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反穿的棉衣右胸前有个红色的大O字，因此常常弄不清伤员血型时，她就是供血对象。
卫生连在云山西南边一个叫西酉里的山沟里，沟里有一条小溪，小溪结着冰，我到卫生连时看见几个女兵在溪里吸水和洗纱布衣物。这里的男女兵和我们战斗部队一样，全部将棉衣裤反穿着，白里朝外，和周围山上的白雪一样到处是白的。
卫生连长是个高个子男兵，副连长是个女兵，指导员也是个女的。小王把我交给连长时，连长说：“一早就接了你们团长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要来，你不是你们团里有名的牛崽吗，我看过你的戏。你们宣传队不都去了佳木斯吗？你怎么到这来了？”
我说我在九连教歌，跟着先头部队就过了江，让师长知道了，团里就命令我来卫生连报到了。
连长说：“好哇，你也教教我们连唱歌。”他又为难地说，“你能干啥呢？”他转身喊了声，“尚班长，过来一下。”
又回头对我说：“只能安排你到护士班去，二班长叫尚德纯，由她安排你的工作。”
二班长跑过来向连长敬了个礼：“报告！”连长对她说：“这是宣传队的刘才同志，暂时安排在你们班工作。”我转身向班长敬了个礼：“报告二班长，我是刘才。”
待我定睛一看，她不就是那天来咱九连盖血型章领头的那个女兵吗。可她装着不认识我，只说了一句“跟我来”，就转身向前走。
我跟着班长向沟里走。沟边挖了很多很大的防空洞，洞里都睡着伤员，有的洞口挂着雨布或被子防寒。沟尽头有一栋被炸坏了的老百姓房子，用被子、白布、雨布封得严严的，那是战地临时“手术室”。
往里走树下露天地上还躺着一些伤员。女兵们都是两个人一组在忙着护理伤员。在几间被炸毁的民房的墙里躺着许多重伤员，有一个女兵在忙着，班长向她喊了声：“小李，你过来一下，来了个小鬼，给你当帮手。”
这时班长才转过身正面对我说话：“她是我们班最好的护士，以后你听她安排，她会教你做。”我立正说：“是！”
她转身就走了，小李叫李秀英，15岁，比我大两岁，她很和蔼可亲，总是面带笑容，说话慢吞吞的，好像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
“哟，我认识你，你是你们团宣传队的牛崽，我看过你演戏，你们宣传队9月份去四平给我们连演歌剧《钢铁战士》，你演张排长的儿子是吧？演得可好了，我们都说你真棒。”
我说：“是吗？只要你不嫌我就好。”我也学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说，“我啥也不会，你可得好好教我。”
“没问题，来吧，我们这就开始。”她告诉我，这批伤员是昨晚拂晓时运来的，都是步兵兄弟部队的，现在基本已经处理完了。她还告诉我每天下午六点以后有车来接走伤员，送兵站医院。到兵站医院后作进一步治疗或手术，再由兵站医院转运回国。
有生命危险的伤员，从前线救护队送来后，在我们连做急救手术，等稳定了再送兵站医院。他说伤员们可坚强了，到底是军人，只在痛得忍不住时才哼哼两声，再痛他们也忍着，“当然，也有个别闹的，很少。”
李秀英管的全是重伤员，基本上是在我们连做了急救手术的伤员。有的全身带脸部都被绷带包裹着，有的没腿、没胳膊没脚，也有眼睛全给缠住了的，他们都很年轻，最大的也就二十来岁，但是他们都叫李秀英为“护士姐”。
李秀英说：“你来了就好了，好多伤员自己根本不能动，可我又搬不动他们，打针、包扎有时好困难，两个人就好使劲了。”
护士的活我根本不会，我一边学做一些简单的护理外，我主要是帮李秀英当下手，为了减轻她的劳累，我主动承担为伤员打水、喂水、洗脸、送饭、喂饭、翻身和端屎端尿的粗活。
卫生连进驻这山沟有十来天了，天气很冷，入朝以来第一场雪一直没化，有时还零零散散地飘些雪花，遍地除了弹坑掀起的泥土是黑色的外，全是一片白，白天敌机来了没法隐蔽，唯一的办法是卧倒不动，因此这里所有人都反穿棉衣裤白里朝外，连伤员盖的被子也都白里朝外。
为了防止敌特打冷枪或打信号弹引来敌机，全连男兵除了医生、炊事员之外全部不分昼夜在四周山上放警戒流动哨。
卫生连女兵多男兵少，主要完成战地小后方伤员急救收容所的任务。由于前线下来的伤员有时很多，无法立即转运到后方兵站医院，暂时集中在这儿。卫生连的具体任务是将集中来的伤员经初步治疗重新包扎或急救手术后，等待转运，因此接送伤员任务很重。
前方送来的伤员重伤员比较多，缺胳膊断腿的也不少，其中不少是冻伤的伤员和神智昏迷不醒的伤员。担架队送来伤员时，对重伤员特别小心，他们的口号是“绝不让伤员二次伤”，“不给伤员增添新痛苦”。为了减少伤员痛苦，常常是连担架带被子一起放下。
卫生连大概有近70人，连长、副连长、指导员都是医生，除他们三人之外还有两个男医生和三个女医生，护士有四个班，四班在手术室，其他三个班都是护理班，每个班有十来个人，另外还有个医疗班，主要是化验员、药品敷料员。
连部有文书、联络员、通讯员，通讯员也姓王，九连的小王给我印象太深。这个小王比那个小王个子小一些，16岁，他也和那个小王一样，背着支冲锋枪，只是没汤姆好，是支捷克造，他还有匹小白马。
另外还有一个炊事班，炊事班五个战士，他们有三个人一天到晚连轴转做饭、烧水供应伤员，另两个战士就是一天到晚整理烟道防空。
李秀英喜欢说话，声音很小很柔和，一字一句地不着急地说，我很喜欢听她说。
她告诉我，我们班护士都是两到三个人一组，她这一组原来还有个女战士，和她同岁，前天敌机空袭时牺牲了，就埋在溪边一个小山坡上，也姓李，叫李清莲，她一有空就到她坟上去坐坐。说着说着她眼泪就流下来了。
她还说，她的家庭是资本家，她参军就是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因为她听别人说，只要参军干革命了，就是和家庭划清界限了，别人就不把她当剥削阶级看了。
我心里想着李清莲是不是就是那个到我们九连盖血型印的护士呢？因为我来卫生连两天了，一直没见过这个人。
李秀英虽然话多、声音小，但做事很娴熟，动作很快。她很耐心地教我，洗伤口、缠绷带、测体温、灌肠、导尿。打针时我帮她涂碘酒、酒精和填写伤员卡。
从卫生队转运出去的伤员，都要带伤员卡，伤员卡就是一张内容很简单的小纸片：姓名、部队番号、轻伤、重伤、冻伤、受伤部位。偶尔遇上昏迷不醒的伤员，就无法填姓名和部队番号了，因为战士们身上和我们一样，除了一个血型符号外，没有一个中国字。
二次战役我们炮一师的伤员很少。那次战役主要是步兵兄弟们在清川江附近对敌人穿插包围，近战速战，由他们自己队属炮兵配合的多，而我们师主要是配合大兵团、大战役的主力炮兵。因此那段时间我们连收容的伤员基本上是步兵伤员，每天傍晚接连不断地抬来的重伤员中有很多都是手、腿被打没了，腹部被打穿了。
从前线将伤员运到时，许多重伤员都已休克了，生命处于垂危状态。李秀英经常毫不犹豫地做口对口人工呼吸，在这时她没一点女孩子气了。
每次做了人工呼吸抢救醒来一个伤员，她总是很习惯地向后往地上一坐，吐口唾沫，用衣袖抹一下嘴，眼睛一张露出满足的微笑。我也想学她，每次她总是眉头一皱把我一把扒开。
转运伤员的担架队和汽车，为了避开敌机的频繁骚扰，一般都是傍晚来。担架队都是直接到重伤员身边来抬，而汽车只能在山沟口，有两三百米远。这时伤员上汽车就得由护士们扶的扶、抬的抬走出沟口送上汽车。
每回把伤员运走后，我们护士班的同志们就赶紧赶回来打扫整理场地，稍作休息，到后半夜又陆续地送来新伤员。很累，只想睡觉，随便往哪一靠就能睡着。李秀英说：“等打完仗，我要足足地睡一个月。”
在我们护士班，只有我一个男兵，虽然我年纪比她们都小，但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个男子汉，男子汉比女人只能多做事，否则人家会瞧不起咱的，因此在大家都休息待命时，我总是尽量坚持再做点什么。
新伤员一到，大家就忙开了，瞌睡都没有了。伤员们在前线都是战地救护人员临时抢救匆匆包扎后由担架队抢运出来的，有的伤员骨折了要立即上夹板，有的伤员在战地救护时临时包扎的绷带被血渗透了，有的伤口打开后血肉糊糊地能见到白骨。一到我们连，大部分都需要重新清理伤口，重新换药包扎，有的要直接送手术室。李秀英要求很严格，伤口清选过后，一定要让她过目认可后，方能包扎。
经常手术时缺血，唯一的血源是我们连的指战员，护士们都抢着输血，李秀英是O型，在她反穿的棉衣右胸前有个红色的大O字，因此常常弄不清伤员血型时，她就是供血对象。我是B型，B型血的伤员很多，因为嫌我小，只让我输过一次200CC。
我们二班离手术室最近，有几次送走伤员的间歇时，班长领着我们去手术室处理遗物。所谓遗物就是医生们截肢下来的，伤残的或者冻伤发黑坏死了的手、脚、腿。从手术室抬出来到山边挖个坑或者找个较深的弹坑深埋掉。
每次从前线下来的伤员，很多都是一两天没吃东西了，我们一边重新为他们清洗包扎伤口并鉴别是否要立即送手术室抢救，一边尽快给他们进食。轻点的伤员可以自己吃，重伤员只得一口口喂。
炊事班做的饭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高粱米粥，为了改善高粱米粥米和水总是分离不便喂食，炊事班也想了办法，比如经常加些炒面，做成糊状的，还常在里面加些盐和罐头肉，饿了一两天的伤员都说好吃。
但最困难的是没有碗、没有勺。有的伤员饿急了用手、帽子、钢盔舀着吃。
我常抽空跑出沟外四周战地去找可以当盆、碗的东西。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我在一个堑壕里发现一堆空弃的弹药箱，有十几个，可能是装子弹用的，比我们的炮弹箱小多了。我把它们摞起来，像拖爬犁一样全拖回来了，洗净以后我分门别类地作了处理：完整一点好点的，就作伤员的饭盆，其他作别的用。为了有区别，我用刺刀在箱边砍一个缺口是洗脸用的，砍两个缺口是洗伤口用的，砍了三个缺口的是盛屎尿的。
我还用刺刀削了好多带柄的板勺，每次给伤员开饭时，我就拖着这些弹药箱给伤员送饭、送水。班长好高兴，有一次终于说出了我听了最高兴的一句话：“像个男兵嘛！”
在班长和同志们的鼓励下，我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给防空洞伪装。班长把每个防空洞编了号，统统叫“病房”，“病房”里住重伤员，病房里虽潮湿但很暖和，稍轻点的就“住”洞外的露天“床”，把“床”也编了号，这样只要说几号“病房”几号“床”，大家都清楚是指哪个伤员了。
我们班一共有这样“病房”15间，李秀英和我管1～3号“病房”共25个“病床”。除此之外我们班还有一间“药房”，是个小防空洞，里面堆着抢救用的器械、药品和纱布、绷带、棉花。
我们班的“宿舍”是一间被炸毁了没有顶、只有三面破墙好像原来是农民小仓库的地方，里面堆着的是每个人战地救护专用的皮救护箱，地上铺着一层稻草，被子和雨衣都拿去给伤员用了，伤员转运时又陆续带走了。我也没背包，打云山时我的背包被炮轰了。听说过几天师后勤会专门为卫生连运一批被子和雨布来。
我们班谁也不把我当男兵看：“哪地方空躺哪里呗。”其实谁也没来这“宿舍”休息过，好容易的一点休息时间就靠在“病房”随便哪个“病床”边打个盹而已。
一、三班也各有十几间“病房”，她们的条件比我们好，在沟里头“手术室”后面，顺着一长溜陡坎挖的防空洞，陡坎上长了许多小树，虽然大多干枯了，但多少起着遮盖掩护的作用。
住露天“病床”的伤员不论白天晚上，刮风下雪都得受着。叫人不忍，但也没办法，就这条件。我趁白天事少时，到周边山上砍树枝、枝丫，冬天带叶的树就是些松树、纵树，我爬树的本事用上了，九连长送我的刺刀也派了大用场。
我把砍来的树枝拖到每一个“病房”前和露天“病床”边摞起来，像一道墙，给伤员挡了风，还给“病房”作了伪装。再在这些树枝堆上盖些枝枝丫丫，远看还真像一丛树。一场雪后，树枝堆上堆得厚厚的雪，更像一丛树，也更挡风。
李秀英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男人的事”，每天天亮后她总是问我：“今天你干点啥？”“先打个盹再去吧。”“你去干你的活去吧，这里有我呢。”
其实她只比我大两岁，却像姐姐一样关心着我。我棉衣裤上刮破了许多口子，帽子也刮破了，好在棉衣裤都是机扎的一道道线缝，每刮破一个口子，也就是个小三角形，棉花露出一块，棉衣裤又都是反穿着白里朝外，大家都说我穿的是“雪花衣”。
我这“雪花衣”大都是爬树刮的，不像伤员们，他们可是子弹穿的和弹片刮的。李秀英总是趁休息时给我缝上两个口子，她说：“别人说你穿雪花衣，还不怨着我没给你缝吗？”
有伤员开玩笑说：“护士姐，你可太偏心了，只给牛崽补衣服，不给我们补。”李秀英总是说：“第一他小，第二你们明后天到了后方就有新衣换了，不像他，这衣服还得穿几个月才能换夏装呢。”
伤员们除了衣服破了，鞋子也坏了，入朝才一个多月，鞋破的不少，虽然是大头鞋，鞋帮子、前后跟都有牛皮护着，还是一样破。尤其步兵，行军一晚走上百里路是常事，这鞋完全是走破的，有的鞋帮和鞋底脱开了，都是用绳绑着的，有的干脆就没底，用些破布包着脚，这大冷天，因鞋破了而冻伤、冻坏脚的战士不少。
有天晚上我们将所有伤员清理包扎之后，已经是后半夜了，重伤员里有几个危重伤员几乎全身都包扎了纱布，外面裹着被子，处于休克之中，还有两人被刚切了肢，李秀英让我提着烛灯，她给他们打吗啡止痛。
不知怎么，那天晚上早该到的转运伤员的担架队和汽车迟迟地没来。尽管我们把能保暖的东西都盖在伤员身上，也难抵挡朝鲜冬夜的寒冷，尤其露天在洞外的伤员，被寒冷伤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伤员们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李秀英说：“同志们，我唱支歌给大家听。”我这是第一次听李秀英唱歌，我敢说我们师里宣传队上上下下没一个女兵比她唱得好听，那声音好清莹。她说：“我是南方人，我唱支南方歌吧，唱我们怀恋的祖国。”这时她那美妙的声音轻轻地在山洞里飘开：
我家在江南
门前的小河绕着轻纱在那繁花绿叶的城市我懂得怎样笑怎样歌唱啊！江南春花三月莺飞草长牧女的春恋在草原徜徉啊，江南，白日的微风吹起了夏夜梦鹅眉和星星独照着江滩，啊江南千遍万遍唱不尽我的怀想离别时我们都还青春年少再见时又将是何等模样有个伤员轻轻地说“我也是南方人”。那声音里透着深深的思念，我分明看见李秀英腮上有两行热泪。
那晚直到后半夜转运伤员的担架和汽车才来，送走了伤员之后，直到天亮才送来几个伤员，那时战线已推至三八线了，二次战役要结束了。
第二天天气晴朗，昨天晚上下了一晚的雪，满山遍野一片白茫茫，太阳照在雪上，映得眼睛都睁不开。
昨晚送来的伤员少，处理完以后天就亮了，李秀英带着我去溪边洗绷带。绷带用量很大，后方又供应不上，为了节省用量，我们就把伤员换下来在战地临时包扎的绷带集中起来，抽空洗干净，再煮沸消毒晾干，在给伤员更换绷带时作外层包扎用。
我用刺刀凿开溪边的冰层，在冰水中洗涤。手冰凉冰凉冻得骨头痛，我们不时擦干手上的水，把手放在口边哈口气，或者干脆插进裤口袋暖和一下，接着再洗。
李秀英指着远处溪边一个覆盖着厚雪的小山包，卫生连掩埋牺牲伤员的“烈士山”的坟堙说：“从右边数第五座坟堆是李清莲的坟墓，她牺牲已经十来天了。”我没见过李清莲，很可能就是那个盖血型章的护士，李秀英常给我说起她，对她特别怀念。
我们正在边洗绷带边说话时，突然听后面山上枪声大作，有人高喊：“拦住他，别让他跑了！”我回头向山上望去，只见一个穿白色朝鲜衣服的人，一边回头射击，一边向沟后面狂奔，通讯员小王迎上去一梭子把他给撂倒了。小王骂着：“狗娘养的，转了好几天，到底还是把你给崩了。”
我们这才知道，最近几天这个特务盯上了我们卫生连，老在卫生连周边转悠，今天清早他又出现在卫生连山上，还放了信号弹，被我们游动哨发现了，总算除了一大害。
不到半小时，从南边飞来两架敌机，直接向我们山沟这边飞来，从公路那边就开始一路扫射一路轰炸，还扔下了汽油弹，那声音轰隆隆的震耳欲聋，火光冲天，山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我立即提醒自己：“不行，得把它引开，要不会有大损失。”我把盛绷带的弹药箱往地上一放，迅速跑到小王拴那匹小白马的树边，解开缰绳，再顺手拽下一床深色雨布往马背上一盖，翻身上马，两腿使劲一夹，骑着马拼命向沟外跑。
我听见身后李秀英大声喊着：“牛崽，你干什么？”我估摸着敌机会发现一个窜出来的黑影，作为袭击目标跟过来。
果不所料，我回头一看，两架敌机同时掉转方向向我俯冲过来，等它们往下冲时，我迅速把马向右一转，只听得马屁股后面两架飞机前后冲过来的呼啸声和哒哒哒哒的射击声，接着就向我左边上空升去了。
好危险啊！但我可高兴了，这个办法还管用，因为飞机俯冲下来时，它没法像我一样转弯，我一右转就把它别开了。我再回头一看两架飞机窜上天空后，再次向我俯冲下来，我又迅速把马向左边一拐，又让开了它的扫射。
它们可能是炸弹扔完了，一直没向我扔炸弹，这可是菩萨保佑我，要不然非炸死我不可。它们向我冲了三次没打着我，扬长而去了。
我迅速跑回卫生连山沟，那场面真叫惨不忍睹，损失太大了。
敌机在沟口扔的汽油弹，溅得到处是火，好几堆堆在“病房”前的伪装被烧得大火冲天。敌机在沟里扫射了一周还扔了两颗炸弹，有一颗炸弹正扔在靠沟里李秀英和我护理的重伤员“病房”前，我立即把马拴好和大伙一起奋力扑火，拯救伤员和物资。
班长喊着：“牛崽，快去看看李秀英，怎么不见她。”我立即向“病房”跑，在2号“病房”洞口，李秀英扑在一个伤员身旁的地上，我跑近一看她背上中了一排子弹，鲜血浸透了棉衣。
我大声喊着她，希望她能醒来，可她一点反应也没有，我迅速把她翻过身来抱在怀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这十几天来，她的一幕幕身影在我眼前闪过，我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姐姐。我强忍着极大的悲痛，我知道，在战友牺牲的时候是不兴号啕大哭的。
班长也过来了，班长没有哭泣，她蹲下来仔细地理顺李秀英的头发和军衣，扶正她的军帽，我轻轻用手指把她微睁的眼皮抹下。
李秀英的血浸在了我身上，在二十多天前一炮手浸在我身上已干涸了的血迹上又加了一层。
我们二班除了李秀英牺牲了外，班长的搭档小宋也牺牲了，还伤了两人。三班也牺牲了一人，手术室一位男医生重伤，子弹从右肩胛骨穿进去从右腰上出来，连里放游动哨的男兵有两人烧伤了。我一边流着泪一边清理现场，幸好那天伤员不多，都住在“病房”里，没有伤着伤员。
我们把牺牲的三位女兵用棉被和雨布包好，抬到“烈士山”，我们用十字镐开挖墓穴。
土冻了，很难挖，我要亲自为李秀英挖墓穴，从头到尾我不让人和我替换，我要尽量把坑挖深一些，等我们连转移或者我们回国了，谁知道有谁来看望她呢？
我手上打起了几个血泡，镐把都染红了，我把对牺牲的战友情和对敌人的仇恨都凝在了十字镐上。七八个人挖了四五个小时，才把坑挖好。
连长集合全队的战友，排在墓穴前，连长用沉痛的语言介绍了三个牺牲战友的生平。李秀英和小宋15岁，三班牺牲的女兵16岁。三位少女为了祖国的安宁，远离父母亲人，远离家乡，牺牲在异国他乡。很多人都流着泪，我从早上见着李秀英的遗体开始，六七个小时了，一直泪没干过。我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秀英姐”。
把烈士们安葬之后，一天了连里谁也没顾上吃饭，都默默地赶回各自的工作岗位护理伤员。我回到我和李秀英管理的病房，心里空空地，秀英姐走了，我没一点主意、没一点依靠了，我忍不住泪水又哗哗往下流。
我发现三间“病房”里空空的，没一个伤员了，我猜着肯定是班长把伤员都重新安排了。我走到2号病房秀英姐牺牲的地方，蹲下，地上还有她的血迹，不尽的思念压着我。
班长过来了，她把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以后你跟着我。”我感觉到搭在我肩上的手，向她身边紧紧地拢了一下，从这细小的动作中，我体会到虽然自始至终没见她流泪，但她心中的沉痛不比我们轻。我强忍着自己的情绪，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深深地对她点了下头。
那天晚上，来了两辆汽车，运走了所有伤员，再没有运来伤员。
那天月亮分外明净，只有很远处传来隐隐的枪炮声和飞机轰炸声，我坐在李秀英她们四个护士的坟旁思念着战友。不一会连里几乎所有同志都来了，围坐在战友的坟前，有人轻轻地啜泣着。
我想着昨天晚上这时候，秀英姐还在为伤员们唱着“我家在江南”的歌，可现在却默默地躺在冰凉的土堆里了。我忍不住悲痛，仿佛听到那充满怀念的声音，我轻轻地哼唱着“我家在江南……”歌声里充满了我沉痛的思念。
随着歌声，我听见思念战友的哭泣声越来越多了，我忍不住再唱下去了，我相信秀英姐听见了这歌声，看见了祖国和那安宁美丽的南方故乡。我眼前又浮现出秀英姐那微笑着的美丽脸庞……
那一晚我们全连谁也没有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