、最擅长水的国家非美国莫属。这个国家至今还有一个州看上去与本土大陆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却与海水密切联系，因为它四面环水，一望无垠。这个州就是位于太平洋当中的夏威夷群岛，那里还泊着当前世界上最牛气的舰队——美国太平洋舰队，也就是那支曾经被日本人暗算过的舰队。此外，美国企业人似乎也喜欢水，他们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足迹已经遍布五湖四海。单就那两瓶美国可口可乐与百事，就已经塞满了全球大街小巷的冷柜，足以让人们感觉到美国企业人的好水性。也许有人会说，美国经济实力强大，高兴到哪投资就到哪投资，又有许多航母群可乘，很方便出行。但是，我要说，美国的强大与其地处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仔细想想，大西洋在东，太平洋在西，自己夹在当中，西面全是水，无处可退啊，没有点水性，怎么能行。于是，就有了点鸭子的习性——水性好，恰巧美国的地理形状正好又像一只“鸭子”，真可谓造化成人之美，让自然与人的步调和谐了起来。
美国的历史比中国短得太多，但是美国却在短短的历史小溪中习成了好水性，而且中国却没能在长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好的水性。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纳闷。我想不出什么好的解释，又不大同意一些历史专家千篇一律的说法，只能勉为其难地提供这样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中国一面临海，有陆地屏障，危机意识较弱，而美国两面临海，没有陆地屏障，危机意识较强；关键时刻，前者还可以躲到山里暂时当“山鸡”，而后者不行，只能主动冲到海里当“水鸭”；于是，前者拥有了“鸡”的习性——不逼不得已不下水，后者拥有了“鸭”的习性——白天下海晚上登陆。这既像巧合，又不像巧合。不过，中国的地理形状像“鸡”，美国的地理形状像“鸭”，说不定还真是一种东西方的“风水巧合”呢，一种由地理而人文的“风水巧合”。造化竟然将这出巧合安排在了中美之间，让人感叹。
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争夺亚洲资源乃至全球资源也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中国企业人放弃一些“鸡”的习性，吸收“鸭”的一些习性，比如水性，恐怕很有必要，尤其在全球化布局既成为一种时髦又成为一种需要的情况之下。只有这样，中国企业或许才能凭借两种文化的合力来加速自身的步伐。但是，中国企业人绝不可将“鸡”的一切习性全部放弃。可惜，有些中国企业人正在这么做，而且有点乐此不疲，也许他们觉得大洋对岸的那只“鸭子”实在是太棒了吧。
除了上面的不同点，中国这只“雄鸡”与美国这只“鸭子”之间也存在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它们两者的脚都踩在水里或者水边。这一点还真值得提一提。不信你再看一下地图，中国的台湾岛与海南岛都四面环水，用这两个海岛省份作为中国“雄鸡”的一对“金爪”，应该说得过去，而且也颇为传神，至少从地图上看很传神，当然，前提是你的想象力还不赖；美国这只“鸭子”的两只脚——佛罗里达半岛与圣安东尼奥一带，也都全部或者部分踩在水中。如此看来，中美两国文化应该能够互通有无，两国企业也肯定能够在沟通文化的基础上相互携手，毕竟“雄鸡”与“鸭子”同属家禽，而且那些被农夫饲养在同一个窝棚里的鸡鸭倒也还相安无事。
在陆上，鸡比鸭快，无论速度，还是效率；在水里，鸭比鸡能，无论水性，还是耐力。鸡需要有鸭的水性与耐力，中国企业也需要有美国企业的“耐力”和“水性”！但是，中国企业人恐怕首先得从解读自己的文化出发，同时参照其他文化，而非疯狂崇拜这些外来文化。更何况，鸡在陆上劲步如飞的本领也是鸭所没有的。2005年，中国联想用17.5亿美元收购美国IBM个人电脑业务就有点这种味道。这是20年的中国商业史在刷新100年的美国商业史。我坚信，鸡会跑得越来越快，而且也终将学会游水。我更坚信，“鸡鸭”联手定能创造出新的气象，正所谓“春风犹化千层雪，海水流连两岸新”。
拿破仑曾经说过，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企业人虽然不是搞政治的，但是了解中美两国的地缘关系肯定有助于解读并应对美国企业的“外交政策”。
庖丁解牛：分解与整合的综艺修为
暂且把鸡和鸭关到笼子里面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牛吧！其实，除了鸡和鸭的形状及习性之外，跟牛有关系的事情也能用来阐释中美企业人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而且能够揭示出他们之间的思维差异。
《庄子·养生主》里说，有个厨师宰牛技术非常熟练，文惠君看了赞叹说：技术竟高明到了这等地步！厨师回答说：我之所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不只是由于技术熟练，而且是掌握了其中的规律。我已经完全弄清了整头牛的骨骼结构，所以我的刀虽然用了十九年，解剖了几千头牛，而我的刀还像刚磨过那样锋利。因为牛的骨节之间总有一定的空隙，我的刀刃又磨得薄，用这样的刀刃来分解有孔隙的牛骨节，“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这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庖丁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但是他却告诉人们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道理，就是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事物的规律，从宏观上运筹好局面，而不要过分纠缠于细枝末节，这样做事情往往事半功倍，尤其对企业领导者更有意义。
在我看来，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确实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的思考顺序是从大到小，善于从整体角度考察事物，习惯于从宏观层面总结规律，擅长从辩证逻辑方向整合思路；而美国人的思维顺序却恰恰相反，是从小到大，从微观走向宏观，从分析走向综合。前面的章节已经讨论过这两种思维顺序，这里不再重复讨论。对此，西方著名汉学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似乎也表示了认同，只不过他换了另外一种略具哲学味的聪明说法。他曾这样对人们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众所周知，辩证的思维方式往往覆盖事物的正反面，两面俱到，这通常更能掌握事物的“全真”，而形式逻辑却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后者显得机械而且零碎。
中国古典文化让人们学会安静地思考，先在沉静中理顺整体逻辑，尔后再给出答案，这是一种寻找答案的思考方式；而美国文化则鼓励讨论，教人们边想边说，在思与言的表达中开辟出解决问题的途径，那是另一种寻找答案的思维方式。一静一动。显然，从总体上看，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于“分”，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在于“合”。于是，单就人的思考力提升而言，分解与整合的综艺修为就成了一个重要课题，尤其成为中国企业人需要直面的重要课题——因为他们需要拥有更优秀的思维综艺修为去为中国社会创造更多的利润和价值。
美国人“先分后总”式的思考方式，似乎总给人一种“在搞配方”的感觉，反正就是一个劲地不断试验，也不轻易停下来，而且要求试验速度越来越快，人脑做不了的，电脑来做；手工做得慢的，就用机器来做。爱迪生通过千万次的试验最终成功发明灯丝的事例就是对这种思考方式的最有力证明，也极大地鼓舞了那些习惯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们。目前，这种表面上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实际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考方式和问题解决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流方向。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先总后分”式的思维方式。后者又往往让人觉得，中国人思维时好像总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直觉，总是先有答案，后有证明过程。尽管这种直觉也并非总是正确，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被证明是正确的。在这种中国式的直觉面前，一切所谓的科学证明过程似乎都显得多余。可是，擅长此道的中国人又往往解释不清楚个中缘由，似乎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似有一种“云深不知处，只在此山中”的神韵！目前，这种表面上看是“主观臆断”的、实际上是“大道至简”的思维方式和问题解决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很少引起人们的真正关注，包括某些国人在内（否则，他们是不会将西方思维方式视为图腾的）。暂时先不要奢望这种思维方式能占据主流。但是，我坚信这种思维方式在未来大有作为，尤其在战略思维方面。形象一点，可以将这种思考方式表达。
世界上还有一些真正伟大的人物能够真正掌握或者理解上述“大道至简”的中国思维方式。在国内，孙武、诸葛亮、曹操、毛泽东等人都可谓是这些伟大人物的杰出代表。国外也有，但是不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人工智能实验室奠基者、1969年图灵奖获得者马文·明斯基就是其中一位。尽管他并没有公开宣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什么优越性，但是他的科学言论表明了他对人类思维理解的方向。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有趣的话：“很可能，人脑并不以任何计划作为思考的基础。相反地，它是随需应变地联合许多小组件去达成不同的目的……简而言之，大脑是一个勉强凑合着达成工作目的的机制，该机制给人一种混为一团的、乱糟糟的感觉。”中国系统整合思维最大的本领就在于“随需应变地联合许多小组件去达成不同的目的”，而对“许多小组件”本身的生成过程兴趣不大。实在是巧合，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另一位教授也认可中国的系统整合思维，他就是《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这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在他这本成名著作中告诫说，我们必须“打破这个世界是由个别的、不相关的力量所创造的幻觉”。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他是在建议人们进行整体思维，而不要把世界看成碎片。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都在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而且现在我们这些后人也正在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思考，尽管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精英分子正在试图摆脱甚至摒弃这种思考方式。无论如何，我反正要坚持祖先的这种思考方式，同时还要奉劝那些精英分子仍然需要坚持这种思考方式。
国际心理学界在对知觉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种现象。这一发现似乎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中美企业人思维方式的差异。美国心理学家威特金等人在研究知觉时发现，有些人比较容易从视野中离析出直觉单元，有些人则很难从视野中离析出直觉单元。他将前者称之为“场独立性的人”，将后者称为“场依存性的人”。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处于场依存性与场独立性之间。“场依存性的人”，倾向于利用外在参照物作为信息加工的依据；“场独立性的人”，倾向于更多地利用内在参照物作为信息加工的依据。从广义上看，如果将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放到更宏观的文化差异背景中去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美国人倾向于先加工和分析外在事物信息，尔后得出有关结论，更多地利用外在参照物作为信息加工的依据，是一种微观分解；而中国人倾向于系统感知与思考外在事物，从而得出结论，更多地利用内在参照物作为信息加工的依据，是宏观整合。也就是说，“先总后分”的中国思维方式更具有场独立性的特性；“先分后总”的美国思维方式更具有场依存性的特性。虽然不好笼统地说场独立性与场依存性究竟孰优孰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就决策本身对决策者的特质所提出的要求而言，独立性似乎要比依存性来得重要，尤其是那些高端决策对高端决策者所提出的特质要求。在我看来，带有场独立性色彩的思维方式更适合进行战略决策或者战略规划；而带有场依存性色彩的思维方式似乎更适合做执行性决策或者适于执行决策。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处于场依存性与场独立性之间。也就是说，大多数人的场独立性并不明显——那么也就是说真正掌握战略决策艺术的人少之又少。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中国企业人要真正打好一场商业“运动战”，恐怕让思维方式更多的具有场独立性色彩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企业的重要决策人。当然，中国企业人也需要场依存性，关键在于自己如何有意在思维能力培养过程中调和这两类知觉特性——这就是分解与整合的综艺修为。
还有一种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或者帮助中国企业人理解中美文化思维差异，甚至能够启发中国企业人在这两种思维之间架起操作性的桥梁。这就不得不提到两位学者，他们分别是帕斯卡和斯科特。多年前，他们两人就把那些喜欢将信息进行列表、并且喜欢采用列表所提供的有序方法的人统称为“序列主义者”（Serialist），而把那些喜欢整体评价并善于使用图形印象的人统称为“整体主义者”（Holist）。在他们看来，前者善于分析，注重条理，但易过于注重细节；而后者倾向于对事物间的广泛联系提出问题并对此类联系进行概括，但易概括过度。在我看来，中国人好像不太喜欢列表或者采用列表所提供的有序方法，而喜欢整体评价（至于中国人善不善于使用图画印象，我一时不敢轻易下结论，更不敢一概而论，但是我总觉得中国人的图形绘制能力好像并不逊色于其他民族）；美国人则相反，他们不怎么喜欢整体评价，而喜欢列表或者采用列表所提供的有序方法，喜欢具体的信息——尤其是数字。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是“整体主义者”；而美国人则是“序列主义者”。当然，在企业现实运营中，还是需要将“序列主义”引入组织的，需要进行适当的量化管理，尤其是中国本土企业。我想，不少著名的日本企业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但是，千万不要机械地把“序列主义”推向极端，简单地理解量化，从而破坏了组织的活性（我认为，“活性”是战略思维或者前瞻性思维的一种重要特性，也是战略规划和决策者需要加强修养的一种思维品质）。从思维形式和载体角度看，“序列主义者”更像是基于外在文本进行思维；而“整体主义者”更像是基于图形意象进行思维，从而将文本思维与图形思维凸显成为两种思维形式。贝蒂·艾德华（《像艺术家一样思考》一书的作者）也有类似看法。她认为：词汇的分析性思维和形象的感知性思维同等重要：分析性思维用来理解细节；而感知性思维则用来“观看”整体。这两种思维特性是从两个方面提升我们的思维技巧，以及推测深层含义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文字和数字越依赖，我们就会越来越感觉到图形的魅力。图形能够把复杂的事情简化，能够把事情之间的联系形象化，它可以将事情描述得更清楚，却不要什么长篇大论，有时顶多配上几个画龙点睛的词语而已，而有时甚至连任何文字都不需要。可以想见，中国企业人在使用文本的同时多使用图形，也许可以提升自己分解与整合的思维综艺修为。中国企业领导者也许应该少用电脑写东西，而应该有意识地多使用硬笔和毛笔。电脑所显示出的文字往往是格式化的文字，千篇一律，它们只会慢慢侵蚀掉人类原创性思维的“活性”，让思维越来越表现出依赖的性状，让人脑变得越来越愚钝。不少美学家都说过，用毛笔或硬笔书写出的中国汉字往往具有一定的图画美，这种图画美能够让人的思维更具“活性”。虽然这一建议看似可笑，但是也并非完全可笑。不管怎么说，中国企业人加强分解思维和整合思维的综艺修为却是刻不容缓的现实之需。
中国企业人提升自己的战略思维时，更需要将跟企业有关的全球因素当做一整幅画面来看待。基于《三十六计》的中国战略系统思考框架将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人的战略思维境界。
中美特色：间接与直接的有效整编
拯救过日产汽车公司（Nissan Motor）的欧洲人卡洛斯·戈恩说，一个人通常很难从与他在文化、背景很相像的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通常会从与我们有很大差异的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正是这些差异让我们了解我们是谁，我们的长处和我们的不足。于是，日本第三大汽车公司在这位与日本文化有着遥远距离的法国人手里活了过来。也许这就是商界的文化差异之美吧。真可谓文化思维差异绽放了商业运作的奇葩！
卡洛斯已过知天命之年，他的上述之言定非信口开河，更多的应该是他在力挽日产狂澜之后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所产生的真切感悟，值得我们取信与借鉴。为此，中国企业人要想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毫无疑问，我们一直都在进行类似学习），通常需要关注那些与自己有很大差异的企业人群体。透过这些差异，中国企业人兴许能更好地深入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短长。于是，美国企业人就成了我们中国企业人的首选参照目标。至于为何选择美国企业人作为参照，除了前文已经讨论过的微观层面上的原因之外，恐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历史文化与欧美历史文化的历史性邂逅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更何况，端倪初现，世界史已经因为东西历史文化的这种宏观交汇而产生了新的色调与新的空间。似乎可以表达出东西方历史文化的这种历史性邂逅。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兵、法、墨、农、纵横、阴阳等“百家争鸣”，对中国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可是，自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逐渐在中国文化思想之林中占据了最显赫的席位。孔教之盛，世所皆知。孔子也因此被尊奉为“圣人”。儒教虽盛，但在被后人列为中国历史巅峰的唐朝，道教却取代了儒教而成为了当时居高临下的“国教”。原因很简单，道教创始人老子与唐朝皇帝是本家，他们都姓李。可是，在中国历史上，毕竟不是所有朝代都姓李。所以，道教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内没有儒家来得走运。不过，道教一直都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产生着重要影响倒也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这些，相信学问界应该是同意的。走路的人都知道，任何一条路都有两条边。中国俗语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中国传统之路，中国文化之路，也不例外。自古以来，儒家就以其积极的“入世”之观（阳）规定了中国文化道路的右边；而道家则以其消极的“出世”之观（阴）规定了中国文化道路的左边。就这样，一“左”一“右”，一“出”一“入”，一“阴”一“阳”，交错进行，向前延伸。于是，中国文化就形成了不同于欧美文化的刚柔之美，既形成了气势恢宏的文化大道（阳），又成就了不少曲折的文化幽径（阴）。阳刚贴着阴柔，阴柔伴着阳刚，水乳交融，相得益彰。阳刚的直接与阴柔的间接，如影随形。阳刚与阴柔，直接与间接，相生相伴。时不时地，中国文化的间接之味就会悠然而出。
我们将这种间接之味与中国现实一结合，就会发现，在中国，万事都有可能，凡事也都不容易。这叫既有空间，又有挑战。在空间与挑战之间，只要坚持，事情就能最终如愿。在前面一些章节中，我已经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在中国，如愿了，就呼之为成功；没有如愿，就不叫做成功。但也不见得就会像美国人那样直接将其称为失败。从这个角度上看，成功背后的本质是耐心。耐心地努力，耐心地等待，往往会使自己更接近成功。在国际化步伐加速的今天，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在积极地进行开放，都在试图融入国际经济。在这种敞开自己家门的过程中，有些地方甚至丧失了中国人应有的耐心。当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就业时，或者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西方国家去就业时，基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不同行事方式就逐渐混杂在了一起，中国式耐心也容易在这个时候失去。业务刚刚起步时，基于不同文化的各方还算能包容对方，保持住耐心。但是，随着中国区业务的发展以及国际业务的拓展，生活在几种文化交汇环境中的企业人开始对对方产生想法，耐心逐渐遭到侵蚀。在企业里，遇到棘手问题时，大家意见不一，“外圆内方”的中国人常对“外方内圆”的外国人说上一句“你不懂中国”，说得很友善。实际上，前者说后者“不懂中国”，本意在于反对或否定后者的看法或决定。“你不懂中国”只是一句温柔的中国式反语。起先，外国人听到这话时，对自己很失望，失望自己在来中国之前对这个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国了解得太少。可是，日子久了，外国人也慢慢悟出了“你不懂中国”的真意。而且，还慢慢领会了中国员工口中经常蹦出的“新规定”（意味着言者逃避做事的新途径）和“内部规定”（意味着中国员工对外籍员工极为不满）等词语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真实含义。这就是中国人行事的间接性，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间接性。
从过去到现在，两百来年中，美国历史文化似乎从来都显得那么直接，那么阳气，那么缺乏耐心，就像本节上文中的那幅简图所勾勒的情形，美国文化从过去走到现在，只有一条线贯穿其间——“阳”线，而不像中国文化有两条互补的线——“阳”线和“阴”线。即使对战争这等本需慎之又慎的“国之大事”（孙武语），美国也都显得不那么有耐心。为了尽快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美国竟公然使用了栽赃手段，这是活生生的例子。从战略利益角度看，这是为了争夺中东石油资源；从文化特性角度看，我认为，这只不过是美国文化直接性的又一次表演而已。美国领土从200年前区区13块殖民地发展到目前的50个州，不是打仗得来的，就是花钱买来的。整个美国历史就是一部交易史，简直就像一桩大买卖，干脆而且直接。投射到美国企业人身上，这份干脆与直接也比较明显，甚至可以说是更加明显。毕竟，他们是更纯粹意义的交易者与交易执行者。说实话，他们从来都不太习惯那种沾染了模糊习气的间接性，尤其是那些初来中国的美国人。在行事过程中，中国企业人兴许需要提升直接性比重，而降低间接性比重。我想，这恐怕正是中国企业人需要对自己的文化特性进行整编的重点。
文学家陈之藩在《剑桥倒影》一书中这样说过，许多许多的历史才可以培养一点点传统，许多许多的传统才可以培养一点点文化。说得有诗性，也有逻辑性。中国传统与文化的间接性不是短期内形成的，美国传统与文化的直接性同样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但是，只要想一想两国的历史长度，我们显然更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与文化的定力比美国传统与文化的定力要来得大，而且大得多。在整编文化思维与行为的直接性与间接性时，中国企业人也许不能从根上忽视这两种定力间的现实比重，也许不能抛开传统与文化的定力去简单模仿一些短期内流光溢彩的所谓国际先进管理模式或者手法。
方圆文化：从心理人到企业人
本书已讨论了东西方的“从大到小”与“从小到大”的思维顺序、进退关系启蒙与实用主义熏陶、“桥牌·围棋·麻将”三大差异思维、“外方内圆”与“外圆内方”的心理行为比照、“情理法”与“法理情”的决策坐标、“整合”与“分解”的思维习惯、“间接”与“直接”的知行风格、文化权杖与文化价值的内部联结、文化圈与商战圈的互动往来，以及由古及今的文武战略之道等论题。换句话说，本书已经完成从理论角度对“东西方文化相互取暖的可能性”、“东西方文化价值与战略价值之间的灵通”以及“东西两种文化合力驱动企业发展”等三组论题的集中探讨。现在小结一下“方圆文化”的“乱题”，既可为“东西两种文化合力驱动企业发展”这一子论题扫尾，又可为“中国人青睐第三条道路”这一具有“边界意义”的新论题开头。
说两种文化合力驱动企业发展，这是书面表述。直爽一点讲，驱动企业发展的真正力量其实就是人——企业人，虽然也包括其他人的支持，但是主要靠企业人自身努力。从20世纪初前后至今的100年间，包括“管理科学之父”泰勒在内的全球众多著名管理学家和管理心理学家曾先后将人看做：①“经济人”；②“社会人”；③“自我实现人”；④“复杂人”。在管理研究领域，这些经典看法被统称为“人性假设”；在管理实践领域，这四大假设的“内核”——物质金钱需要、社会人际需要、发挥潜能需要、差异动机需要——构成了大多数管理行为的发生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大经典“人性假设”形成于“经济全球化”之前，大多基于美国社会背景，但是世界现在已经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国际经营步伐日益加快，文化互嵌日显深入。管理实践证明，四大经典假设在应对管理现实时已显得老态龙钟，需要一种全新人性假设作为全球经营管理的参照出发点。鉴于考虑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新人性假设不仅要着眼企业经营管理本身，而且要兼顾对国际经营管理产生重要影响的世界现存的各种文化，至少要能兼顾东西两大文化圈。具体而言，至少要兼顾中美两国文化——中美文化个性在企业范畴内具有代表性。这样，也正好贴切阐述“东西两种文化合力驱动企业发展”这一论题。对于华企而言，如果要让两种文化合力真正驱动企业发展，就需要让中国企业人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企业人。所谓国际企业人，拥有的不仅仅是国际视野，更需要拥有沟通不同社会文化心理的能力，需要有平衡国际商务与国际生活的本领。打开了社会文化心理的大门，整合社会资源就会变得相对容易。对中国企业人而言，沟通中美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平衡中美商务与中美生活恐怕有必要先做。为了更好地从理论角度汇聚“方圆文化”的合力，我试着提出一种新人性假设供企业界参考，尤其供中国企业界参考。该假设基于以下四点内容：
（1）人除了工作，还有生活与学习，平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已越发成为现代人的心理需要。
（2）在平衡工作、生活以及学习的过程中，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心理因素：注意、感觉、知觉、记忆、表象、想象、思维、语言、言语、情绪、情感、意志、技能、个性、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气质、性格、能力等。
（3）相对于家庭心理、组织心理以及社会心理而言，个体心理更具有“基因”象征意义——因为它更具有基础价值的主观能动性、内容发展性、规律可控性、成就预测性以及文化载体性。
（4）对中国企业人而言，整合“方圆文化心理”成为管理理论发展与商务实践指导的客观需要。
我将这种全新的人性假设称之为“心理人”假设。相比“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以及“复杂人”而言，“心理人”第一次将人看做一个全面的人，而不是仅仅关注人的某个片断需要，比如物质金钱、社会人际关系等，也不是仅仅从需要这种单一角度来审视人类。基于“心理人”假设设计全球经营管理原则，将有助于深度开发组织智能，提升组织内外和谐程度，以及提高组织整体效益。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心理人”假设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找到人才竞争战略的新理论假设，也将有助于进一步澄清人才竞争战略的执行框架。从“心理人”角度思考企业人问题，将更有助于阐释与整合“方圆文化”，因为东西方企业界的游戏更为广泛，也更为直接。本书提出这种新人性假设，权当“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多研究人员对“心理人”假设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系统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社会分享，也期待实业界对此进行更多的思考，并进行管理创新，同时将有关线索反馈给研究领域。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一般企业人的成长过程都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密不可分。对个体而言，“家庭·学校·社会”式的发展历程虽然大致相同，但是中美两国却产生不同的“心理人”。限于篇幅，这里不打算系统讨论中美两种“心理人”的具体“生产过程”。但是，为了给中国企业人提供参考思路，这里简评一下中美两种“生产过程”中的三大阶段性成果。
中国家庭的“生产成果”体现在“道德”这条线上，家庭成员从小到大都要被动接受“讲道德”的教化，要“以德为先”，但大多停留在宣导层面上（可惜的是，现在很多家庭在进行道德宣导时都偷工减料）；相比而言，美国家庭的“生产成果”则体现在“责任”二字上，从小教化家庭成员要“首先对自己真正负起责任”，要用实际行动分担家庭责任。当然，我并非说中国家庭除了“道德”教化功能之外就没有做其他努力，比如培养责任感等，也不是说美国家庭除了培养责任感之外就没有其他功能了，比如进行道德教化。
中国学校与美国学校也有差异。就差异本身而言，我就不得不将“纪律”列为前者的“生产成果”，而将“思想”列为后者的“生产成果”。说得好听一点，中国学校出产的产品拥有良好的“纪律性”；说得直白一点，中国学校培养的是一种“服从性”（说得不好听一点，培养的是一种“奴性”，培养学生要“听话”——听校长的话、听老师的话、听班委的话，要从上听到下，最后才能听自己的）。即使在号称中国学术最高殿堂的大学里（主要指大陆高校的相关情况），“听话”都是被追求的一大直接目标。那里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个性色调，做什么几乎都要步调一致，几乎都是一个人讲话，其他人记笔记，然后记笔记的人依照笔记继续讲给另外的记笔记的人听，而且鲜有新意，即便有也大多是模仿而来。我在那里待过十年，对中国高等学府的逻辑心中有数。有人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又有人说：大学之大，仰乎大学之学；大学之学，先在大学之师。说法经典至极，现实却反差太大，让人扼腕叹息。美国学校有点不一样。学生听不听校长的话，听不听老师的话，并非头等大事，重要的是学生要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要能设法证明自己的想法行得通。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这样。正因为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自己主动思考问题，都是自己饶有兴趣地去主动解决问题，而不是被动接受问题，被动等待问题解决方案，所以美国学生离开各种学校进入社会后，大多表现得非常自信，独立行事能力非常强，基于具体目标的团队合作精神也表现得不错。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拥有自己的脑子。曾经有四个尚未毕业的德国大学生在我所服务的公司实习过半年多，他们那股自信让人起劲，他们那股干劲让人积极。欧洲学生尚且如此，一向牛气的美国学生就更不用说了。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生呢？恰恰相反，大多数人毕业时都感到失望，有些甚至感到绝望，觉得前途一片渺茫，就像一个个丢失了罗盘的哥伦布。从小到大，一路都在“听话”中走来，现在真要自己站出来“讲话”，反倒讲不出来了。大学生尚且如此，其他身份的学生或文盲就不必多言了。当然，中国大学学生的这种反应与中国社会的“生产成果”也密切关联。
中国社会的“生产成果”就是家喻户晓的“关系”。中国“关系”并非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之意，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力量联结——基于亲情与交情的交往方式，是一种为占据和配置社会资源做准备的手段和过程。中国的“关系”包含利益往来，但这不是全部，有时候，这又是全部。在中国，“关系”具有联结特性，各种“关系”最终结成一张张隐形社会网络——覆盖在社会资源上面。从小到老，中国人一生都在自己的“关系网”中穿梭奔波，一生都在编织这张网，一生都在为这张网查漏补缺。表面上，这张网很松散，但对置身其中的人而言，它却异常坚实，它的影响力远超过法律，有时甚至让人透不过气来。在中国大陆，无论长幼尊卑，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结成所谓的“关系”，但是真正有能量的关系网却是那些基于家族渊源编织而成的关系网络，关系网络往往基于一个家族的某个关键人物铺展开来。往往出现“人在关系在，人不在关系受凉或者消亡”的社会现象。这些网络把守着中国社会资源流进流出的节点。其实，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三口之家”短期内编成强大关系网的概率很小，真正成功的先例少之又少。美国社会，确切一点说，应该是美国上流社会，也非常注重建立关系网络，他们对通过举行豪华派对来编织关系网络的兴致比谁都高，而美国中下层社会似乎对于建立关系网络兴趣不大或者感觉没有必要，觉得管好自己就很不错了。该死的西方上流社会才能学会的东西，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都很清楚——而且后者甚至更擅长此道（不过，他们中有些人现在也开始醉心于通过举行西式派对来搞关系了）。在重重叠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中，大多数中国人表面上都表现得圆头滚脑、一团和气，骨子里却对轻重高下分得一清二楚。这就是中国式“关系”与中国人“外圆内方”式心理行为之间的微妙之处。相比之下，我得把“秩序”列为美国社会的“生产成果”，别无选择。同时，我认为这是水到渠成的逻辑。其实，前面一些章节在探讨“外方内圆”和“法理情”等论题时已经为这里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大家不妨回过头去浏览一下前文相关部分。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在全球兜售民主与自由的国家，而且这种贩卖行为也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兴趣，包括中国在内。但是，撇开所谓的民主自由不谈，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两点：第一，美国时刻都是一个交易型国家——从乞丐到总统，都热衷于做买卖；第二，美国法律体系几乎密不透风，而且时刻注意更新发展，该体系足以把“老鼠”驯成“猫”。当然，我并非标榜美国法律无所不能，也并非声称美国社会没有罪犯。只是中国法律界都承认，美国是一个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程度的法治社会，是一个基于法律框架的秩序社会。秩序是美国社会的“生产成果”。中国社会还缺少真正的秩序。
当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心理活动主要包括紧密联系、互相影响的两个方面：心理过程和个性。“道德·纪律·关系”影响模式经过人的心理过程，就形成了中国“心理人”共同的个性。这种共同的个性就是“外圆内方”的知行风格。没有这种风格，往往为中国社会所排斥。最要命的是，从现代企业制度角度看，这一点对中国企业而言，可算不上什么好事情。这种不利在企业制度安排上体现得明明朗朗。表面上看，中国企业的制度安排与美国企业的制度安排别无二致；实际上，这两类企业的制度安排往往貌合神离。前者深受人为因素左右，而后者受人为因素影响相对小得多。就拿最最一般的组织层级来举个例子吧。理论上讲，中国企业内部层级关系一般也是“金字塔”型，与美国企业没什么差异。但是，中国企业内部的实际层级关系其实并不是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字塔”，而是以“外圆内方”的核心人物为圆心、以“外圆内方”的次核心和次次核心人物等依次围站为半径最终构成的等级制度森严的“同心圆”。中国企业的核心人物处在这个相互交织的“同心圆”的中心。在这个交织体中，力量是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对话、中国式沟通和寻求一致意见来传递的，这种力量最终都来自“同心圆”的中心——那里才是必须玩力量游戏的地方，而且是按中国式规则来玩的。在讨价还价、对话、中国式沟通以及寻求一致意见的过程中，组织结构有时候似乎又显得非常“扁平”，非常“非正式”。
从心理人到企业人，中国企业的组织制度安排就浓缩成了上图中的一个圆。那么，美国企业的一般组织层级呢？还是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字塔”，不会变的，。但是目前，矩阵结构概念比较流行，但是真正建成矩阵组织结构的企业屈指可数。所以，还是它——“金字塔”。
从中国心理人到美国心理人，从心理人到企业人，从中国企业人到美国企业人，这是“方圆文化”的又一截面。做企业的人，对这一点要有个基本的认知，尤其在中国做企业。
战略思维：呆板机械与灵活变通
借用《转型》作者拉里与拉姆的话为本节起语：“简而言之，对于中国的商业领导者来说，未来充满了机会和变数。中国的经济将继续增长，创新活动将更加繁荣，竞争也将日益激烈。成功、失败将更为频繁地发生，这就是市场。敬业、创新、成就与风险同在。”在机会与变数面前，在成功与失败之前与之后，在敬业、创新、成就与风险同在的情况之下，中国企业人与中国企业领导人要应对大局，要在国际商界脱颖而出，就必须“由内而外”地建立一套兼具国际适应性与国际发展性的战略思路——具体的经营行为由此统引，至少先要对东西方战略思维的特性建立起某种宏观的“第一印象”，尤其要对中美企业人战略思维建立起某种宏观印象。这有助于中国企业人成长为国际企业人。
对于任何一位放眼全球的国际企业人而言，预先建立基于企业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的方位感对于形成真正的战略全景思维显得必不可少，国际企业面向客户系统，背靠资源系统；左擎战略系统，右托执行系统；头顶人才系统，脚踏规则系统。
这种定位已经或者正在被通用电气、摩托罗拉、三星电子、诺基亚、西门子等大型国际化企业的实战经验所证实。一些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企业也在试图对此系统架构进行证明。从结构关系角度考察，“客户系统”、“战略系统”、“执行系统”以及“资源系统”构成企业运营平台，这一运营平台基于“规则系统”而建，该系统泛指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部游戏规则的总和，比如道德、诚信、企业文化、企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规则、经济规则，以及法律法规等，而“人才系统”则恰好为这一平台持续运转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显而易见，上述六大系统集成的框架并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架构，而是一个彼此协同的商务生态体系。这就从客观上需要驱动商务生态体系的“人才系统”内部必须相互协同与配合，必须以团队作为基本单位，而不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单位——毕竟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否则，国际商界热衷于团队建设就缺乏实践根据了。也许有朋友会认为，上述六大系统组成的构架忽略了对竞争对手的关注。从表面上看，情况确实如此；但从实际上看，上述构架其实并没有无视竞争对手的存在，只不过把对对手的考量融入了“战略系统”与“执行系统”之中。更何况，单列“对手系统”无助于培养企业人的“富足心态”，反而会凸显企业人的“匮乏心态”。所以，还是让企业的“战略系统”和“执行系统”来具体兼顾竞争对手才比较合适。
从文化心理以及个体知行风格角度来比照一下中美两国企业中的“个体与团队”以及“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简单关系。这不仅有助于企业人从关键角度来审视自己所置身的内外部环境，而且也能够提升企业人自身的战略思维能力。
美国企业人的知行风格是“外方内圆”，中国人的知行风格是“外圆内方”；美国企业的组织路径是“金字塔”（如前面章节中的相关图形所示），中国企业的组织路径是“同心圆”（换句话说，就是“小圈子”，如前面章节中的相关图形所示）。碍于社会文化心理的强大惯性和大型组织控制的客观需要等因素，可以想见得到，中美两国企业人的知行风格与中美企业相应的组织路径在短期内均不会发生根本转变（一定程度的改变是可能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从图形意义与组织行为内在关联角度看，“外方内圆”是对美国企业人个体知行风格的直观抽象，而“外圆内方”则是对中国企业人个体知行风格的直观抽象。那么，在特定的宏观几何学意义上，“外方内圆”的图形组合可以看作为是对美式团队知行风格的直观表达，“外圆内方”的图形组合则可以看作为是对中式团队知行风格的形象表达。这种直观抽象中美企业人团队知行风格的图形。
从直观图形上看，“中式团队”图式中的“镂空”比较多，而“美式团队”图式中几乎不存在“镂空”。很明显，之所以留有“镂空”，是因为象征团队成员的图形相互之间组合得不够紧密。单从组织行为的表层看，存在“镂空”的团队内部团结得并不紧密。相比之下，在企业内部，美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容易团结得紧密一些，更容易形成所谓的团队。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团队内部的这种紧密性直接影响企业的组织气氛、组织效能、质量水平、客户满意度以及运营成本等，而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紧密性则可以决定企业的寿命。随着矩阵结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所重视，基于矩阵组织结构的项目团队也变得常见起来，甚至变得流行起来。在同样的矩阵结构、同样的项目流程、同样的机器设备以及同样的物料资源等条件之下，中国企业项目团队与美国企业项目团队所取得的结果却不大一样。
美式项目团队的内部衔接比较紧密，是面对面的契合，而中式项目团队的内部衔接则相对比较松散，属于点对点的接触。面契合面，说明工作流程顺畅，标准程序执行严格，质量水平稳定（倘若不是面对面的职能契合，很难相信通用电气等大型跨国企业能够成功推行六西格玛管理）；点接触点，说明工作流程不畅，标准程序执行随意，质量水平上下波动。从理论上讲，前者基于职能进行有效衔接，后者则不完全基于职能进行衔接（在中国企业从事过项目管理的朋友心里都有数，中国式的关系在职能衔接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经验角度看，即使企业现实并非全如上述理论模型所言，但是上述图形及注解也肯定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我乐观地相信，中美两国企业中的项目经理们定会同意上述陋见，他们甚至还有不少新内容要补充进来。
作为中国企业领袖，光知道中美企业团队的知行风格差异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要能合理利用这种差异，要能融会贯通这种差异，要能在国际竞争中将这种差异劣势变成差异优势。这才是中国企业领导人应该具备的一种能动性战略意识。
上述分析暗示我们，“外圆内方”的中国企业人似乎不太善于“团队作战”；而“外方内圆”的美国企业人倒似乎挺擅长“团队作战”。当全球企业界张口闭口都在大谈特谈团队威力的时候，中国企业人的这种表现似乎确实不够吸引人，甚至还让不少人感到压抑或者失望。但是，我要说，上述模型与分析所关注的只不过是企业游戏币的一面——执行层面（比如项目管理等）。请不要忘记，企业游戏币还有另外一面——战略层面。尽管不能简单地说执行没有战略来得重要——毕竟缺少谁都不行，也不能说执行与战略足以涵盖企业游戏全貌——毕竟还有人才、客户（市场）、资源以及规则等诸多层面，但却似乎可以这样说，相比之下，在前者为美国企业人提供广阔空间的同时，后者似乎也注定要为中国企业人打开海阔天空的大门。我决非简单地声称，美国企业人适合执行，而中国企业人擅长战略。毕竟，诸如微软、沃尔玛、英特尔等美国领先企业的战略能力实属国际一流，而中国企业向世界成功展示自身的战略涵养的次数屈指可数——正在进行战略展示的那些中国企业仍需留足时间给世人以观后效。更何况，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也决然不会如此直截了当、简单明了，而会始终保持它那动态混沌的生态系统个性——即时变化层出不穷，让置身其中的东西方企业人都觉得日子不怎么好过。所幸的是，也正是全球商业生态系统的这种复杂多变性为中国企业人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坚实基础，尤其为中国企业人展示战略能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中国企业人之所以表现得还没有美国企业人出色，主要是因为他们还太年轻，战略思维尚且缺少一股大气，也缺少国际商业实战的洗礼，而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经商禀赋——历史上晋商徽商的巨大成功早已证明过中国人的经商潜质。事实上，“外圆”的知行风格有助于中国企业领导人进行灵活变通的直觉型战略决策，有助于中国企业人以随机应变的直觉型战略思维应对国际商战的风云变幻，而“内方”的知行风格又终能让自身在复杂的环境中把握原则，稳住阵脚，不乱方寸。对战略决策而言，灵活变通的“外圆内方”式直觉思维既高效又稳当，可以逐渐释放中国企业人在战略运筹方面的相对优势，而且还能在战略决策过程中不断操练与深化中国企业领袖的直觉型战略思维。相比之下，“外方”的知行风格却让美国企业人的战略决策显得呆板而且机械，明显具有强迫性量化的倾向，使得战略决策缺乏灵活性，幸好“内圆”还能在技术创新等方面助其一臂之力。尽管美国人也晓得直觉思维的重要性，但是“外方内圆”的知行风格终究没有“外圆内方”的知行风格更有利于进行直觉思维，前者的文化内涵与思维基础比不上后者。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的上述之言也许有美化中国企业人战略思维的嫌疑。我需要获得外来援助性辩护。因此，我不得不请美国人自己站出来讲话。奥尔登·M。林（Alden M。Hayashi），《哈佛商业评论》的高级编辑，也是《什么时候相信直觉》这篇论文的作者，他可以帮我。在撰写该论文之前，他曾经就直觉论题采访了美国在线、强生、迪士尼等世界500强公司的高管。他在论文中指出，强生公司的董事长兼CEO拉尔夫·拉森认为：“常常有些人在中层的管理工作上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时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定量的。但是当他们升到高层的时候，遇到了较复杂、较模糊的问题，我们就发现他们的判断或直觉差强人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很大的问题。”此外，奥尔登在论文中还援引了其他众多高管的类似看法，这里不再赘述。显而易见，长期进行定量分析所形成的机械呆板的思维具有迟滞美国企业高管战略思维发展的惯性。同比之下，中国企业领导人这方面的情况要好得多，痛苦也小得多。这主要得益于“外圆内方”的战略思维，得益于这种战略思维灵活变通的特性。
美国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思维显得既机械又呆板，用强生公司CEO拉尔夫·拉森的话说，这种思维可以得心应手地对付中层管理工作——执行层次的工作，对付高层工作却显得有困难，而中国企业人的战略思维显得既灵活又变通，这种思维似乎更适合于高层管理工作——战略层面的工作。
中国企业人“外圆内方”的知行风格虽然有助于提升战略思维水准，但是这种东方文化之味颇浓的知行风格却不太有利于提升自身的执行能力。显而易见的商业现实是这般景象：光有战略，没有执行，结果为零，甚至为负；光有执行，没有战略，结果未必为零——顶多被说成没有愿景或者小打小闹。何况，国际企业的全景运作构架往往由客户系统、资源系统、战略系统、执行系统、人才系统以及规则系统等诸多系统有机集合而成，该构架是一个内外呼应的完整体系。从现实操作角度看，中国企业人不仅需要具有战略决策思维，而且也需要具有战略执行思维，甚至只有让两者相得益彰，才能真正形成一套“由内而外”的兼具国际适应性与国际发展性的战略思路。所传达的意思就带有上述战略思路的味道，仅供有理想成为国际企业人的中国企业人参考。
中国企业人要从东西两种文化范畴中获得合力，就必须变换战略思维的轨道，尽力让“灵活变通”的中式战略决策思维与“呆板机械”的美式战略执行思维相互变轨，相向而行。这样，自己发展成为“国际企业人”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