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卫东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政变后硕果无多的留存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近代大学制度，源出于欧洲，复盛于北美；与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区别甚大，中国旧式教育资源不足以为近代型的大学提供范本蓝图。而那时，基督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自19世纪30年代起，教会人士就在中国创办近代学堂，来华新教传教士多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了解外国高等教育情况，这一群体理之当然地成为在华鼓吹创办近代大学的先锋；大学堂标举兼采中学与西学，那时的中国人对西学了解有限，亦需借用西人。故而，传教士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但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国家教育自主权所在和中外观瞻所系，又不允许外人过多染指。所以，大学堂成立伊始，就在如何利用西方传教士问题上存在矛盾纠结。
一、人选
1896年8月，光绪皇帝谕令就“京师建立大学堂一节”，要求大臣“议复”，以帝师孙家鼐的回奏尤值得关注，其对大学堂多有筹划：“教习宜访求也。大学堂内应延聘中西总教习各二人，中国教习，应取品行纯正，学问渊深，通达中外大势者，虽不通西文可也。外国教习，须深通西学，兼识华文，方无扦格”。提出聘用国人和西人分任中西总教习的设计。
但大学堂成立时，关于延聘西人总教习却有歧义。1898年7月3日，总理衙门呈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其中很不以前此同文馆和北洋学堂多以西人为总教习的作法为然，认为总教习只须聘“中国通人”即可，理由是大学堂“既中西并重，华人容有兼通西学者，西人必无兼通中学者。”“即专就西文而论：英法俄德诸文并用，无论任聘何国之人，皆不能节制他种文字之教习，专门诸学亦然”。故提出“设总教习一员。”梁启超还打出崇体制的堂皇招牌：“故必择中国通人，学贯中西，能见其大者为总教习，然后可以崇体制而收实效”。
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也提出方案。6月30日，他人奏大学堂的中学教习聘用华人自不待说，但西学教习，“宜聘用日本人较为妥善”。理由是“彼国新学蒸蒸，几无不备，其风气性情亦易相习，不独薪资较廉也”。对李盛铎的奏折，光绪很是注意，命总理衙门将其“归人大学堂未尽事宜一并具奏”。
此间，着名教育家吴如纶则提出另议，在7月6日托人给孙家鼐传话：“寿州孙相国主持大学堂，最为幸事……诏中有所谓总教习者，须兼通中西之才。此等人目前无有，若必求其人，必至鱼目充珍珠，且此等议论，必谓以中学为主，主中学，势必不能更深入西学；若深入西学，亦决不能再精中学，既不能兼长，何能立之分教习之上，而美其名曰总教习哉？鄙意不立总教习”。此意见不知是否转达给了孙家鼐，吴如纶所说目前没有兼通中西之才的言论与孙家鼐分立中西学总教习的意见暗合。但吴索性不设总教习的意见却是孙家鼐难于接受，因不设总教习，而由管学大臣直接面对众多教习，势难管理，也与总署设总教习的意见不符。
1898年7月3日，光绪任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出任管学大臣，孙“平生俭约敛退，无疾言遽色。而主持风会，领导群伦，于文化教育多所献替”，是一时之选。上谕还概略规定“至总教习总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士，奏请简派”，皇帝只是对总教习提出原则标准，其职缺设计和具体人选由管学大臣奏请。这样，孙家鼐在总教习问题上就有了较大的运作空间，也可以说主要以他的意见为依归。8月9日，孙家鼐上折坚持分设西学总教习，朝廷表示尊重，设西学总教习遂成定局。
这是中国君臣的情况，在出任中国首间国立大学总教习的问题上，西方传教士比中国人酝酿得早，并流传诸多似是而非的言论。
其一，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说。其为英国浸礼会士，曾在回忆录中称：“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孙家鼐推荐我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因为那时人们都认为前任校长丁韪良离开中国，不会再回来了。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接受这个职位，我谢绝了”。此说有误，略加辨证。理由很简单，因为丁韪良任职是同文馆总教习，而非京师大学堂校长。的确，孙家鼐曾通过他的侄女婿翰林院庶吉士龚心铭与李提摩太有过接触。李提摩太对孙家鼐也印象很好：“我发现，他（孙家鼐）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但行文至此，我们还得确认，孙家鼐邀李提摩太出任的是官书局教习，而不是大学校长。1896年强学会被查封改“官书局”，孙任管理大臣，受命后邀李提摩太入局协办。其间，孙还托与李提摩太早有关系的李鸿章做工作。李提摩太复电李鸿章：“教习之所能成就者不过数十百人而止，收效盖寡。某缘增募广学会经费，冀有以大助华人故，行将束装回国，未能应命。”因官书局聘请名目是“教习”，李提摩太误以为是授业教书，故有此辞。可见，李提摩太受邀大学堂的说法难以成立。当时，虽有中外个别人士呼吁成立中国的大学，但尚未被朝廷正式议及，孙家鼐更不可能知道他就是未来大学堂的管学，所以，根本不会考虑（也尚无资格考虑）还无踪影的大学堂具体人选。
其二，花之安（FaberErnst）说。其为德国礼贤会士。1896年4月，李提摩太提出设立中国最高教育管理机关的构想，“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此二人名望甚高，才德具备，可与中国大臣合办”。此处的德人某某，当指花之安。花氏曾获神学博士学位，是来华教士中颇具理论研究深度和较早向中国介绍西洋高等教育体制的人物。李提摩太对花之安很推崇，称其为少有的能“同中国人的心灵交谈”的西方教士，“是中国文学的最卓越的学生。”两人还有共事经历。李提摩太和花之安曾分任“益智书会”的会长和副会长。但花之安缺乏教学经历，并非合适人选。
其三，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说。其为美国北长老会士。其实，狄考文是真正对京师大学堂职务感兴趣的人。其1865年在山东登州创办齐鲁大学的前身“文会馆”。他很早就注意到在中国创办高等学校的问题，在1877年的基督教来华差会代表大会上，曾建议将一些教会学校提高到高等教育层次。1881年，狄向美国差会总部提交了把文会馆升格为正式大学的计划书。1896年，基督教来华差会组成教育改良委员会，推举林乐知、李佳白、狄考文以委员会的名义分别起草致中国政府有关发展教育的建议书，最后只有狄考文交卷呈总署，奏请在京师设总学堂，如缺乏人才，可向西方教士“借材”，“为借材应急之法。拟先由国家延订西国精通文学素工教授之名人，俾充总办教习之选。”狄考文还话外有音地自称，曾“翻成泰西学校全规三卷，规模大备，条理井然，且于师范学堂之课程规制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旧。自我推荐之意跃然纸上，狄考文有办学资历，但其活动范围主要限于教会内部和山东省内，与清朝中央大员相交过少，在清朝权力核心圈子中的知名度并不算高。故而，未列考选视野内。
有个问题附带言及，就是设立中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于此，教会人士提出两案：一是专设国家教育管理机构。早在1889年李提摩太就提出中国“先设一教育部，以专责成”。李佳白（GilbertReid）在1896年1月时也提出“于京都立一学部，专管各省学校之事”。但戊戌时没有采取二李的建议，因为另立中央部门事体重大，直到1906年清朝才建学部。而在1898年实行的是第二套方案，就是由京师大学堂代行教育部职能。这种处理狄考文前已设计：“总学堂设立于京都，如脑筋结居于头壳之内。全身脑筋听命于头壳内之总结，则全国学堂，自必受管摄于京都之总学堂”。即总学堂既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一身二任。
1898年8月9日，孙家鼐提名西学总教习，并就与总署意见不符有所解释：“西学宜设总教习也。查原奏有中总教习，无西总教习。立法之意，原欲以中学统西学，惟是聘用西人，其学问太浅者，于人才无所裨益，其学问较深者，又不甘小就。即如丁韪良曾在总理衙门充总教习多年，今若任为分教习，则彼不愿。臣拟用丁韪良为总教习，总理西学”。丁韪良成为不二人选。为其能顺利出任，孙家鼐还在面见光绪时予以推荐。同日，光绪谕令：“派充西学总教习丁韪良，据孙家鼐面奏，请加鼓励，着赏给二品顶戴，以示殊荣”。中学总教习则委工部侍郎许景澄，因许暂未到职，由孙家鼐兼。于此人事安排，吴如纶有评点：“大学堂总教习，若求中西兼通之才，则无以易严幼陵（严复），今奏用许公，未满人意。近日添请丁韪良，则得之也”。从学贯中西的角度抑许而扬丁。
丁韪良入选，概有两个因素，一是同文馆的关系调处，京师同文馆系清朝最早的官办西式学堂，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同文馆的地位出现疑问，即机构上的重叠。1898年7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MaxwellMacDonald）向英国外交大臣报告：“最近（清廷）谕旨的此一主旨是设立京师大学堂，这新大学在某些范围内，似乎与政府已设立了的教授外文及科学的学院，起了冲突，最好可能地把现在机构扩大并改进一下”。将同文馆整合进京师大学堂是最好的安排，那么，时任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的位置也必须考虑。二是丁韪良本身的因素。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美国北长老会士，1865年任同文馆英文教习，期间，译惠顿（wheaton）的《万国公法》，此书在清朝的对外交涉中发挥了作用，丁因此与清朝的重要官员有更多接触，1869年11月26日被同文馆聘为总教习。在来华教士中，丁发表的文着不为多，但其主要经历在教育领域，由其出任大学堂职任，比较顺理成章。
教习事还引出列强干预。大学堂章程《聘用教习例》定额：“设溥通学分教习十人，皆华人。英文分教习十二人，英人、华人各六；日本分教习二人，华人各一；德俄法文分教习各一人，或用彼国人，或用华人，随所有而定。专门学十种分教习各一人，皆用欧美洲人”。于此，多国表示不满，除“俄、法使已屡言之”外，意大利驻华署理公使萨尔瓦葛（MarquisGiuseppesalvago-raggi）于8月5日照会中方：“讵该章程，各国言语教习内，并未载义国言语教习。此系遗忘无疑”，要求承续明末清初延请利玛窦等教士的传统，聘用意籍教习。10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HerrvonHeyking）也“龈龈辩争”，“不得以学校偏重英国，使其余各国向隅”，并语带威胁地提出“大学堂须聘请德国德文教习者三，专门教习二。于中国大局，实为幸甚”。26日，孙家鼐咨复：“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体不同，岂能比较一律。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干预”。但意大利使臣仍“哓渎不休”，9月7日，为此事特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当面交涉，提出不得“免用义国教习”，还直接攻击丁韪良“为老年传教，并无学问之人，实未得欧洲开教之据。此人前次误派同文馆，因其无能，则同文馆创设多年，至今并无成效之势。兹又闻此人管理新设大学堂”。16日，意方再发照会：“义国原属近世学文之兴起之国”。并说对丁韪良的任命，“北京洋人无不甚诧”，要求“添设义语”，还称此事意政府也同样关注。24日，孙家鼐转复：“非必各国皆有教习也。且中外交涉者，共十有余国，若各国皆荐教习”，中国将无法应付闭。对使用丁韪良而不用其他传教士，也还有人打抱不平。山东候补知府郭骧尝言：“丁韪良先生，美之名士也，历年以来教习华人，厥功甚伟，皇上赐以崇衔，授以总教习，圣恩优渥，任用得人也。然如林乐知、李提摩太、花之安、李佳白诸公，来华有年，着书甚富，其为功不在丁先生之下，何以在朝诸君尚未教请，召令晋京相与参考新政？”
二、辞退
西人在大学堂初期的人事构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大学堂之成立，本身即寓救亡图存，育才强国的主旨。中国面对的是西方侵略，却又以西人为师，内中已然是难解。并且，这还牵扯到国家的教育主权，那个时代，这是愈益敏感的问题。故而，随着国人对西学的逐步掌握，西人特别是教士在大学堂中的地位渐次式微乃至边缘化是很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