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阴谋也笼罩在了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头上。
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中的一员主要战将，应该说得到了张国焘的赏识和重用，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和壮大，许世友也从1932年的红12师34团团长，升到1933年的红第9军副军长兼红25师长，再升至红4军军长……
阴影当然也笼罩在许世友头上。
此时，许世友已由红军第一支骑兵师师长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西安事变后，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就是在他在校学习期间，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展开。
而且并没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张国焘的同时，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的功劳和贡献，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分开来。
实事求是地分析，许世友对张国焘也曾是有感情的，而且不是一般的感情。
直到1945年，他还在检讨这段历史：
“在国焘路线时期，自己受了张国焘愚民政策的欺骗，他从来不提倡学习，加上自己也有只凭枪杆子打天下的思想，不愿学习理论，因此，在政治上，理论上是糊涂的，不能辨别方向，还由于他的错误干部政策，拍拍拉拉，自己是一心崇拜，感情超过组织，在反国焘路线中，自己受到刺激……”
最初，他是在批判张国焘的大会上受到刺激。
那是在延安的所有部队、机关、团体、学校全面开展批判张国焘活动中，抗大学员们召开的一次大规模“张国焘斗争会”。
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们全部到会。
毛泽东亲自到会。
张国焘也到会。
抗大的所有在延安的学员全体到会。
抗大校长林彪主持会议。
毛泽东首先给“斗争会”定下原则：“要在大事大非问题上划清界限，分清是非……”
当然，许世友也坐在台下，坐在抗大学员中。
他很快就坐不住了。
他怒目圆睁，面红耳赤，差点就暴跳而起。
他看见，有人跳上台，根本不容张国焘申辩，就把张揪起座位，把张国焘的双手强扭向背后，再压住张国焘的头，要张认罪。
他看见，有人冲上台脱下鞋子朝着张国焘的脸狠狠打去。
张国焘的脸顿时红肿，连眼镜都被打落地上，镜片摔碎。
他看见，要不是毛泽东及时制止，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还没被撤职的张国焘，完全有可能被打伤，被自己的部下打伤。
他还注意到，毛泽东只是诙谐的说了一句，作了一个手势：“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脑袋……”就轻而易举的制止了打人。
然而，对他刺激更大的是，有人竟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上挂下连在一起，全盘否定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功绩，要揪出红四方面军中的第二个张国焘，第三个张国焘……许世友终于暴怒了。
他在会后的分队批判会上大嚷大叫：
“你们不要弄偏了斗争方向，张国焘犯了错误，不等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犯了错误……”“老子说了几句公道话，你竟敢骂老子是小张国焘，骂老子是托洛茨基，你他妈放狗屁，老子根本不懂托洛茨基是什么东西……”
“日你娘的你竟敢骂我们红四方面军是土匪，竟敢喊打倒我许世友，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在你娘的肚子里，老子就是小张国焘，老子就是土匪，你们又敢拿我去杀头……
”也就是在这次斗争会上，许世友怒火攻心，大口吐血不止。
许世友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1953年，他在一次反省历史、总结思想时这样回顾往事：
“……我非常生气，痛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我想，从前反陈独秀、李立三时，我们这些干部只是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样错，什么叫路线、方针错了，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也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斗争会，这样的斗争会实在害怕。当时我想赶快打仗，我到前方与敌人拼死，也不愿开这个斗争会。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嘛？那时认为党中央在争权夺利，要把我们搞掉。我这个认识是大错了，所以基本上就动摇了，我的态度是非常不满，在病中苦闷到极点。”
就在许世友苦闷到极点时，就在许世友的痛苦中，河西走廊传来噩耗，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组成红军西路军，在甘肃高台地区几乎全军覆没，二万多红军指战员，血洒戈壁沙滩。
那是一个陕北高原刮着大黄风的三月早晨，一阵凄厉的号声在抗大校区响起：紧急集合，全体学员紧急集合。
病中的许世友知道出了大事或者是紧急事情，强撑病体，随学员们一道聚集在大操场。
林彪校长已站在台上。
林彪消瘦的脸铁青，眼睛潮红，似乎还有泪痕。
他们在等待，等待一遍遍翘首西望、默然许久的林校长开言。
终于，林校长说话了，声音低沉而悲痛。
林校长宣布的是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惨败消息。
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
突然，爆发出号啕大哭。
这位最先大哭的人，正是许世友。
全场马上哭声一片，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更是哭得捶胸顿足，难以自持。
许世友更是哭倒在地，被战友扶起，送回病床。
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这已是事实的噩耗，才短短四个来月，他们两万多来自鄂豫皖，来自川陕，英勇善战，情同手足的战友，就这么一去无回，战死黄沙。
他们一遍遍地回忆所熟悉的战友的音容笑貌，呼唤战友的姓名。
接着又是大哭。
哭得林彪都无法控制全场秩序，只好宣布暂时散会。
许世友是哭得肝胆俱碎，不能自持，根本无法行走，他是被战友们搀扶着回到许世友住处的。
整整一天，水米不进，只是思念战友。
思念中，更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
许世友病更重。
就在病体中，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继续扩大化，已波及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们甚至部份中级干部。
这些饱受冤屈的战友们是带着满腹的冤屈去看望他的一贯信赖一贯依仗的许世友，倾吐冤屈，唯有哭。
“我病体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三天，尤其是军级、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都感觉没有出路……”
这是许世友后来对当时情景的回忆。
战友们哭，许世友也哭，哭着哭着，许世友再也无法哭下去了。
但开始痛定思痛，开始思考出路。
也就是说，他已失望到了极点。
那是在极度痛苦中的考虑再考虑，这毕竟是件天大的事。
他想到了离开延安。
离开延安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离开中央，离开毛泽东。
许世友是再三苦思，方才作出决定：
“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来看我时，我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着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他考虑得既仔细又周全，就象打一次战役般进行策划：
“我们准备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四川汉中靠巴山会合刘子才部再说。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还有给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他和愿意一块走的红四方面军的20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商定，他们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一块走，因为他们吃不得苦，不能步行，而要骑马。
他们的计划很缜密也很机密，他们在不动声色中焦急地等待，作好一切准备，等待出发时间的到来。
4月4日。
许世友悄悄从医院回到抗大，派出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先行出发，到城外做好接应准备工作。
干粮已准备好，行装也已准备好，只等太阳落山，黑夜降临。
下午4时许，日已有点西斜。
许世友正从窗口望日头，更细地盘算出走的每一个环节，以争取悄悄出城，和平出城，尽量不与卫兵发生冲突，尽量不伤人。
这时，他发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周兴，气势汹汹带领一大批保卫人员，进入抗大，包围了学员队的宿舍和教室。
保卫干部们一个个荷枪实弹，枪口，就直对着门和门内的人。
他看见，保卫处长周兴在门外点名，叫出一个人来，就由保卫人员马上捆绑，然后押走。
一连被点出的十几个人，全被五花大绑。
豆大的冷汗突然从许世友的脑门冒出。
他发现，被五花大绑的人全是今晚要出走的人。
他完全明白了：计划败露。
这时，他的宿舍也被包围。
至少一个班的保卫人员堵住了房子的前后左右，手中的快慢机驳壳枪全张着大小机头，手指紧扣扳机。
他头一晕，胸一挺，开门走出。
两名保卫人员手提麻绳冲上，就想给许世友上绑。
许世友左右一推，两名保卫人员连打几个趔趄被推开数尺外。
“老子自己走……”许世友吼道，双手放在屁股上，向外走去。
七八个保卫人员一拥上前，带队的用枪指住许世友的头，大叫：“不许动，再动就开枪了！
我们奉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谁也不准违抗，否则后果自负！”
枪口下的许世友冷静下来，不再轻举妄动。
许世友先是被绑，后又加上脚镣手铐。
许世友被押走，边走边大骂，骂了很多大逆不道的话，很难听的话，其中有些话指名道姓骂毛泽东。
后来，对于这次被带上脚镣手铐的抓捕，许世友是轻描淡写地回忆：“当天下午4时，党中央发觉我们要走，把我们叫去问，我就从头到尾的有什么说什么。”
对那位当时他尚还不知道是谁的“叛徒”，他更是破口大骂，大有恨不得生啖其肉的愤怒与仇恨。
后来，他才知道，他所骂的人是王建安。
这次轰动一时的“延安暴动”事件，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一直未公开披露，因此更具神秘色彩，更具内幕色彩。
数十年后，当时的抗大政治郭主任莫文骅所忆的《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的历史事实：
4月3日（此处与许世友的回忆有出入）是星期日，天气晴朗，学校放假休息，教职员、学员们大多到延安城内，到清凉山和宝塔山等地去玩了。我因为有些事要做，没有外出。
上午八点钟左右，校党总支书记邓富连（现名邓飞，曾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突然跑来找我，他神情紧张，上气不接下气，急急忙忙告诉了我一件意外的事情。
原来，他刚接到第二队的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谢富治的报告：在“抗大”学习的少数四方面军的军、师级学员，由于不满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受张国焘拒不承认错误的影响心怀不满，由许世友领头，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十多名军师级干部参与，密谋带领每人身边的武装警卫人员共二十多人，携抢逃跑。他们准备当晚午夜举事，杀死×××，然后从北门城边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因为城门有哨兵），到山中打游击。这是他们平时就侦察好的。水沟能同时爬出两人，可以避免被城门口和墙上的哨兵发现。
王建安（军长）是参与者，后来他觉得这一行动太不应该，认识到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用暴力？况且又要杀死某某，这不是叛变革命吗？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保险。所以他决定不走了。
上午，当许世友问他准备情况时，他说有病不能走了。但他们逼他一定要走，否则采取强制措施。
这样，王建安感到两头为难。走了不合适，不走又怕有意外危险。经过仔细考虑，不得不亲自问谢富治揭发了事变阴谋。
当我听邓富连讲完这件事后，心情也非常紧张。自红军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真是破天荒了……
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考虑一下，决定让邓富连同志留下，注意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同时，我去找刘亚楼、傅钟等校领导。
跑了几处，都没找着，于是只得直接去找林彪校长。
得知他在毛主席处开会，我即去找他。
主席住在凤凰山脚下的石窑洞里，离学校不远，只过一条街，很快就到了。
我向林彪详细报告了此事，他让我回校，不动声色，注意了解新的情况，并做好防备。待向毛主席和中央报告后，再回校处理。
这样，我便急忙回校了。
好在时间还有，只要消息没走漏出去，不至于立即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尽管如此，我还是向保卫科同志和身边同志密告了此事，并布置好一切，以防万一。
不久，林彪回来了，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我和邓富连及谢富治，还有保卫科同志等开会。宣布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立即将许世友一伙人逮捕，以防事变的爆发引起恶劣的后果。
于是，学校于下午4时吹紧急集合号，召集学员在各队开会，高干的第一、二队学员也到各自教室开全体会议。第一队由党支部书记胡耀邦主持，第二队由队长倪志亮主持，由傅钟向一队，谢富治向二队宣布了许世友等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行和中央的逮捕决定。
宣布前，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已派人把两个队的教室包围起来。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叫了出去，由保卫人员捆绑起来押走了，一共抓了有十多人。
与此同时，由邓富连带几个人到党员宿舍，收了所有的手枪。
这场危险的未遂事变，就这样被平息了，使“抗大”以至党中央避免了一次灾难……
林彪亲自问毛泽东汇报了抓捕许世友等的经过。
毛泽东在久久沉思后说了一句：“问题想得简单了，搞急了一点。”
毛泽东亲自指示：由德高望重，办事温和稳妥的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全权处理这一事件，担心再次过火。
牢中的许世友开始时拒不认错，数次审讯都承揽全部责任，并直抒已见，毫不隐讳。
许世友自知“事情太大”，只求速死。
许世友当时也确实处于生死关头，主张枪毙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许世友的人不是个别。
只要毛泽东一点头，许世友这条命就很难救。
许世友是幸运的，他遇到了毛泽东这位伟人。
如果此时他反的是张国焘，他可能早已没有命。
毛泽东也许就在此时更全面，更深地了解了许世友；或者说是看中了许世友。
毛泽东在所谓“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的定性问题和处理问题力排众议。
认为反对“国焘路线”决不能扩大化，要纠正过火倾向。
主张批判“国焘路线”决不能连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一起批。
毛泽东还主张对一时认识不清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四方面军同志，尤其是许世友等同志，不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要硬把人逼上梁山，而主要是批评教育，正确引导。
并坚决否决了“枪毙许世友”的请示报告。
毛泽东救了许世友的命，挽救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战士，毛泽东在路线斗争中的正确处理方法，对后来的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历史性效果，以及历史性的意义，是深远而巨大的。
1937年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公审“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一案”。
由“反革命集团案”到“拖枪逃跑案”的定性的改变，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根据和尊重历史原因和历史事实而作出的。
法庭宣布：判决许世友一年半有期徒刑；其余同案人被判一年、八个月或半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许世友仍不服气，许世友仍不承认有罪，也就是说，许世友并不因为被免一死，被从轻判决而改变态度。
顽固不化的许世友，再次激起“公愤”，从重处罚的呼声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