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犹太历史上，“教师”一词的确切内涵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早期的犹太社会中，教育尚处在以神学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家庭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初级阶段。那时，社会上并不存在专职的教师职业，教育子女的任务主要是由父亲和拉比分别完成的。在家庭内，父亲承担着教育子女的重任，他把“智慧之言”及为人处世之道传授给自己的子女，因此，父亲就是教师，教师就是父亲。在希伯来语中，“父亲”一词本身就具有“教师”的含义。如今在西方语言中以“Father”（父亲）来称呼教父，正是希伯来习俗的延续。在社会上，教师的职责由象征着智慧与权威的拉比来完成。在遍布各地的犹太社团中，拉比不仅是神职人员、律师、法官、牧师、医生，而且是教师。因为在希伯来语中，“拉比”一词的第一涵义就是“教师”。在现实生活中，拉比们就是各地犹太学校（早期的学校往往与教堂合二为一）的负责人与职业教师。他作为智慧的化身，不仅要为学生解答学业上的难题，而且还要指点生活中的迷津。人们一遇到难处，往往要求助于拉比，而拉比的言语往往被视为至理名言。公元6世纪，随着学校与教堂的分开，教师与父亲、教师与拉比的两位一体化才开始逐渐分离，现代意义的教师职业才应运而生。
在犹太传统中，教师享有极高的地位。在犹太人看来，教师的职业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此，“每一个人要像尊重上帝那样尊重教师”。犹太经典《密西拿》中把有学问的教师（犹太人习惯上把有名望的法学家也称为教师）叫做“塔尔米德哈卡姆”，意为“圣贤的门徒”。犹太人对那些获得“塔尔米德哈卡姆”身份的人极为尊重，并明文规定：凡是侮辱了“塔尔米德哈卡姆”的人都必须罚以重金，情节严重者还有可能被逐出犹太区。能与“塔尔米德哈卡姆”的女儿结婚被视作一种高尚而且值得炫耀的行为。
在犹太人中曾长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和他的老师同时被海盗绑架，必须以巨额财产才能赎回他们的生命。当时，孩子所拥有的所有钱财只能赎回一个人，这位孩子的选择是，先从强盗手中救出他的老师。
《塔木德》中也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两位视察员受拉比之命来到一个镇上，要求拜见镇上的守卫之人。镇上的警察局长闻讯后匆匆出来迎接，视察员却说：“我们要见的人不是你，而是守护镇民的人。”这时，守备局长又跑出来迎接，视察员仍然摇头，他们说道：“我们想见的既不是警察局长，也不是守备局长，而是学校的教师。警官和部队都会破坏市镇，真正守护市镇的是教师。”可见，在拉比和视察员的眼中，教师是民族利益的守护者，教师的事业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未来。
长期以来，各地犹太人都形成了一种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他们使“拉比——教师和有智慧的人得到极高甚至可以说是过高的声望”。此外，犹太人在婚姻嫁娶问题上的态度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包括教师在内的学者的敬重。自中世纪以来，在欧洲尤其是中欧的犹太人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最理想的婚姻是有学问的教师、拉比或法学家同富翁的女儿结合。《塔木德》中也说过：宁可失去所有的财产，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关于这种价值取向，对犹太民族颇有研究的中国学者顾骏先生称之为“学”与“商”的联姻，一种独特意义的“门当户对”。顾先生对此发表了一番幽默风趣且耐人寻味的感叹：这样一种婚姻安排对犹太民族的生存价值自不待言：生意上精明的人（成功的商人）和学问精明的人（拉比或智者）肯定是最能应付犹太人生存环境中层出不穷的恶劣的挑战的人……其实，犹太人的这种“门当户对”，不仅仅从生物学意义上保证了优秀基因的传递，而且也从社会学意义上、经济学意义上、文化学意义上保证了这种传递。“学”与“商”的联姻，从价值观念上保证了“卑俗”的生意人对知识与学问的认同，从而实际上除掉了其身上的卑俗气。而在经济上，非生产的学者可以通过联姻而得到资助，因为犹太人亲属之间的某种财产再分配倾向历来很强。而在民族凝聚上，钻研《托拉》的学者无疑是传统最忠诚的维护者，学者走进商人的圈子可以把那些最易“迷路”的羔羊留在上帝的栅栏内。智慧的犹太民族作出的这些智慧的安排，比那种让学者“下海”搞第二职业，不知要聪明多少倍了。商人有些学者气是文明的进化，而学者只剩下一点商人气，则绝对是文明的退化。
◇ 学校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学校作为教育的场所，长期以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古时期，家庭教育被文人先知们视作维持民族传统的重要环节，因而受到极大的重视。当时的社会教育还极为有限。“巴比伦之囚”以后，犹太人逐渐形成了以会堂为中心的犹太学校。后来，学校逐渐脱离会堂成为独立的教育场所。流散时期的犹太人极为注重学校教育，在每一处站稳脚跟后就立即创办学校，使学校与会堂一样成为犹太社团存在的标志。在中世纪的犹太教育中，由于宗教教育占有主导地位，所以各式各样的科来尔经学院及律法学校比比皆是。近现代以来，世俗教育逐渐发达，许多犹太学校成了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犹太人对学校教育的高度重视从上海犹太难民身上可以略见一斑。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德国的灭犹政策下，大约有3万名德、奥犹太人远渡重洋在黄浦江畔登陆，来到了万国商埠上海滩。由于他们是以逃亡难民的身份前来的，许多人穷困潦倒，生活无着。来到上海之后，生活稍有安顿，犹太人便急于为自己的孩子寻找求学的地方。“他们竭尽全力，不使其子女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在著名的犹太财团嘉道理家族的慷慨援助下，1938年和1939年抵达的120名儿童被送进了上海犹太学堂，他们的学费由嘉道理家族主持的“上海犹太青年协会”代付。由于上海犹太学堂已人满为患，陆续而来的难民儿童又日益增多，因此，上海犹太社团又办起了几所难童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犹太青年学校”（即嘉道理学校）。这里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教员，传授数学、美术、历史、语言（包括汉语、英语、法语）等世俗课程。由于纪律严格、培养有方，“到1946年，该校的高年级学生参加了正式的剑桥高级考试——并在竞争中取得成功。而那些前往美国的学生，也在这个基础上进了大学”。一位参观者在观看了嘉道理学校后欣然留言：“欢乐的笑声一直回荡在这个已经忘记怎样笑的世界”。当时亲身经历过上海犹太社区生活的一些难民，在回忆这一段岁月时也深有感触地说：“青少年教育是上海犹太人生活中一个阳光闪耀的方面”。
犹太人在开发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过程中，也对学校教育寄予了很高的希望。1919年，当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与当地的阿拉伯人还处在激烈的冲突之中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就已动土奠基。此后，不断升级的阿以冲突及连续出现的资金困难都未能阻止它的进程，1925年，希伯来大学终于投入使用。以色列建国之后，把学校建设列入了国家计划的主要日程，在短短的几年中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各级学校。如今小小的以色列却拥有7所世界一流的大学，这些学校拥有宏伟壮丽的校园、先进的设备以及丰富的藏书，吸引了许多外国学生，每年都有许多留学生到以色列去学习。
犹太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学校建设，是基于他们的文化传统，基于他们对学校教育的不同寻常的认识。他们觉得，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基地，而且更是“维护民族共同体的有效途径”；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才能保证其子孙后代维护他们的民族身份，发扬他们的民族精神。这一观念如果用公元14世纪的一位犹太哲人约哈南·本·扎凯的话来表述，就是：只要学校在，民族就不会灭亡。
约哈南·本·扎凯是《塔木德》中记载的三位大拉比之一。相传公元68年前，耶路撒冷正陷于罗马军团的重重围困之中，城内的犹太人危在旦夕。当时，在对待罗马人的态度上，犹太人内部又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主张以暴力抗争的鹰派，另一派是主张非暴力解决的鸽派。两派之间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约哈南所属的鸽派被鹰派关押在耶路撒冷的城堡中，行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时，约哈南心生妙计，想出了脱身之策。他先假装生病，许多人闻讯前来探望。不久，便传出了约哈南的死讯，而且很快传遍了耶路撒冷全城。弟子们把这位尊敬的拉比的遗体装进棺材，以下葬为名，逃出了鹰派的设防，来到罗马军队的阵地前。罗马守兵正欲以刀刺入棺材来验尸，约哈南的弟子们纷纷求情：“如果罗马的皇帝死了，你们也要以刀验尸吗？我们完全没有武装，又能做出什么危害罗马的事呢？”最后他们终于闯过了罗马军队的防线，来到了罗马统帅部的所在地。这时，约哈南安然走出棺材，要求拜见罗马军队的统帅。约哈南正视着司令官韦斯巴芗的眼睛，十分认真地说：“我对将军阁下和罗马皇帝怀着同样的敬意。”约哈南的本意是说，韦斯巴芗会成为未来的帝国皇帝。粗暴的韦斯巴芗对这位长者所给的头衔感到震惊，并怀疑对方在有意羞辱他，因为当时他距离帝国皇帝的职位还十分遥远。约哈南看出了对方的不悦，极为冷静地解释道：“不，请相信我的话吧。阁下一定会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韦斯巴芗看到他认真的样子，火气大消，问道：“我现在已明白了你的话。那么，你来拜见到底想得到什么呢？”约哈南回答说：“我只有一个愿望：给我留下一个能容约10多个拉比的学院，永远不要破坏它。”韦斯巴芗同意考虑约哈南提出的要求，并说如果他的预言能够成真，他保存学校的愿望就会得以实现。那一年，罗马帝国被阴谋和动乱所困扰。先是尼禄皇帝突然遇害；几个月之后，执掌大权的三员大将又被暗杀；韦斯巴芗作为帝国最能干的将军和帝位继承人中的佼佼者，就自称国家元首。其帝位被元老院认可。韦斯巴芗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也许是为了感谢约哈南拉比的预言，也许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一所学校在一个沦落的民族中所能产生的精神作用，最终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当罗马军队血洗耶路撒冷时，他果然发出了一道命令：只留下小小的一所学校。这样约哈南拉比在沿海平原小镇亚布内建立的圣经学院便得以幸存。其实，约哈南拉比早就意识到了罗马最终会杀进城来，血洗犹太人。为了保留民族生存的火种，他才冒着生命危险力保了这所学校。“当然，约哈南考虑的不是10多位老年智者的生命，而是要发扬他们所代表的精神传统。约哈南的行动为犹太民族以后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个民族缺少争取国家独立的正常条件，因而寄希望于自己的精神财富。它认为只有忠于传统才有可能作为民族继续存在下去，这种精神力量在适当的时候就会成为民族起义的积极力量——这一信念将会得到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