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马的怀疑》是卡拉瓦乔的一件重要作品，它再现的是《圣经》中的一个情节：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都无比兴奋，可当时唯有多马没有在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样的神迹。为了让他相信神的力量，耶稣和他约定在几天之后再度显圣。画面中表现的，就是耶稣在暗室中，为多马再度显圣的情景。卡拉瓦乔用聚集的强光造成舞台追光一般的视觉效果，突出了画面的主体人物——耶稣。画面中，耶稣解开襟怀，露出身上的伤口，多马不仅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更用手指伸进耶酥的伤口，一探究竟。这种对于现实赤裸裸地无情再现，正是卡拉瓦乔作品的重要特征。作品中的耶酥和信徒都被刻画成贩夫走卒一样的形象，这对于笃信宗教的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无疑是一次无情的挑战，而作品中多马的怀疑，实际上折射出了画家对现实、对宗教的怀疑。
《圣母之死》是卡拉瓦乔的另一代表作。在这件作品中，仁慈、美丽的圣母蓬头垢面，赤着脚，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普通劳动妇女。她的死，被表现得如此凄凉、感伤，使人陷入了一种生命能否被拯救的惶惑之中。教堂以他把“我主的圣母”画得太粗野为由，拒绝接受他的作品。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卡拉瓦乔的作品是有着强烈的震撼力的。他发现，从高处的天窗上漏下来的光，会使一间黑暗画室里的人物显得更突出，更有体积感；一个人物，左右两侧的明暗对比越明确，人物形象就越突出，越富有质感。因此，他的作品在视觉上，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作品是艺术家的镜子，它能够最直接地反映艺术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如果说卡拉瓦乔的现实主义显示了其对贫民生活的深刻体验的话，那么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的现实主义作品，则以更加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思想，创造了西班牙美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委拉斯开兹（1599-660），出生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尔，13岁时起便开始学画，他从老师弗朗切斯科·巴奇科那里，继承了优良的传统和严谨、精湛的技艺，并从卡拉瓦乔的作品中汲取了强烈的明暗对比和造型的坚实。他也将目光对准了下层人物的生活，但他将卡拉瓦乔的真实再现，升华为一种更为深刻的同情与尊重，闪烁出人文主义的光彩。
委拉斯开兹的作品，根据其风格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塞维尔时期（1623-630）、马德里时期（1630-650）和宫廷总监时期（1650-1660）。
塞维尔时期，委拉斯开兹的作品体现出一种朴素、严谨的风格和对平民生活的关注。在马德里时期，委拉斯开兹经过了两次在意大利的学习和鲁本斯的指点，形成了其极具个性，且成熟、完善的现实主义技巧。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肖像画的杰作。委拉斯开兹生命的最后十年，是他在宫廷担任宫廷总监的一段时间，也是他创作的晚期。在这一时期，他已不满足于色调处理等形式的技巧，而是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对于光线、距离、空间的探索之上，对绘画的表现领域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拓展。
《英诺森十世》是委拉斯开兹肖像作品中的代表作。整个画面色调华丽而沉稳，构图严谨而大方。画面由深红、亮红构成色调的主体，白色的亚麻衣领和靠背上闪亮的钻石将画面点缀得熠熠生辉，笔触沉稳而潇洒。最难得的是，作品不仅精确地达到了对人物外在形象的真实再现，更深刻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外在形象上看，教皇是威严而高贵的，而他向右瞥视的目光却泄露了其尖刻而严厉的内心世界，那鹰隼一样的目光令观者不寒而栗，具有极强的个性魅力。据说，当教皇将酬金交付给画家的时候，不禁悻悻地说了一句：“画得过分地像了。”
《侏儒塞巴斯蒂安》则显示了委拉斯开兹对待普通人的温厚与同情。作品把目光投注在供富人玩弄的侏儒身上，画家令其坐在地上，有效地淡化了其身体的缺陷，而浓墨重彩地表现其具有成人正常比例的头部，他严肃的表情中流露出尊严、智慧与善良，目光中也掩藏着深刻的哀怨和苦痛。作品表现出画家对苦难者的尊重，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
《纺纱女》和《宫娥》是委拉斯开兹晚期的代表作。
《纺纱女》也名《巴拉斯和阿莱辛》。阿莱辛是民间的一个擅长纺纱的女子，巴拉斯就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相传，她们二人曾经比赛纺线，阿莱辛赢得了胜利，巴拉斯妒火中烧，将她变成了蜘蛛，罚她终身纺织不绝。作品就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典故，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一群纺织女的悲惨命运。画面的前景是皇家纺织场黑暗的车间，一群女工正在辛勤地劳作。右侧的两个少女正麻利地缠绕着纱线，左边摇纺车的是一个中年妇女，最左边的角落里是一个老年的女工，四个人物便概括了一个纺织女工劳累而心酸的一生。其中那个穿白衣服的少女，虽然只是一个背影，但她匀称而优美的轮廓和矫健的身姿却显示出少女的朝气和活力，被誉为欧洲绘画史上一个不朽的形象。画面的后景，悬挂着一幅巨型的壁毯，壁毯表现的就是巴拉斯向阿莱辛施展法术的情景。
阿莱辛的不幸暗示着现实中纺织女的不幸，前景和后景、现实和神话构成了微妙的联系，达到了一个虚实相生的境界。
《宫娥》是另一幅显示委拉斯开兹高超构图能力的作品。画面展现的，实际上是一个镜中的虚像，两个宫娥服侍着小公主，小公主的目光注视着她的父母——菲利普四世夫妇，她是来看画家为他们画像的。而菲利普四世夫妇的形象又是靠背面墙上的一面镜子反射出来的，这种镜中之镜的构思真可谓神来之笔。而在画面的左侧，我们也看到了正在创作的画家本人。画面色彩和谐统一，明暗形成了疏密有致的节奏，展示了画家举重若轻的写实功力。
（第三节） 17世纪的荷兰画派
16世纪的荷兰，是西班牙的属地，从16世纪后期起，荷兰人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7世纪初赢得了独立。为了这场独立，荷兰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74年，西班牙军队包围了伦勃朗的故乡——滨海城市莱登，守城的军民不惜破堤开闸，使海水倒灌，淹没了敌军，用玉石俱焚的方式战胜了入侵的敌人，仅从这个事件，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荷兰人民为了赢得胜利所作出的牺牲。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民族命运，荷兰人民对于朴素、宁静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渴望，因此，在此期间的艺术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的，也是扑面而来的一股亲切、清新、质朴之气。
荷兰独立之后，工商业高度发展，城市不断繁荣，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在文化上的需求，也就决定了绘画风格新的发展方向——过去为装饰宫廷、教堂而创作的绘画作品现在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因此，在过去作品中常见的宗教、神话题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小型的风俗画、风景画、静物画、肖像画等。为适应普通市民的居室的需求，画幅较之以前明显缩小，因此，有部分画家被称为“小画派”。
伦勃朗（1606-669）是荷兰最杰出的绘画大师，他大半生的时间都是穷困潦倒的，但他却一生勤奋不息，在坎坷的命运中，仍旧对自己的艺术追求坚持不懈。
伦勃朗的早期，有过一段春风得意的时候，他23岁的时候，就因《杜普医生的解剖课》而大获成功，从此后约单不断，并且，他还迎娶了一位情投意合的妻子莎斯基雅。愉快的生活，令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洋溢着一股温暖、欢乐的情调。
1642年，伦勃朗受一群军官的委托，创作了一幅巨大的集体肖像画《夜巡》。有一种观点认为，画面本身表现的是白日的情景，后因日久年深的烟气熏染，而使画面变得晦暗。作品表现的是一群军人正在长官的带领下准备出发巡查，画面中明暗的变化加强了戏剧的效果，但是有些人物被隐没在了阴影之中，这令这些人感到非常不满，对作品大加诋毁，并诉诸法律，使伦勃朗的声名受到了巨大的震荡。
而同年，他的发妻莎斯基雅也因病逝世，从此，伦勃朗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坎坷之路。由于伦勃朗对艺术的理解，不能迎合当时雇主的趣味，而他又不肯卑躬屈膝地为了利益而放弃艺术的尊严，所以他的生活日渐困窘，即使是这样，他仍然矢志不移地恪守着自己的创作原则，而且更加接近普通的平民和贫民。他的许多不朽名作都是在这一阶段创作出来的。
《圣家族》就是伦勃朗众多杰作中的一幅。画面中的圣母端庄、朴素，善良温柔，闪烁着温暖的母性光辉，这是一幅圣母像，但更是世间万千母亲的肖像。一位身着粗布长袍的农家少妇，膝头盖着一件厚厚的外衣，脚踏暖炉，正一边读书，一边照看摇篮中的婴儿，孩子正在安睡，孩子的父亲则在一旁辛勤地劳作。除了画面左上角从窗户上飞进来的几个小天使能令观者感受到，这是一个跟宗教的“神迹”相关的场面之外，我们更多的是体味到了一个清寒的家庭中勤劳简朴的生活和温馨、恬静的幸福。一如他众多的其他作品一样，伦勃朗运用光线调动着观者的视觉重点——在光线的指引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圣母健康、圆润的脸庞和她手上厚重的书本；接着，我们会注意到摇篮和沉睡其中的婴儿；再次，是注意到窗户的光和小天使；最后，我们才能在昏暗的背景中逐渐辨识出在木工台旁辛勤工作的父亲。
伦勃朗的作品，有着对色彩卓越的控制能力：他擅长运用朱砂一样沉郁的红色，配以明亮的金色和沉着的赭石色，构成温暖而统一的色调，在这样的色调中，再配以不同强度的青、蓝和绿，形成微妙而丰富的对比关系，闪烁着金属和宝石一样金碧辉煌的高贵之感。
《入浴的妇人》是以他的续弦亨德里治为模特创作的，画面中的亨德里治手提着衣裙，慢慢走向水中，画面被她发自内心的喜悦所照亮，她身上那天真、纯朴的气质深深地感染着观众。
伦勃朗喜欢画自画像，在他一系列的自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家从年轻时的踌躇满志到中年时的成熟与刚毅，再到晚年时的坚定与慈爱，看到在岁月的淘洗中，一个人生命中被带走和被留下的印记，那种深邃而沧桑的感觉，烘托出一种生命与命运抗争的力量，给观者以巨大的震撼。尤其是他晚年的最后一幅自画像，画面笔法苍劲、沉郁，厚重的色彩闪烁着铸铜一样的光泽，画家的表情中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悲凉，悲凉中却又隐约含着一丝冷笑，这个表情，凝聚着画家坎坷一生的无可奈何。
哈尔斯（1584-1666），是荷兰美术史上一位占有重要地位的市民画家，他擅长给普通市民画肖像：水手、酒徒、贵族、巫婆、乞丐和普通的吉普赛人都曾经成为他的模特。他的作品笔触轻盈、流畅，色彩明快、清馨，擅长捕捉人物脸上瞬息即逝的情绪，神采飞动，栩栩如生。
哈尔斯刻画的人物，都沐浴在一派阳光、健康的氛围之中，带着各种各样的微笑，有人称之为“笑的画家”。
《吉普赛女孩》刻画的是一位在市井中随处可见的吉普赛少女，她健康、明朗，随意的衣着中反映出她无拘无束的个性，笑容中带有一抹流浪生活中熏染出来的快乐和狡黠。吉普赛女郎所特有的奔放、豪爽和热烈的性情被寥寥几笔勾勒得十分传神。
《弹琴的小丑》也是哈尔斯肖像画中的代表作，作品以简洁、完整的构图，塑造了一个性格开朗、诙谐的青年。他一边弹琴，一边用眼神同画外的人交流，这种眼神的勾连，拓展了画外的空间，可以给观者提供一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联想空间。
《玛莱·巴珀巫婆》是哈尔斯把握瞬间的功力的一次集中体现。这个人物原是酒馆的老板，她常常一边卖酒，一边给她的客人卜卦。画家敏锐地把握了人物正在转身的刹那，突然爆发出来的微笑的瞬间，使一个宁静的画面显得非常具有动感。为了加强人物身上特有的“邪”的味道，她的左肩上站立着一只猫头鹰，这个道具很好地加强了人物的典型化。而画面最精彩之处，应当说是在静止的画面中，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人物因大笑而产生的身体的颤动，甚至有人说“哈尔斯把这个巫婆咯咯的笑声也画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