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坛下新河南边指前标地方，驻着友军的一个营。
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一个夜里，这个营突然受了从下新河方面来的敌人的袭击。敌人的迂回部队沿社头、张村至红庙之线突进到红庙东北的大河的南岸。敌人的企图：不是叫他们消灭在这大河的岸边，就是把他们压往东面，叫他们一个个沉进长荡湖的水里。而在指前标的正面，这个营并没有能够抵得住敌人的进攻，正在往后面溃退着。情况的危险，作战条件的不利，莫过于这个时候了。
“现在就战死在这里吧！”营长这样对自己说。
他制止了部下的溃退，把队伍集中指前标附近村子的一个大祠堂里面，把这祠堂作为堡垒一样的据守，而以一个排展开到直通指前标的高高的河堤的两边，收容在指前标街上时被击散的部队。
这个排在二十分钟后完全消灭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从指前标街上至南面一带的村子已经为正面的敌人所占领。
这时候，一个侦察兵从西南面的大河那边回到营长这里，报告营长他找到了五只大木船。
“怎么？你找到了五只大木船？你准备逃吗？……哼，你这个怕死的东西！”
营长拔出了他的手枪对着侦察兵，侦察兵没有半点声息，他静肃得简直停止了呼吸，在黑灰色的夜中看来他的直立的影子像一面碑石。
但是营长并没有扣那手枪的扳机，他突然想到没有理由可以枪杀这个侦察兵，他应该率领他的部下利用那五只大木船立即渡河，而不应该在这祠堂里作孤注一掷的无意义的死守。
他们于是渡了河，安然地突出了强大敌人的包围圈。
这正是夜色朦胧，天将破晓的时候，而营长却是这样的走进可悲的路程。
这时候他才觉悟到自己的危险。他带着残兵，惶急地尽速开到新四军驻防地的附近，找到了新四军的司令部，请求新四军司令官给他以援救。
这个营长是浙江人，一个老于战斗的硬骨汉，他个子高大，马一样的长脸孔，一对细小的眼睛蕴蓄着良善和机智。
新四军的司令官安慰他说：
“我们以游击战争的灵活的观点评价你此次胜利的突围……胜利，你注意在游击战争的观点上这胜利二字作何解释，你岂不是已经安然带回了两个连以上的兄弟吗？在那样的危险、不利的情势底下，只要你打一个错算，你这个营有立即被消灭的可能。”
“但是我的死日到了。”那浙江人说，他的声音是那样坚定而清晰，仿佛关切地、忠诚地告人以骇人听闻的消息，却不曾在上面夹带半点儿女柔弱的感情。
新四军的司令官却比他还坚定，他询问着：
“那是什么意思呢？”
友军的营长这样回答他，在他们的军队里面，到这天为止，还找不出有这样的解释胜利的“观点”，这里只存在着一味专横暴戾的无情的军纪——生是犯罪的，只有死才得到鼓励和褒奖。这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定律，整个军队的生命都依靠着他，正像天主教徒的灵魂依靠着天主。而且有了这个，就用不着什么战略，战术。军纪——以无数“死”字拼成的连坐法，这就是战略，战术。一切都是趋向着死亡。他们说，死是军人光荣的归宿地，因此军服变成了棺材，哪时出发上前线，哪时就是抬着自己的棺材走进坟墓。
“够了，你的话我完全了解了。新四军的司令官说：
那么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那浙江人的坚硬的马一样的长脸孔看不出一点表情。
他说他为了从死中求生，他要求新四军的司令官将他收留，他决意从那残酷无理的连坐法逃出，重新的献出他战斗的一生。
但是新四军的司令官劝阻他，以为他是一时的神经过敏，对于一件事情过分的去发生感应，事实也许还不至于那样严重。
新四军的司令官为那可敬的浙江人拍电报给友军的总指挥部，报告这个营长的战斗遭遇，指出胜利的意义所在，希望这个电报会造成一种热烈的、幸运的空气来环护他，使他获救，然而所得到的却是可悲的回应。
那回电大意这样写：此次从下新河方面败退之敝军，承贵军代为收容，非常感谢，但该营长守土失责，有辱我军人人格，应立即把他解回来执行军纪云云。
新四军的司令官坦白地把这个回电交给那浙江人，征求他最后的意见。这时候，浙江人的坚硬的马一样的长脸微微地笑了。
“现在是我自己应该回去了。”他简单地一字一句很镇静的说：“可是新四军同志所创造的新天地，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像小学生似的谨肃地、驯服地和新四军的司令官握手，那坚硬的马一样的脸孔像一个古圣人的雕像，永远刻着那坚定、坦然的微笑的皱纹。
他于是把他的残兵带回去了。而在他回到他们的总指挥部的次日，他被执行了枪毙。
一九四○一二五联合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