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随着程世清的倒台，“三取消”被取消了。三叔又恢复了公职。1982年，从彭泽上十岭调到德安共青垦殖场。这一年，彭泽县委统战部专门为三叔补发一个文件，把摘帽时留下的尾巴“有言论错误”也否定了。噩梦终于醒来，虽然醒来时已不是早晨，但三叔欣逢盛世，可以老有所为。在共青城，三叔从事园林绿化工作，发挥专业特长，共青城的绿化，包括耀邦陵园的绿化，都凝聚着三叔的心血和汗水。
经历过寒冬的人，倍感春天的温暖。我问三叔：“你挨整多年，可我从记事以来，怎么就没听你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坏话呢？”三叔说：“母亲也会犯错误，共产党救了我，虽然也整了我，但共产党知错就改，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还说，“你看这30年，改革开放，国家发展多快，光我们一家，今年就买了3辆轿车，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三叔热爱生活，知恩图报，知足常乐，是个一给阳光就灿烂的人。他不仅善于纵向比，还善于横向比，常说：“某某人虽然工资比我高，但要养儿子养孙子，我尽管工资低，但儿孙都不要我养！”“我钱虽然不多，但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自信又自豪。
国庆期间，三叔的初恋情人到李家河村探望她的妹妹，并和三叔见了面。这是两人分手47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三叔说：“我不怨她，当初就不怨。捆绑不成夫妻，我在上十岭落难，她一个城里姑娘与我分手也正常。”三婶说，在上十岭时，当初整他的人生病了，他都会去看望。
这次国庆节回乡探亲，我确实收获良多。不仅进一步感悟了三叔质朴而博大的内心世界，而且也更加明白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仁者爱人，仁者无敌，仁者长寿。
三叔是一个仁者。
2009年国庆节于东林草堂
外婆家忆事
大屋墩
外婆家离李家河村不足4里路，村名叫胡家围墙，在当地算是大屋墩。在我小时候，这个村约四五十户人家，现在早过百户了。
胡家围墙坐落在一块开阔的田畈中间，坐北朝南，三纵三横，中间一排房屋中有3个祠堂。纵横之间有巷道相通，路面都铺了卵石，横宽纵窄，既是出入的通道，又是村民聚会、交流信息的场所。冬天可以在横道上晒太阳，夏日纵道里常有穿堂风。我小时常常看到村民在巷道或站或坐，端着饭碗边吃边聊的情景。那时，房屋是清一色的土砖房，样式、大小也相差无几。村子里虽然没有显爵望族宅第，但规划得当，排列有序，还有比较完备的防火墙和排水沟。由此我断言，这个村子历史上是出过能人的。
全村的人都姓胡，族谱上说是从湖北迁来的。村子三面环水，四周是用石头砌成的围墙，不仅可阻挡鸡猪出村，还有防洪等功能，这大约就是胡家围墙得名的由来。
在村子南面不远的田畈上，一条从庐山石门涧流来的溪水分为东西两支，抱村而过，在村北头再度汇合流向沙河镇。西河水浅，东河面宽水深。外婆家在靠东河的一排，开门见河，河岸是围墙，宽1米，高约一两米。围墙外是一排高大粗壮的槲树，枝繁叶茂，春夏秋三季，妇女去河边洗衣服晒不到太阳。那时，河里小鱼小虾螃蟹历历在目，自由自在，夏天树上知了叫个不停，到河里摸鱼捉虾，上围墙爬大树抓知了，就成了我和表哥等小伙伴们暑期的最爱。
围墙内，沿河岸是一条约2米宽的牛道，路边牛栏和草堆鳞次栉比。比牛道高出1米的坎上是环村人行道，路边排列着各家的厕所，人行道内侧才是房屋。这种规划布局适合人居，比较科学。
尽管母亲5岁便到李家河当童养媳，抗战8年又逃难在外，但由于外婆与二祖母是亲姊妹，二舅妈又是二祖母的女儿，亲上加亲，所以母亲与外婆家走得很勤很亲，而母亲每次到外婆家，我都是忠实的“跟班”。后来，是我家迁到庐山，来外婆家的次数少了，但每到大年初二，必随父亲到外婆家拜年，寒暑假还常去小住。再后来参加工作了，依旧与外婆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对胡家围墙，我有着一种亲切温暖且挥之不去的情愫，是珍藏在记忆深处的一方精神净土。
当然，也有遗憾。大炼钢铁和公共食堂时期，村边沿河的大槲树被砍得一棵不剩，让人难以忘怀的绿色景观带被摧毁殆尽。“学大寨”运动又使从石门涧流入沙河的那条弯曲美丽的小河人为地改直，环抱胡家围墙的两条河段被填土造田，村周边的围墙也被拆得片石不留。胡家围墙从此名不副实。村子失掉的是灵气，留下的是永远的历史伤痛。
更有甚者，近30年来，一幢幢新房崛起，虽说两三层高的砖瓦楼代替低矮的土砖房显示了时代的进步，但由于缺乏规划，旧房不拆，新房乱建，横七竖八，毫无秩序。村子四周的大围墙消失了，一家一户的小围墙出现了，蚕食公地，挤占路面，全村面目全非，找不到一条直道，也没有一条路可以两人并排行走了。连我这个几乎年年造访的老外甥，到了村口也常常找不到舅舅和老表们的家门了。
农民一生两大目标：建房，娶媳妇。所以农村建房规划应该是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我曾杞人忧天：历史上胡家围墙尚有规划，如今怎么反而失控了呢？农民建房不易，今天撒手不管，来日再行规划，必将事倍功半，难上加难。
幸好，进入21世纪，工业化城镇化浪潮波及胡家围墙。昔日典型的江南农村如今成了工业园区中的“城中村”，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的农民，正在蜕变为以打工为主的居民。我期待着，胡家围墙将在凤凰涅槃中获得新生。
上中农
土改时，外婆家成分定为上中农。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一个叫不响的出身。
姨嫁到了地主家，很少跟外婆家来往。大舅因为1948年当过半年的沙河乡乡长，解放后被劳教3年。二舅没有读过书，是一位生产能手，在村民中颇有威信。生产队几次选举队长，社员都推荐他，但因为家庭成分以及大舅和姨的影响，只能当副队长，专抓生产，而且也加入不了共产党。
我幼时对二舅特别敬畏，不仅因为他能干，还因为一桩令我难堪的记忆。我3岁时还没有断奶。一次到外婆家，随母亲和二舅到河边一块地里挖红薯，二舅在前面挖，母亲在后面捡，我在地头玩。玩着玩着，吵着要吃奶了。母亲说，手脏，等挖完红薯回家再吃。我仍吵着，二舅将锄头一扬，瞪了我一眼，说：“你再吵，一锄头磕死你去！”我不吵了，肚子也不饿了，回到李家河不久奶也断了。
三舅读书不多，但勤奋好学。我上小学时，三舅夏天有时上山砍柴卖，住在我家。父亲当时的职业是看房子，整个夏季我们全家就挤在一间地下室里。三舅一歇下来，哪怕中午也不休息，没有桌子，就卷起铺盖，以床为桌，坐个小凳子伏在床上写写画画。我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潜移默化，受益匪浅。后来，三舅当了干部，在赛阳公社粮管所工作，是外婆家唯一的吃皇粮拿工资的人，颇受家人和村民的尊敬。但三舅妈也许是因为来自偏远小村，虽然也能吃苦耐劳，却与外公家的人一时不够融洽。外公是一位极有修养的人，他曾郑重地告诫晚辈说：“你们记住，今后买猪仔养，要到大屋墩去买，莫到细屋墩去买！”言外之意，大屋墩的人比细屋墩的人更有见识。
与胡家围墙相比，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李家河，也是细屋墩。5岁那年，我和一位堂叔到外婆家拜年，外婆弄了满桌子的菜，招待我们叔侄俩，我很是高兴。九江人说，外甥是外婆家的狗，吃了就走。回到李家河，想不到这位堂叔竟然说：“胡家围墙的人真小气！喝酒用的是牛眼盅，装肉用的是饭碗，肉切得又小又薄，筷子夹起来风都吹得走！”这番话，我不敢苟同，但当时无力反驳。
慢慢地，我有些明白了。那年头农村贫穷，农民一年到头很少见荤腥，只是过年杀猪才有肉吃。过年期间，客来人往，李家河的人习惯用狗头钵装肉，用大撇子碗装菜，用饭碗喝酒。酒当然都是自制的米酒，当地叫水酒。这样缺少计划，豪饮猛吃的结果，常常不到大年过完，鱼肉就一干二净了。而外婆家则比较会理家，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入冬腌的腊鱼腊肉，可以一直吃到春耕，显然外婆家不是小气，是会过日子。饮食习惯的差异常常反映出文明程度的高下，难怪外公说大屋墩的人比细屋墩的人见识多。
外公外婆
然而，在“大跃进”及饥荒年代，大屋墩的人就比细屋墩的人更惨了。
胡家围墙的人也吃公共食堂，第一年尚可，第二年就闹粮荒了，第三年开始有人饿死，我外婆就是一个。
那几年，自留地全部上缴，家家都不能起火。有一回，美华表妹从割过的稻田里捡回一点谷穗，藏在床底下，当晚就被民兵上门搜走了。因为村子大，人口密集，又在平原，连野菜、树皮都难找，不像李家河，人少地多，可以上山掰竹笋，挖野菜，因而没有饿死人。
二舅说，那时村里人均口粮一天只有4两米，因为吃食堂，餐餐喝稀粥，家里人少的用脸盆端粥，人多的用水桶装。人们常用“一吹三层浪，一喝九条沟”来形容那饥馑苦涩的岁月。劳动一天工分值只有两三角钱。极度的饥饿，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常年的体力劳动，致使一些年轻妇女甚至大姑娘停经。说社员出工不出力，实在是无力可出啊！有一年冬天，修码头水库，就有几个人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能站起来。
外婆本来身体较弱，老人为了让儿孙们多吃点，自己连粥都舍不得多喝，结果浑身浮肿，又无钱医治，活活饿死。直到今天，舅舅们只要说起来，仍禁不住泪水涟涟。外婆的慈心、关爱和自我牺牲精神，天地为之动容。
外公比外婆小两岁，侥幸活了下来。后来，公共食堂解散了，分了一块自留地，外公为了不连累几位舅舅，决定自己“吊鼎罐”，即自己起火，单独生活。没有房间，他就在厅堂上方搭一张小床，在大门角落砌一方小灶。外公特别会种菜，在一块小小的自留地上精雕细刻，把各种蔬菜瓜果侍弄得跟花一样。他也没有什么肥料，那时还不兴化肥，就靠积点粪便，但他种的菜就是比别人种的长得快，长得好，这在村里是公认的。我每次去，总喜欢到外公的菜地去转悠。
每年春夏之交，父母还会把外公请到庐山来，帮我们整理花圃，种植花木，打扫卫生，以迎接九江国棉一厂休养所和幼儿园的夏季开业。每年这个时候，我就是外公的助手，放学之后，总爱跟着外公一起忙活。
外公常喝点酒，但从来不酗酒。在我的记忆中，外公和几位舅舅都没醉过酒。外公爱吸烟，一个不离手的烟杆，约有1米长，是用一种灌木自己做的，一头装着铜制的烟斗，一头嵌有玉雕的吸嘴。外公把烟丝装进烟斗后，用一根黄草纸卷成的媒子，点燃后还不时用媒子点烟，吸起来嗞嗞响，悠悠然。有时看到哪个孙辈儿调皮了，外公会举起烟杆，把它当做打人的道具。不过，我从没见外公打过人，总是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不吸烟时烟杆便是外公的拐杖，外公去世后，这根烟杆随之入棺，继续陪伴他老人家了。
唯有读书
我母亲去世时，大舅写了一篇挽词，头两句是：“采薪教子，义训成才。”悼念并肯定母亲在哺育我这个独子成长中的辛劳。
大舅是外婆家读书最多的人，也是胡家围墙有点文化的人。改革开放以来，大舅的子女渐大，心情也好起来，晚年喜欢写些诗词、对联，还参加县城诗社的活动，并与几位台湾同学恢复了联系，常有诗词唱和。我每年春节或清明，都会去胡家围墙看望他，虽然来去匆匆，但大舅几乎每次都有诗作赐教，而我们聊得最多最欢也最能共鸣的还是教育，是表弟妹及其子女们的读书问题。
表哥荣生，即大舅的长子，大我两岁，从小会读书，但因大舅政治上抬不起头，经济条件又受到限制，初中毕业后读共大，三年困难时被精简回乡务农，40多岁时在一次建筑施工事故中不幸丧生。其余16位表弟妹也都只读到小学、初中或高中，便务农或打工了。相比之下，我这一家是幸运的。我6岁上庐山，顺利地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成了国家公务员。我的9位堂弟妹，6位有大专学历。那时，跳出“农门”，一是当兵，二是读书。表弟妹们没能进城，不是输在智力或主观努力上，而是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一代人的差距。
社会在进步。如今家庭出身不再是升学的障碍，但城乡经济条件和教育质量的差别，使农家子弟仍然读书难，上大学更难。就胡家围墙和李家河而言，我这一辈人在农村上大学的几乎没有，但晚我一辈的人中情况就有了变化。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渐渐多起来，17位表弟妹的20名子女中大专生就有17位，而李家河则直到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全村才出了一个本土大学生。城乡差别使农村人读大学比城市晚了整整一代人，而同在农村，大屋墩的入学概率又大于细屋墩的。
1965年我考上大学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李家河和胡家围墙两个村子的第一个大学生，外公和舅舅们颇为我这个外甥高兴。舅舅们从我的经历中悟出一个道理：读书改变命运。
与舅舅、表弟妹们聊天时我曾说，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要重新认识，“万般皆下品”是不对的，但“唯有读书高”并没有错。农民脱贫、奔小康可以有许多条标准，但最根本的是一条，就是一家出一个大学生。他们深以为然。这样的事例在村里和我们周边的熟人中很多。这么多年来，舅舅和表弟妹们无不节衣缩食，鼓励晚辈读书，不分男女，渐成风气。这也是最令人欣慰的。
强国须强教，兴家先兴学。缩小城乡差别，走出聚族而居的胡家围墙，最终靠的是知识，而知识是学来的，城里孩子要读书，农家子弟更要读书。
2010年1月于东林草堂
蜗居闲话
修建青山湖隧道，省社科院被开膛破肚，4栋宿舍和2栋办公用房被拆，我也因此成了拆迁户。市政府规定，过渡房自理，房租按原住房面积给予每平方米8元的财政补贴，为时一年半。我于是栖身于青山湖住宅小区，两年半之后，迁回在原地还建的住房。
青山湖小区，原是20多年前兴建的南昌市第一个知识分子住宅区，20多栋六七层高的住房密集地排列着。因为容积率过高，区内路面窄，绿地少，但小学、幼儿园、卫生所、商店等一应齐全，行道树业已成林，白天进出基本上晒不着太阳。
我住2栋5楼，楼内面积不小，但房屋破旧，设施老化。所幸北窗外有一棵杨树，一棵泡桐，高过房顶，春夏之间，浓荫蔽日，鸟语蝉鸣，生机盎然。冬天，叶落枝瘦，温暖的阳光又洒向地面。南窗对面是1栋，中间一排水杉，郁郁葱葱，挺拔向上，已经长到6层楼高了。1栋北墙上，一株凌霄花和爬墙虎攀墙而上，爬满了1/3的墙面，重重叠叠，高雅清丽。此前，我在庐山“美庐”别墅看过这么繁茂的凌霄花，没想到这个小区也有，大有如遇故人之感。我常常隔窗南望，养眼怡神，认定这是小区最亮丽的一处景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