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到清末，前任总经理去世，副总经理有郭斗南和梁怀文两人。财东李五典选择继任者时，看中郭斗南，这不仅因为郭居副职的首位，还因为郭听资本家的话，对资本家因玩乐随意提用号款唯命是从。论才能，梁怀文过于郭斗南，但梁为人公正朴实，富有开拓精神，对资本家提用号款不满，不得资本家的欢心。当资本家举郭斗南为总经理后，梁即辞号而去。梁为号中众人所推崇，梁去人心为之涣散。不久，遇辛亥革命后全国金融业的挤兑大风潮，首当其冲者是北京分号。日升昌京号经理赵邦彦在挤兑面前束手无策，托病回了平遥总号。赵离京后，郭斗南又任命侯垣任京号经理。民国二年（1913年）合盛元票号京号已被挤倒，侯垣是合盛元京号的保证人之一。可合盛元京号经理私逃了，京师地方检查厅向保人要人，侯垣于民国三年（1914年）九月吓得带伙友、账簿逃回平遥。这时，日升昌的债权大于债务四五十万两，郭斗南不是设法带领伙计们去维持，侯垣等回号后，他为逃避责任也逃跑了，甚至传说已跳井自杀，许多人无影无踪。京师地方检查厅根据债权人的控告，查封了日升昌京号，又传令资本家速派人带账簿来京清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资本家无奈，又去请原副总经理梁怀文出来维持，梁念“吃东家饭多年”，于危难时袖手旁观不近人情，故应允，于民国四年（1915年）一月，带领冀体敬、冀诚敬、原道凝等伙计赴京清理号事。在京各债权人，深知梁仗义，故主张和平了结。鉴于票号业大势已去的背景，梁又改日升昌票号为银号，这样又使日升昌艰难维持到民国11年（1922年）。[14]
因此，财东必须参与企业运营过程。只是他参与的目的和总经理不同，总经理要完成对财东的承诺，而财东则重在了解该行业的发展，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决策、选择更优秀的总经理，制定合适的制度来激励总经理，减少其犯错误的风险。
在我看来，与内部构造更精巧、民主与权威关系设计更健全的现代公司制度相比，晋商的股份公司制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总经理集权。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维护经理班子权威的同时，对其可能的道德风险和能力不足加以弥补。换言之，用监事会制度[15]来弥补经理人的道德风险，用股东会议制度、股东代表会议制度、亦即董事会制度[16]来弥补经理人能力的不足。
在股东会议制度、股东代表会议制度（董事会）以及监事会制度方面建设得不足，使得晋商总经理大权独揽，利用职权犯错误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是因为，监事会监督作用发挥得不足，使总经理滥用职权的行为得不到揭发；而股东决策作用发挥得不足，使总经理滥用职权的危害往往等若干年后才能充分暴露出来，才能予以纠正，这样就为晋商总经理的犯错误创造了浑水摸鱼的环境。事实上，晋商票号晚期，总经理滥用职权的现象已多有发生。如协同庆总经理刘庆和在公司单独设一个员工账户，将员工暂时不用的钱储存在内，借以生息。无疑，达种利用公司的资源为自己谋福利的行为，不啻是让股东冒险，自己受益，这是对股东利益的侵犯。还有，协同庆另一总经理张治达曾一次性将公司创业几十年来好不容易积累的40万两银准备金全部分光，致使协同庆家底顿空，应付金融风险的能力大大下降，这是协同庆后来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张治达这样做也有其合理之处，这就是对财东经常违犯协定到企业提款不满，心想与其被财东花光吃光，还不如都分下去让大家得点好处。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7]意思是说，做君的像个君的样子，做臣的像个臣的样子，做父亲的像个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像个儿子的样子，这是就每个岗位的职责而言的，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和追求的理想，但生活不是真空，总是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情况。试想，“君”已经“不君”了，“臣”再“不臣”，岂不是天下大乱？这是一个经理人对财东、对员工、对存户、对社会应有的态度吗？
那么，为什么前期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到后期会发生问题呢？这主要与制度的配套环境有关。任何制度都是一定环境下的产物，环境变了，制度自然也要随着变化。1840年以前的中国市场尽管也受世界市场的影响，但毕竟联系程度还不深，企业的竞争主要是在国门内进行，竞争激烈程度不够高，有实力、有规模的企业往往能存在更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能力不足的弱点暴露不明显，再加上大企业生存的稳定性强使经理更看长远利益，犯错误动力下降，因此监事会作用发挥不强的弱点也被掩盖起来。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企业竞争的激烈，倒闭现象的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能力不足的弱点自然就会暴露出来。而企业生存稳定性越来越弱的缺点，在驱使经理人越来越看眼前利益，经受不住外界诱惑犯错误的概率大大提高。这说明欲使企业适应竞争加剧的新环境，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一是加强股东会议制度、股东代表会议制度建设，首先弥补经理人能力的不足；二是强化监事会的功能，首在防范经理人的道德风险；三是使企业从无限责任制改为有限责任制，降低经营风险。晋商的衰败从表面看是实力不如人，本质上是制度不如人，不能将各方面的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然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利甚至失败了。
除此之外，晋商的股份公司制度还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没有退休制度。山西企业的员工，除辞号和号辞者外，实行终身制。这一制度的好处是充分发掘了一个人的潜力，将其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发挥到极致，并顺利地传到下一代，这对当前的企业管理中解决老同志积极性如何更好发挥的问题很有借鉴意义。但这一制度的弱点也是极其明显的，就是使企业形成老人政治，暮气沉沉，创新精神不足。
老年人的优点是经历的事情多，经验丰富，虑事周到全面，稳健经营。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正因为其想事周到全面，尤其是对风险顾虑太多，因而缺乏一种敢想敢干、舍我其谁的气魄，而有时候，尤其是历史的转折关头，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另外，老年人还有一个弱点，这就是体力下降，而开发新产品、探索新事物的艰苦性又尤其需要这种连续作战的能力，当老年人在一个组织中不掌握主要权力时，这一弱点的影响还不大，但当老年人掌握一个组织中的主要权力时，这一弱点的影响将会无限扩大，从而束缚企业的发展。我认为，当面临时代的转折关头时，晋商各大行业，如票号业、典当业、茶业均表现出强烈的保守倾向，是与这几个行业前期发展迅猛，股份制度普遍推广，老人政治发展更充分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尽管晋商股份制还存在种种缺陷，但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业界，还没有哪个商帮的股份制能做到晋商这么发达的程度，它有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结合，有助于将企业做大做强，更有助于企业市场风险能力的增强，因而信誉卓著。但进入近代之后，随着中国市场越来越和世界市场紧密结合，越来越受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风云变化的影响，市场竞争空前激烈，企业的不稳定性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晋商股份制度的缺陷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它使晋商在与外商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也愈来愈弱，信用自然也越来越大降，再到最后被市场抛弃—全盘溃败。
本章注释
[1]（明）李梦阳：《空同集·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卷四四。
[2]（明）王家屏：《复宿山房全集》，卷二六。
[3]光绪朝《山西通志》，卷一四二，《义行录》。
[4]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见《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5]沈思孝：《晋录》。
[6]王士性：《广志绎》，卷二。
[7]《河北采风录》，卷四。
[8]《史料旬刊》，第28期。
[9]（清）徐珂：《清裨类钞》，农商类。
[10]参见董继斌、景占魁主编：《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11]黄鉴辉：《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2]参见赵荣达著：《晋商故事》，第70—71页，新华出版社，1996。
[13]类似于今天的任期。一般是四年，也有三五年者。
[14]引自黄鉴辉著：《晋商经营之道》，第134—135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15]监事主要来自参与企业经营过程的员工代表、经理人代表、经销商和采购商代表、股东代表及政府代表等。
[16]董事中，既包括有工作积极性但也许能力不足的股东董事，也包括没有股份但有助于企业决策的非股东董事，也即独立董事。
[17]《论语·颜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