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清政府对于开海所造成的威胁有清醒的认识，这是正确的态度。只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一定会在威胁中孕育着机会。由于清王朝对商品经济不可阻止的发展趋势缺乏认识，对资源是缺乏的这一现代经济学最普通的常识缺乏认识，自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因而发展对外贸易的动力不高，这使得它在稳定和发展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稳定。但海禁是和国内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提出的扩大海外市场的要求相违背的，也是和西方殖民者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力提出的拓展更大的海外市场的要求相违背的。在两难之间，清政府选择了继续坚持官营贸易体制，但又适度开放的办法，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既满足自己对安全的需求，又一定程度上满足西方殖民者和沿海商人要求开展贸易的需求，于是遂撤销江、浙、闽三处与西方商人的通商口岸，只保留广州一处，即变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
万幸的是，清政府并没有彻底闭关，而是保留了广州一扇窗口与外界联系，这就为中国的未来保留了一点点种子。在整个中国近现代，甚至一直到当代，以广州为代表的广东地区始终是新思想的发源地，著名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均出生在广东；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第一代民族工业企业家，如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也均是广东人，这也算是清王朝保守的海疆政策为中国的未来所做的一点点贡献吧。
应该说，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明清政府在商品经济民营化、商品经济货币化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惟一不足的是在商品经济全球化方面。造成这方面不足的原因，更多应归因于中国仍维持在小农生产阶段，商品经济发展的底气不厚，加之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商品流通，包括人员的流通更多地在国内各地区间进行，而明清政府也着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例如，清王朝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的出现，使不少地区长期以来互相敌对、和战相间的纷乱局面得到改善，为内地大批民人迁居边疆创造了有利条件。乾隆帝在二十五年（1760年）五月的一个上谕中说：“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茆担土锉，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污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7]这是乾隆皇帝鼓励人口在各地区间流动的典型例证。
再如，历史上山西为缺粮区，陕西为产粮区，两地常进行粮食调剂。但碰到大旱之年，因陕西自身的粮食也不足，故限制外运粮食，这对本来就极端缺粮的山西无疑是雪上加霜。一方面山西商人采取多种方式籴买陕西粮食，一方面陕西督抚限数放行，致山西缺粮，粮价上涨。皇帝闻听此情后说：“朕思山陕虽分两省，均属朕之赤子，难分畛域。且平阳、蒲州两处，与陕西之西安、同州尤为切近。今年陕西三麦丰收，秋成可望，本年米粮既属充裕，自应使商贩流通，以资接济，庶山西民人无艰食之患。尔等（军机大臣）可寄信与（陕西巡抚）塞楞额知之。”[8]
由此看来，皇帝很关心山西民人食艰问题，但陕西督抚总是首先要关注陕西民食的，所以秦晋粮食贸易一直处于限数放行的状态中。
这说明什么呢？统一的国内市场还未形成，还有地方保护主义，连皇帝都很难解决。应该说，为了促进国内各地区间商品的流通，明清政府是制定了许多政策，采取了许多办法的，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完全形成的时候，政府如何顾得上去开拓海外市场？总是国内市场基本饱和了，人们才提出开拓海外市场的要求。我认为，这就是明清政府鼓励商品经济民营化、商品经济货币化，而在商品经济全球化问题上却步履蹒跚，以致制定出保守的海外贸易政策的原因。
当然，除了国内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一因素外，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对明清官营贸易体制的确立也很有关系。
中国地理环境的特点是西部高、东部低；西部是高山峻岭，东部是浩瀚大海。在古代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东西两边遂成为中国两道天然的坚强防御线。至于中国的南边，由于气候温暖、雨水充足、光照强烈、农业发达，人民生活容易满足，没有对外侵略的动力。惟独中国的北方，系游牧民族生活地带，一旦遇到白灾、黑灾、铁灾等特大自然灾害，游牧民族无以为生，很容易南下劫掠，一旦碰到气温持续下降的情况，只能南下到更温暖的地方寻找生存空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屡屡与农耕民发生战争的原因。自唐中期以来到1840年，由于中国气候的持续变冷，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压力加大，使中原政权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展开了长达千年的连绵不断的战争，这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
一是连绵不断的战争要求增加捐税，这增加了产品的销售成本，不利于商品市场的扩大，也不利于工商业的资本积累，使其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当然，其好处是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使中原王朝，尤其是被赶到南方的封建政权产生了发展海外贸易的要求。
二是战争本身就是对经济的巨大破坏，何况游牧民族还要将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带到农耕区，这对农业生产是很大的破坏。马克思说过，落后民族能够征服先进民族，但一定要被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征服。游牧民族的领导者终究会顺应形势，转变政策，但这需要时间，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原则意味着不会给我们充分的准备时间，这是我们和西方殖民者竞争时的天然劣势。
当然，中原政权和游牧民族战争的副产品就是：随着中原人民的被迫南下，带动了南方经济的开发，使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末年最终完成，为中原政权在清代彻底解决困扰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北方游牧民族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是中国形成了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很大。它使封建王朝，尤其是大一统的、定都北方的封建王朝更重视北方边疆的防御，而忽视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对大一统的明清政权来说，即便是为了保证边疆物资的充分供应，也不能不对沿海商人拓展海外市场的要求进行压制。
试想，假若中国没有北部边疆防守这项重任，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肯定会走向海外市场，从而带动中国工商业产品结构、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水平的进步。虽不能由此推断，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定会比英国强，但也不会差多少。就算不如英国，由于差距不大，也容易通过学习追得上，不致出现鸦片战争后长达一百多年的厄运。当然，这种政治、经济中心分离的区域格局对晋商、徽商的崛起很有帮助。须知，晋商就是靠着地近边关的优势而发展起来的，徽商则依托大运河、长江的交通优势，造着南货北运而发展起来。
总之，处在商品经济大发展，要求扩展海外市场、实行全球化经营的时代，中国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处于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失去了成为这场全球商业革命的领头羊的地位，但这却成就了晋商，使其在中国商界兴盛五百年，成为当之无愧的商界大哥大。
本章注释
[1]当时扬州地势与今不同，海船可入。
[2]当时把南婆罗洲以西，到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称西洋，婆罗洲以东地区称东洋。
[3]《东西洋考序言》。
[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5]选编自周宁著：《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
[6]《大清一统志·海防总论》。
[7]《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二，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
[8]《清高宗实录》，卷一九七，乾隆八年七月丁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