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舅舅曾在广西做官，但我到广州时他已经调往广东。他和他的妻子及三个幼小的孩子一起住在广东的省会广州。
我和舅母是老熟人了。她离开常州婆家以前常常来我们家看望母亲。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喜欢她，因为她不仅和气，而且是母亲特别好的朋友。她最大的儿子比我大一岁。因为我像个男孩子，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常常独自在一起玩，不理会别的孩子。我七岁的时候，表哥和他母亲一起去了广西。几年后，舅舅给我们带来了他在十岁左右时夭折的噩耗。
因此，我到舅母家时，发现自己没有同龄的小伙伴，因为三个表弟妹都是舅母离开常州后生的，最大的都比我小七岁，最小的还在襁褓中。我大部分时间得和舅舅舅母作伴，这顿时让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舅舅舅母也像对大人一样对待我，他们给了我自己的房间，又从舅舅的书房里拿来舒服的藤椅和桌子给我做家具。
我到广州后注意到的首先是方言。我舅舅来广州前曾在广西做官，所以他的佣人和孩子说的都是广西官话，这跟广州官话或我们老家常州的方言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从幼小的表弟妹那儿学会了第一种“蛮话”，直到现在，我讲的国语中还留着这种官话的痕迹。
接着我让舅母带我去医学院注册，尽管我并不喜欢学医。我曾跟舅舅说过好几次，可是他从没把我的要求当回事，他说我还太小，可以先跟他学国文，在他家呆一年也不妨。我求了又求，最后舅母只好带我去医学院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我的问题。
我那时候十三岁，可看样子只有十一岁，因为我直到十八九岁才在身体上长成大人。我记得在学校见到一位苏小姐，她从头到脚，从左到右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摇摇头说：“她太小了。”根据中国人的习惯，每过一个新年就长大一岁，而且孩子一出生就一岁了，所以我可以说自己快十五岁了，虽然实际上才十三岁。我对苏小姐说：“我过年就十五岁了！”可她只是笑，不相信我。接着她用广东话问我是否会说广东话。广东话和我学的广西话当然完全不同，我那时候只听得懂几句广东话，但我听懂了她的问题，回答说：“不会说，可我学起来很快。”
苏小姐和舅母说了几句，对我笑笑、点点头就走了。我们坐着两顶轿子回到家以后，舅母告诉舅舅跟我，学校觉得我的年龄和他们的标准差太多了。学校只录取满十八虚岁的学生，苏小姐觉得我只有十一岁，而且我又不会说广东话。所以，就算他们破例录取了我，我也得等上好几年才能成为正式的医学院学生。
舅舅听说了这个结果后开怀大笑，笑得我都对他生气了。笑够之后，他说：“小大人，现在怎么样？你还是得呆在家做我的学生吧？“可是，”我说，“我不见得非进这个学校不可。再说，我又不喜欢学医。你不能送我去上海吗？我知道那儿有好些新式的女子学校。”
舅舅听了大吃一惊：“什么？送你去上海，把你一个人留在那里，没有任何人照顾你？你父母亲会怎么想？不，不行。”看到我哭了，他恳切地说：“这样吧，你在这里呆一年，然后我们想法让你上学。我可以教你国文，另外找人教你准备上学的其他功课，你不会浪费时间的。难道你不喜欢我们家吗？”我当然喜欢他们家，我怎么可能不喜欢和蔼的舅母和慈祥的舅舅呢？再说，舅舅提出的条件十分公道，所以我答应照他说的做。
我急于讨得舅舅的欢心和同情还有另一个原因。母亲到达汉口后打电报给父亲，告诉他我离开她去了广州。父亲很生气。他立刻回电给留在汉口陪外祖母的母亲。他的电报只简单地说：“马上把她带回来！”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母亲后来写信告诉了我前因后果。她说：“强迫你去四川有什么用？谁又能带你走那么远的路从广州到四川？我不会理会你父亲的命令，还是会照旧出发去四川。你知道你父亲的脾气，我到四川后一定会有一场风波，因为你父亲跟我一样，很多地方都少不了你。但你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会想法让父亲准许你走这条路的。再会，别让我失望。”
我就这样又一次被母亲救了。但我意识到要是我一定要去上海，舅舅会打电报向父亲征求同意，父亲的回答一定是：“无论任何代价，马上把她送到四川！”所以我没敢固执。
舅舅开始认真地履行他的诺言。他买了两本新出的课本，定时给我上课。一本课本是《国民读本》，另一本是《普通新知识》。《国民读本》的内容我完全忘了，但我记得《普通新知识》里讲了很多奇怪的新鲜事：地球为什么是圆的；为什么有日食月食；为什么秋天树落叶；为什么要保持清洁；为什么要打预防针，等等。除了这些课本，舅舅还让我练习书法、背诗。
舅舅给我上课的时间不长。新年后不久，他离开家去广东西南部的廉州统领新军。我舅舅是文官，但在中国有时候文官也会担任武职。因为舅舅又博学又能干，他被任命为武职。舅母和孩子们还有我留在广州，到夏天才去廉州和舅舅团聚。
舅舅不在时我做的事只记得几件了。一是我去看了我新婚的姐姐。她在广州和她丈夫的伯父住，她已经怀了孕，很羡慕我像鸟儿一样的自由。另外是学习国文，跟渴望进修的舅母一起学写信。我也喜欢上了博敦牌（Borden）的罐装牛奶和外国饼干，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鲜东西。当然，我学会了流利的官话，也成功地做了我三个表弟妹的大姐姐。舅母偶尔带我出去赴晚宴，在座的都像大人一样待我，也向我劝酒。有一次我喝得太多了，坐在酒席上感觉很古怪，后来又像做梦一样走上轿子。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醉”，再也不敢多喝酒了。
夏天很快到了，舅母开始忙着打包，我帮了她不少忙。我替她扔掉很多看来有用可实际上从来用不上的东西。舅母常常反对我的做法，有时候她只能绝望地坐在一边看我扔东西。但她后来告诉舅舅时，舅舅却表扬我，说舅母有我帮忙真是幸运。他家没用的东西积得太多了，简直可以开博物馆了！
我们坐了几天蒸汽船到达北海港，又从那儿坐轿子去舅舅的衙门。我们一安顿下来，舅舅就又开始给我上课了。那时候他的责任重大，统率着一万名新军在当地防范土匪，维护边疆秩序。他大多数时候穿着半西式的军装，因为他统率的军队仿照欧洲军队，所以叫做“新军”。每天下午，他骑着马赶回家，把我叫到书房，从前面提到的课本里教一课书，接着查看我的书法，要是时间来得及，他告诉我一些中外时事，然后骑着马赶回他的指挥部，有时候连舅母给他准备的点心都来不及吃。舅母常常对他的行为发笑，她对我说：“你不知道你在他心里多重要！你来之前，他下午从不回家。”我虽然小，可也不至于笨得不被我博闻强记的舅舅的一片爱心所感动，我在心中发誓我一定不辜负他的期望，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对得起他爱心的人生。
除了他自己教我，舅舅还请了位杭州学者教我算术。因为这个老师的能干，我迷上了算术，四个星期就学完了他在他任教的男子学校几个月才能教会学生的内容。他说：“我当然得承认女孩子比男孩子聪明，但这个差别太大了。真正能解释这个差别的原因是你的头脑是新鲜的，完全没受过从前错误教学的影响，而那些男孩子从前被教错了，我得花比一般教学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纠正错误。因为从前错误教学的影响，他们就是现在还是不能像你这样接受我的教学。过去教学的不善给我和那些男孩子都造成多大的浪费！”
他说的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的看法，没想到一个人学不好不是因为头脑一片空白而是因为头脑里错误的内容。多年以后，我自己也当了母亲，我常常想起这个看法，觉得这对家长或老师教育孩子都是有用的提醒，所以我把它列为教育孩子绝对不能做的事之一：
不能做的事之一：“别教孩子他们不喜欢的东西，这只会让他们讨厌某个学科。”这个教训是我从父亲那儿学来的，因为他从来没教会我任何我不喜欢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