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货币化的发展，工商业者对资金的要求日益迫切，这是因为远距离贸易的周期长、占压资金多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自有资本显然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贸易的要求，于是专门为工商业者提供信贷支持的账局应运而生。随着远距离贸易的商人对货币兑换要求的提高，又有了钱庄的建立。钱庄最初的业务只是纯粹的货币兑换，后来也开始发行钱票，对工商业者放款。
和主要为社会贫困阶层服务的典当、印子局相比，主要为工商业者服务的账局、钱庄的风险无疑更大。典当以抵押为特征，甚少风险；印子局尽管比典当多一些风险，但由于放款不多，有保人担保，且每天催款，因此风险也不甚大。但账局和钱庄做的是信用贷款，即这种贷款不是建立在工商业者的有形资产—房子、珠宝等抵押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他的无形资产—信誉、经营能力等信任的基础上的，由于用来抵押的有形产品的价值并不高，无疑这种贷款的风险是很大的。当然，账局和钱庄的回报也高，这就对账局和钱庄的经营能力，包括对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对不同行业利润率的判断能力、对该地域工商业者信息的搜集及判断能力，以及对恶意抵赖现象的处理能力等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作为以提供无形产品—服务为特征的金融业，本身的风险就是很大的。一方面要规范别人的行为，降低自己的经营风险，以取得最大化的利润；另一方面，也要规范自己的行为，降低他人的经营风险，保证他人存款的安全。但在这方面，仅靠账局、钱庄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每个利益主体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很容易冲破道德和法律的限制而肆意妄为，因此必须依靠政府力量的介入才能建立起稳定的信用关系。但政府的能力、财力也不是无限的，何况还要受其认识能力的限制，这意味着要在全社会建立起稳定的信用体系，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此不能对政府期望太高，何况这个稳定还不是绝对的稳定，只是相对的稳定而已。
现在，让我们看看晋商的账局、钱庄是怎样经营的，又是如何降低经营风险的；对于发生在金融业自身上的风险问题，社会是怎么处理的；对我们今天规范金融业行为，建立稳定的信用体系有什么样的启发等。
一、账局
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的限制，工商业的规模自然不大，经商区域也不远，靠自有资本经营即可，一般无求于借贷，即使有也只是向一些富有世家借钱充做资本，待做完一趟买卖就归还了，并不需要经常借贷。
明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经济较以往有了较快发展，表现为商品量增加、商品长途贩运频繁、资本周转减缓、工商业资本投入增加，从而工商业完全靠自有资本已不能适应经营的需要，产生了自有资本与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的矛盾。与此同时，在某些工商业者缺乏资本的同时，还有一些工商业者存在着资本过剩，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在一方需要资本、一方愿意提供资本的情况下，无疑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潜在资本市场。但要将这个潜在的市场开发出来，也存在着很多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资本供给方的收益如何得到保证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拥有资本的一方是不会将款借给需求资本一方的，这样就无法满足全社会范围内的工商业者对资本的需求。当前，中国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也表现在这里。一方面，企业有强烈的对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界因担心贷款的安全而表现出惜贷的情结。
面对工商业内部某些企业在某些时候自有资本多，某些企业在某些时候自有资本少的状况，假若这种情况发生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之间，就存在着相互提供资本的可能性，即自有资本多的企业以商品形态向资本困难的企业提供信用。这种以商品形态提供的信用，通俗说法叫商品赊销，也称为商业信用。商业信用固然可以解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货资本缺短的困难，但它不能解决所有企业的资本困难，为此必须走向以货币形态借贷之路。康熙年间，先是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因资本短缺向广州洋行借款，即使利息较高，也在所不惜。随后江南地区（即江、浙等省）的粮商、棉商、丝商，在稻谷、棉花、蚕丝收获季节大量上市，需要收购的时候，资本不足，遂向典当铺借贷，以稻谷、棉花、蚕丝等做抵押，反复借贷，反复抵押，用一分资本做几分资本的买卖。清监察御史汤聘奏道：“近闻民间典当，竟有收当米谷之事，子息取轻，抬来甚众，囤积甚多。在典当不过多中射利，而奸商刁贩，遂恃有典当通融，无不乘贱收买。即如一人仅有本银千两，买米谷若干，随向典铺质银七八百两，飞即又买米谷，又质银五六百两不等。随收随典，辗转翻腾，约计—分本银，非买至四五分银数之米谷不止……盖囤当之弊，江浙尤甚。而囤当之物，并不独米谷也。每年遇蚕丝告成，及秋底棉花成熟，此等商户，一如收当米谷之法，恣胆张罗，竟以小民衣食之计，止以供奸商网利之图。”[1]典当铺业是高利贷，月息高达三分，而商人所以愿意向典当铺押物借贷，虽是由资本困难导致的，也在于后来典当铺“子息取轻”的缘故。“子息取轻”使商人和典当铺都可获利。商人低息取得借款，收购米谷、棉花、蚕丝出售后，利息只占其利润的一部分，有利可图。典当铺“子息取轻”，而从多放款项中取利，比利高少放得利要多。
康雍乾时代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及其对金融的强烈需求，说明工商业的发展已到了非借入资本不能经营的程度。然而，这个时候的典当铺由于传统的收取抵押品经营的惯性使然，没有应时改变为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业务的银行，而是依旧维系着它本来的面貌。市场敏感性极高的山西商人在长期从事远距离贸易的过程中，亲身感悟到经营中缺乏资本的烦恼，一眼看出这种新的营利之途，于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在京城和张家口首先创办了近代中国的金融机构，干起向工商业放账的生意来，时称“账局”，即放账生利之意也。直至清末，在尚存的账局中，有一家开办年代最早的叫“祥发永”，是山西汾州府汾阳县商人王庭荣出资白银40000两，于乾隆元年（1736年）在张家口开设的。因此，《晋游日记》的作者李燧，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日记中写道：“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富人携资入都，开设账局。”
在票号问世前，账局在北京、张家口、保定、天津、多伦及太原、汾州等地均有设立，从而为工商业发展解决了资本不足的困难，受到社会舆论的称赞，认为京城“银钱所以不穷，尤藉账局为接济”。[2]由于账局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发展相当迅速。咸丰三年（1853年），京城共有账局268家，其中，晋商开设210家，顺天府商人开设47家，江苏、浙江、安徽、陕西商人开设的总共11家，从业人员“统计不下万人”[3]，“向来纹银交易盈千累万。”[4]
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闻账局自来借贷，多以一年为期。五六月间，各路货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账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5]此外，账局还向在恰克图的俄国商人放贷，如恒隆光、大升玉等都与俄商有信用关系。宣统二年（1910年），因俄商米德尔祥夫等5家商号倒闭，拖欠山西十几家商号62万余两白银，其中就包括恒隆光、大升玉等账局在内。
账局的产生，对当时的金融业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举足轻重之势。“账局之放贷全赖私票。都中设立账局者，晋商最伙，子母相权，旋收旋放，各行铺户皆藉此为贸易之资……是停放之西商益巧于收藏，则仰给之铺户愈窘于生理，凡穷寒下户典当艰而困乏兴嗟，店铺别行流通难而牵连失业，人情骚动，无以谋生。”[6]足见账局在京城金融市场上的作用。
在京城的账局，除对工商业放账外，也对官吏和候选官吏放账。
在封建社会，官吏赴任一切自费，所以自古以来就是“富者变产，贫者借贷”[7]，于是，账局自然而然地经营起了对官吏放账的生意来。众所周知，读书人经过科举或捐纳，即取得候选官吏的资格。但要取得实缺，需在吏部衙门等待依次轮补，常常住京经年。等得到一官半职，来京所带银钱也都用尽。于是，置办上任的行装，向部吏赠送礼物，以及雇车、带佣人，需要一大笔款项，也只好借贷应付。官吏借债，账局商人是凭其官缺为依据的，没有抵押，没有担保，实行扣头，即如借千两纹银，实付七八百甚至四五百，却要按千两收息和还本。因其收费太高，成为官吏贪污搜刮还债之根源，所以一直被政府查禁甚至被治罪，并屡见于咸丰（1851年）以前的清实录中。
卷中语
账局在放官债时到底是怎样收费，实行扣头的呢？乾隆年间的落魄文人李燧在《晋游日记》中记载了账局收费的细目。他指出，“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资入都，开设账局，遇选人借债者，必先讲扣头。如九扣，则名曰一千，实九百也。以缺之远近，定扣之多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复加月利三分。以母权子，三月后则子又生子矣。滚利累算，以数百金，未几而积至盈万。京师游手之徒，代侦某官选某缺，需借债若干，作合事成，于中分余润焉，曰‘拉纤’。措大（旧指贫寒失意的读书人）需次（旧时候补吏，等待依次补缺，称需次）有年，金尽裘敞，甫得一官，如贫儿暴富，于是制赴任之行装，购上官之礼物，狎优伶则需缠头之费，置姬妾则筹贮屋之资。始犹挥金如土，及凭限已促，不能不俯首于豪右之门，明知为鸩毒也而甘之。除奴仆之中饱，拉纤之侵涣，到手不过数千金，而负债已巨万矣。可哀也哉！”[8]
按照上述记载，账局对候选官吏放账，收费大大超过典当铺，是账局利之十倍的生意，这是因为账局不需要有形的抵押品，只以无形的信义抵押的缘故。
账局对官吏放账，一来它不熟悉官吏，二来官吏也与账局无关系，为了降低经营风险，于是京城兴起拉纤（即介绍）之徒。拉纤者多为游手好闲之恶棍，他了解某官本月得选何缺，需借债若干，在官吏与账局之间拉纤，说合事成，于账局利益中分成，或者多收扣头。这也是扣头多的原因之一，也可以叫交易成本高。账局的收费分为三层：一层是借款先讲扣头，并按官缺距京城之远近定扣头的多少，近者扣头少，远者扣头多，有九扣、八扣、六七扣、四五扣，甚至倒二八扣不等，借银一千两，实则只付给九百，或六七百，或二百，这就是所谓“创立短票名色”；二层是要按名义借银数，支付三分或四分的月息；三层是三个月或六个月“转票”收复利，即驴打滚利。由于多层的折扣，所以三四年后，千金之本，算至二三十倍；或借数百金，未几而积至盈万。在这种情形下，确曾发生官吏无力偿还被逼自杀的事件。由于这个原因，社会舆论对账局评价不高，认为它是官员腐败的根源，有净化社会环境的作用。从乾隆到道光一个多世纪的《情实录》和文人日记中，多记载账局对官员放债之事，而对其向工商业货款记载不多，且多充满恶评，原因正在于此。
假如说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创设及不断发展的时期的话，那么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就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随着票号的出现和影响的逐渐扩大，账局原有的金融地位遭到削弱。而且，票号发展之后，逐渐涉足存放款业务。一些旧有的金融机构，例如钱庄，也纷纷开展存放款业务，遂形成了存放款市场的争雄形势，账局作为市场借贷中心的局面，一去再不复返。
在开设账局的山西商人中，主要是汾州府和太原府的商人。根据黄鉴辉先生的统计加总，咸丰三年（1853年）山西商人在京城开设的210家账局中，汾州府（介休、平遥、孝义、汾阳）和太原府（阳曲、太谷、榆次、祁县、文水、太原）开设的200家，占95.23％，其中介休县就占118家，这与民国《介休县志》所述在外贸易者多营账庄是一致的。宣统二年（1910年）注册的山西商人开设的34家账局中，汾州府（介休、平遥、汾阳）和太原府（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文水）开设的32家，占94.11％，其中最多者榆次为9家，介休7家，太谷6家，三县又占64.7％。这些统计数字说明，如果说山西人善于经营银钱业的话，那主要也是介休、平遥、汾阳、榆次、太谷、祁县等山西中部地区的商人，这也是清代晋中地区经济崛起、晋中地区商人成为晋商代言人的原因。
二、钱庄
钱庄早期称为钱市，商人沿街设摊或摆桌子兑换钱，因而被称做钱市、钱桌、列肆兑钱者，以后随其发展又称之为钱铺、钱店、钱局、钱号，是山西金融资本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