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是崇尚骑射的民族，李朝质子对此体会颇深。崇德二年六月十八日，因皇太极翌日出东门外太庙祭祖，需世子大君随行。故清廷特命人重申因皇帝以下皆不带牵马人，所以世子大君也要亲自执鞋。第二天，因世子大君“屏去牵马人，亲自执鞭”，“恐马逸，世子教是骑，则皇帝特使游击称号人，马上执辔护行”。这说明李朝质子平时骑马有牵马人随侍，并不擅骑，更有从皇太极行猎时世子、大君因马惊而落马受伤的记录，根本无法与戎马一生，骑艺精湛的清帝王相提并论。关于李朝质子多次随清帝及睿亲王多尔衮或狩猎或出征的记载很多，因已有前辈学者的详尽论述，故不再赘述。值得强调的细节是，崇德三年十月，凤林大君代世子随皇太极征明。皇帝命“大君以下随去之人皆佩弓箭”，而朝鲜宰臣以“大君年弱不可佩弓”为辞，皇太极称大君在其接见蒙古王公之时“不可不佩”，并特赐“吊箭具筒个各一、鞍子二部”。崇德四年四月，皇太极、代善以及诸王贝勒等“川猎于混河上流东北间三十里之地，而世子、大君皆随往。帝及诸王各乘小舟，亲执叉鱼之竿。世子、大君亦令乘舟执竿，势难违拒，仍为乘舟顺流同下”。崇德六年十月，李朝世子大君随皇太极猎归。是行凡五日，往返仅二百里。虽时日不多，路程亦不远，但李朝质子认为“此处风俗发行后不饲马，必宿于无水之处。我人汲水于五里之外，而日寒且暮，则饥不可炊。野草枯短，马不得饲，以此疲困饥寒，度日如年”。若说李朝质子被迫随征随猎是出于政治因素，但满族骑射习俗在清廷看来同样应是李朝质子入乡随俗所必须接受的，能不能是一回事，而做不做表面文章则又是另一回事，故李朝质子常因“势难违拒”而苦不堪言，发出“度日如年”的叹息。
清廷不仅使李朝质子“入乡随俗”，而且对李朝质子的朝鲜国俗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式。崇德五年二月，清廷特遣人询问世子，称世子设宴时为什么“只陈嵇琴而非盛陈音乐”？世子以朝鲜国王正在患病为辞答之。清廷又问那为什么世子在开门、闭门及行路又皆设大吹打呢？“此非音乐耶？前后处置何相反之？”世子答曰：“一行许多人马各处散在，不可以言号令，故开门、闭门及三吹不可不为。此我国迎逢诸具而规例。如此，故本国循例输送，此行亦循列行次，此非音乐然”。清廷的回应是“开门闭门三吹不可无，军令行次之说既云本国规例，为之何妨？”但在盛京宫廷的一番盘问之下，世子从此“只行开闭三吹而辍行行路吹手诸具。”
另外，李朝世子和大君曾多次参与清廷于盛京举行的各类祭祀活动，对祭祀中所见亦时有所感，如见到清帝所祭盛京太庙中所供的神位，就得出“神主则与我国士大夫主神同样，而其坐椟则饰以金银，极其侈靡”的结论。崇德八年正月，李朝质子亲见“清人自城东门结架以彩纸彩缎造大屋，又作土人土牛如农夫沾体涂足耕种播谷之状。舆之，曳之，其上书宜春雨，顺风调等字，戏子优人皆着彩衣，各呈其才，击鼓鸣铮，杂逐道路，祈祝随行”，此是清盛京立春前之“习礼”，李朝质子认为与朝鲜风俗相去不远，即“我国所谓假农作之类也”。
四、李朝质子在盛京所历更广范围的文化交流
李朝质子在盛京八年间，不仅直接参与了中朝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而且与蒙古、明朝、日本乃至泰国间都发生过或多或少的关联。
崇德二年五月，清帝皇太极首次宴请朝鲜世子、大君。筵宴之上，世子避席对皇太极奏称，“言语不通，皇上有言，我不能省，我有所怀，不能自陈”，皇太极亦有同感。不久，“虎皮、者音所二博士以其皇帝之命持蒙书二卷而来，请世子、大君而学之。”世子称“皇帝欲教之意诚为感激，但语音不通不可猝然学得，若先教年少从官则余亦渐次晓解矣。”并将此意转呈礼部。教李朝质子学蒙文而不是学满文，是因为当时朝鲜进呈的“大小文字皆以蒙书翻译进览于皇帝前”。由于世子态度不积极，此事不了了之。
朝鲜与蒙古的物质交流，除前文提及皇太极以赏赐的方式使朝鲜贡品方物大量流入蒙古外，朝鲜通过盛京宫廷与蒙古之间亦有贸易往来，崇德三年四月，世子就接到过这样的奏报：朝鲜贸易官员从盛京出发随清将人等至蒙古地方贸牛。牛价甚高，加上卖牛者甚少，故仅买得二十五头出送。由是，朝鲜“知蒙人所求者，杂色锦缎及大青布、水獭皮、青黍皮等物”，是为与蒙古贸易的首选。顺治元年，世子从九王西征。途中，世子曾宿于一蒙古村。“世子乘多步临见其所居，编芦为幕，男女五六同居，内有一炊鼎，外有一车子而已，无他所储之物，问之，则就其水草移来者才数日云矣”。此外，史料中还有许多李朝质子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与诸多蒙古王公会面的记载。
崇德四年四月，朝鲜世子见过被俘的明朝济南王在其所居馆门前经过，济南王头发斑白，其子年少，并“从人、女侍并数十众人，宦者三人”，“皆入处于前日修理之所，供馈等事亦皆优厚去为白齐”。不仅如此，李朝质子还见过明朝议和使臣。崇德七年五月清取得松锦大捷后，明兵部员外郎马绍愉率官十余员、僧一员、从役九十九名的庞大使团来到盛京议和。关于这次议和，早在明使到来前皇太极即遣范文程等告知世子，称清获松、锦、塔、杏四城后，“中原请割宁远以东”，“议诸诸王诸将，则或以为姑可许和，或以为惟有战不可和，时未决定。帝以为，朝鲜亦为一家，此事不可不议于国王”。而朝鲜国王李倧在得到世子所派陪臣李景奭的奏报后，称“此和战重事，有非藩臣所敢与闻”，表现得惶恐之至。顺治元年四月，世子随九王征燕京。行至锦州，世子过祖大寿、祖大乐旧居。见“两人家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瓷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或云中原巨室之家，过于此者多矣。而我国则虽以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华者，其黩货取怨以致覆败之说，殆不虚矣”。李朝质子面对祖大寿等人奢华宅地所发之感慨，表现出对明朝灭亡的失落和对清朝崛起无可奈何的复杂心理。
盛京宫廷对日本的了解来自于朝鲜，李朝质子充当了释疑解惑的角色。早在崇德四年，朝鲜国王李倧就曾遣臣赍咨赴兵部“传报倭情事”并附日本国书。崇德七年四月，范文程等“申问倭国之俗，至于父子、君臣、上下之分，男女、衣服、饮食、性品、田土、物产、器用、居处如何之状无不历问。世子随所闻一一答之”，起因是朝鲜再次通报日本国事。此次询问的细节，朝鲜史料是这样描述的：范文程先拈倭情咨文，手自点示……多有询问之事。如木丑岛、长崎、多大浦，问以何许地方为白去乙，世子教是答以某岛、某属地区性是如为白齐。又问：“大君是何名？大君为一国之主乎？”世子答曰：“日本执一国之柄者，本称关伯，而顷年以来，改称大君。大君之上有天皇，而一国之事无所与知。”文程又问：“然则天皇无所为之事耶？”世子答曰：“天皇无所为，但事沐浴拜天，俗所谓倭皇帝也”。文程等相顾而笑，又问：“藤知绳、崔义吉、洪喜男、李长生等是甚样人？”世子答以“某也，倭差也。某某，倭通事也。”又问：“倭舡之往来者几何？”且问：“书契者，何也？”世子答曰：“两国和好之后，称以岁遣舡、特送舡，一年往来之舡，自我国定其常数，授以图书，以时往来，有交相买易之事。”又问：“岛主何谓也？”世子答曰：“乃是对马岛太守也。书契，即对马岛主呈于礼曹判书之书也。”又问：“家康者谁也？秀吉乃攻朝鲜者耶？”世子答曰：“家康即今关伯之祖也。平秀吉，即壬辰年作贼者也。”又问：“所谓以为流传之物，何谓也？”世子答曰：“如钟炉等物及词臣诗篇是已。”又问：“所谓商贩汉人者何也？”世子答曰：“曾闻中原南方商贾相通于倭国云。”又问：“大藏经何等经也？”世子答曰：“诸佛经之总名也。”又问：“天皇之子，何以为赠？僧之所尊奉者，玉皇上帝耶？抑佛耶？”世子答曰：“倭国之俗，天皇长子为承袭，其余子女皆为僧尼。而其所尊奉者，乃佛也。”又问：“所谓此外别无他情云者，何语也？”世子答曰：“此乃岛主答倭国执政之言。意者，此言不过两国相好之外，他无事端之谓也。”又问：“所谓雍容垂拱者，何语也？”世子答曰：“乃自形容太平底景象也。”文程唯唯。此外问答之事，多是倭国之俗，语不紧关，不为烦达为白齐。在世子不厌其烦的解说后，清兵部“移咨朝鲜国王李倧咨，云所言倭国情事，本部一一奏闻。奉旨：详倭国之言，虽无大恶，实有欺压朝鲜之意，既修邻好，王当量其可否而行”。
朝鲜质子与时称暹罗国的泰国使者见面实属机缘巧合。崇德八年五月，以多罗饶馀郡王阿巴泰为首的清征明大军，克兖州府等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后还至盛京，皇太极于大政殿召见凯旋将领，世子出席。“皇帝出示孔雀三首、鹦鹉一只于世子前，曰：此仍今番军人回还之时中路所得云。盖是暹罗国所贡之物而被掠者也。皇帝仍问世子曰：尔国亦有此鸟乎？世子教是答曰：此非本国所产之鸟，故未见之是如为白齐。”在世子眼里，“暹罗国进贡之人浑身如漆，发紫貌怪者三人，亦在庭内，而其中一稍解汉语为去乙”。后世子翻译官朴庚生“从便相语问其被掳缘由”，则其人曰：暹罗国在南极大海中，于朝贡之时乘船出来，则下岸之后消了八个月始达南京，以故一番朝贡动经三年始得逡事而还。而今番则使臣并三十余人将近顺天府境内，猝逢清兵，使臣一行或逃或死，俺等五人则终至被掳，清将仍使看护孔雀鹦鹉，作杠担来云云。”又因其人等“馁乏，不能一一酬答，而概言其国距日本西一月程，而与我国（指朝鲜国——笔者注）亦近。本国所贡方物则犀角象牙胡椒苏木海珠玉绸物云云为白齐”。
五、李朝质子为质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特点
自明朝始，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以朝贡这一轴心展开，通过保持中国不干涉朝鲜内政而朝鲜对中国维持形式上的崇拜，延续着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天聪元年至崇德二年（1627-1637），清盛京宫廷两次以战争为开端，最终一步步迫使朝鲜由明朝的藩属国转变为后金的兄弟之国乃至清的藩属国，而李朝质子正是朝鲜第二次战败后作为清加强对李氏朝鲜的牵制手段而入质盛京的，这是当时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因而，清初中朝两国间交往的出发点是不平等的，战争的创伤、清廷在经济上的征索、政治上的欺压，加上两国间文化的差异，使得朝鲜思明反清的情绪成为贯穿始终的社会思潮主流。清廷以战胜国的优势压制着朝鲜奉明朝为宗主国的意愿，处于主动地位；朝鲜则是被动消极的，排斥清朝的，因而这一时期的中朝文化交流不仅明显带有掠夺性和强制性，而且具有以朝鲜向清盛京宫廷输出为主的倾向性，这在李朝质子为质期间表现得尤为显着。
李朝质子为质时期，中朝文化交流是以战争为前提的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清盛京宫廷以武力征服的形式强迫朝鲜中断与明朝的一切关系，所订城下之盟的首要一条即是“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主旨就在于割断朝鲜与明朝的一切关系，又令李朝质子入驻盛京则是一系列敦促朝鲜遵循上述规范的重要规约之一，为的是真正成为宗主国。而因战败成为清藩属国的朝鲜，虽没有任何自主权，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始终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其以程朱理学立国为自居，自然视满族人为“夷狄”而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故虽对清行藩属国之礼，却千方百计地与明朝潜通往来。明朝灭亡后，朝鲜仍以“小中华”自居，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贬斥清朝的正统，并以此作为其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因而在文化交流方面采取了对清封闭的政策。李朝质子生存于这种“夹缝”之中，在清初两国交往中虽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但却是被迫不情愿的，是为清初中朝文化交流的特殊之处。如在人员交流上，李朝质子虽多人、几次往返于中朝两国之间，但在清严密的控制下，其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世子、大君不可同时归国，且任何一位归国都要有代质入驻盛京。当时，世子作为人质在盛京八年之中只有两次被允归国省亲，省亲之时其长子要作为代质入驻并滞留盛京。而二王子凤林大君之女因只生数月经不起颠簸，于顺治元年二月大君归省途中，“中路丧逝，殡于义州”。因此，即使清在礼节上待之很高，赏赐的物品也丰厚，但李朝质子的心情却是可想而知的低落。反映在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上，自然表现出消极的态度，这也是李朝质子在盛京宫阙内看到朝鲜歌舞会心酸，对皇太极亲派人来教其学习蒙文而找理由搪塞，对亲历骑射而发“度日如年”的叹息等等行为产生的根源。因而主观上，李朝质子并无承担促进中朝文化交流的愿望；但客观上，李朝质子还是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纽带作用。
李朝质子入质盛京八年间，虽然朝鲜使节频繁往来于两国之间，但都是清盛京宫廷在提出要求，朝鲜一方在被动接受，前文中的许多实例都可作为佐证的充分论据。由于朝鲜实行了封闭政策，因而两国间文化交流的渠道是十分有限的。又因清与朝鲜的诸多交涉往往是首先通过以世子为首的李朝质子来进行，世子居所“是代表朝鲜的外交办事处”，那么世子无异于朝鲜外交办事处具有特殊身份的负责人。李朝质子们就将这些在有限范围内所接触到的清初文化，或说是满族文化，或多或少从各个方面加以记录，最着名的就是《沈阳状启》、《沈馆录》等，《沈馆录》为李朝质子于沈为质期间写就于世子馆，状启则以其纪事时时送呈本国政府者，时间起自崇德二年正月至顺治元年，终八年间逐日记载，忠实记录了清初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活动，其本身就是清初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与见证。在当时，这是朝鲜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朝鲜本国正是通过这些资料来把握当时的东北亚形势；在今天，则成为研究清初中朝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价值极高。因此，通过李朝质子不仅可以了解当时清盛京宫廷与朝鲜的文化交流，同时还可以了解朝鲜与明朝、朝鲜与蒙古、朝鲜与日本、泰国的关系以及朝鲜与之交往的态度和意图。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了解清盛京宫廷与明朝、蒙古、日本及泰国当时的交往与联系。虽不全面，但弥足珍贵。
总之，读史明智。透过朝鲜质子的视角，探讨这一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基本状况与特点，进行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对于充分认识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目标，共建和谐世界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