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生，个子比我高，身穿的棉衣裤都很短，一看就知道是他小时候的旧衣服。左臂上戴着黑纱，肩上挎着一个巨大的灰色布袋，应该是作书包用的，脚穿一双布鞋，鞋上缀着一块小白布。
我认识沈民是1947年在南岳。
南岳是我国有名的五岳之一。南岳镇是个很小的古镇，南岳大庙据说是唐朝开始陆续修建的。那时南岳镇只有南北向和东西向十字交叉两条街。石板路面，分别称南街、北街、东街和西街。北街正对南岳大庙正门——棂星门，宽约六七米。北街是主要商业街，南街以木作坊为主，都只有五六十米长。东西街宽约四五米，东街以住家和寺庙为主，有名的祝圣寺就在东街。西街是以集市为主，也有些商铺、米店，每逢农历一、五、十一、十五……为集市。东西街的尽头各有一座小石拱桥，两桥之间不过一百多米。那时南岳镇人口大概也就两千人左右。
日本鬼子投降后，从北方沦陷区流亡到南方的同胞这时陆续北上，滞留在南岳的单位也不少，尤以学校为多，这么个小镇集中的学校就有国立师范大学、省立商业专修学院、省立一中、岳云中学、五四中学、南华女中，那时南岳特别热闹。
原来南岳镇只在北街有一所南岳镇完小，为解决外来孩子们入学的困难，省府资助成立了一所五四小学，校舍未建成之前就在南岳大庙西川门北的长廊里临时以砖墙隔成一间间教室，长廊台阶边至西川门石板路边有五六米宽的草地，以竹篱隔断作为运动操场。透过竹篱可以看到南岳大庙的圣帝殿，圣帝殿前有两个烧香的大炉子，东北风一刮，满校都可以闻到香火味和听到大庙传来的钟鼓、木鱼、铜罄的敲击声和和尚们的唱经声。
那时学校里不叫班叫年级，也不叫班主任叫级任老师，一个年级一个班也就二十多人。年级里大都不是本地孩子，我个大又能说一口地道的南岳方言，所以大家都服我，我也就被选为级长了。我们的级任老师是位教“公民”课的男老师，他很凶，他随身带着一根竹板，同学们被打手板是常事，大家都非常惧怕他。
那年冬天很冷，我读三年级，有一天早上上公民课，上课铃已经摇了好久了，隔壁教室的老师都上课了，级任老师还没来。我坐在教室的后门口，不时的伸头出去观看，当看见级任老师和几个人顺着长廊走过来时，我迅速在座位上端坐好。“刘才！”怎么老师不从前门上讲台，跑到后门来叫我？我一时紧张，以为又犯了什么事，下意识地将双手掌在两侧裤子上蹭了几下，准备挨板子，起立纳闷说：“老师……”他却对我说：“我们年级来了个新同学，和你同桌。”我这才转身看到站在他身旁的三个人。一个男生，个子比我高，身穿的棉衣裤都很短，一看就知道是他小时候的旧衣服。左臂上戴着黑纱，肩上斜挎着一个巨大的灰色布袋，应该是作书包用的，脚穿一双布鞋，鞋上缀了一块小白布。旁边站着一位中年妇女，身着蓝色棉袍，她紧紧攥着身边一个也穿着棉袍的小女孩，小女孩惧怕地紧靠在女人身后，左臂上和鞋面上都载着黑纱和缀着白布，我一下就猜出了这三人的关系：母亲、儿子、女儿，父亲刚去世。同情、友好的心情立即涌上我的心头，我一时有些木讷。小男孩主动友好地对我说：“我叫沈民，三点水的沈，公民的民。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
他声音里带着期盼，两眼充满了友好、悲伤与无奈。我立即说：“我叫刘才。”为了表示自己的知识与礼貌，我又加上一句“刘备的刘，才能的才。”声音很大，我自己一时也不清楚怎么会用那么大的声音和他说话，小女孩好像被这声音吓得向母亲身后紧缩了一下，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我。她母亲本来那种无助、哀愁和疲劳的眼神反倒显出一丝的愉悦。教室的前门随着我的声音，伸出了一堆脑袋，我意识到我的声音太大了，我立即放低声音说：“沈民同学，以后我们就是同学和好朋友了，你愿意坐靠里的位置还是靠外的位置由你选。”那时的课桌是双人桌，我们年级人数是单数，所以我一个人占着一张桌子。沈民说：“不、不，我后来，不能喧宾夺主，你原来坐哪里，剩的位置我坐。”沈民说话文质彬彬，而且还带着成语，立即让我更觉亲切。“我原来坐中间。”老师插话了：“沈民同学，你靠门边坐吧，免得刘才老向外伸头。”我说：“老师说得对，听老师安排。”我立即转身将自己的课本文具向里推了一下，并热情地取下沈民斜挎的书包放在靠门的位置上。我把我心中的黄金位置让给了沈民，心里好像获得了很大的慰藉。我又转身对他母亲说：“伯母，你放心，我们会是好朋友的。”她母亲脸上显出了似乎久违的一丝笑容，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说：“谢谢你。”老师对她说：“放心吧，嫂子，回去吧，我们上课了。”他母亲牵着他妹妹向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点头向沈民告别，转身走了。
我原来一个人坐在后门口，非常自由，下课铃第一响传来，我右脚就跨出了门槛。只等老师说“下课”，我就噌的一下飞出了教室，向台阶下跳去，拽开早准备好的鞭子抽起陀螺来。自从沈民来了以后，我就没那么自由了，一是他坐在门口挡住了我，二是沈民从不急着下课，我又不能在这新同学新朋友面前太掉底了。
沈民整整比我大一岁，他是1936年10月生，我是1937年10月生。但是他个子比我高了大半个头。沈民很沉稳，话不多，时间长了我才知道，沈民父亲是国师大数学教授，他们一家从东北逃亡进关，他父亲得了肺结核，秋天去世了。他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他父亲的朋友和学生的帮助下，在镇上天主堂做卫生工以维持全家三口的生活。天主堂就在东街口南侧，天主堂的牧师两夫妻是加拿大人，带着一双女儿在南岳清苦布道。沈民母亲主要任务是打扫卫生，教徒们做礼拜时她带唱赞美诗、圣歌，兼帮牧师夫妇料理家务。沈民妹妹才六岁，他们住在汽车站水塘边他父亲的学生们帮忙搭建的一间棚屋里。
沈民成绩特别好，根本不是我们一个等级。
他除了用心听讲外，根本不复习，所有练习和考试都是100分。他书包里除了课本外，还有两本我看不懂的书，一本是“代数”，一本是“几何”，里面除了英文符号加减乘除外就是一些线条。沈民经常捧着这两本书，用石笔在一块缺了一角的石板上写写、画画、算算。
沈民说他父亲去世留下的除了一堆书本外，几乎没有什么。他说他父亲在世时，常对他说“你是男子汉，男子汉要学本领，不然将来长大后挑不起家庭的重担，那就不是男子汉”。
他父亲为了沈民便于循序渐进地读懂他的藏书，按照由浅入深地编了号。沈民说他一定按编号读完父亲的书，他说“这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那时的孩子玩具很少，主要就是陀螺和铁环两样。南街车木店里有大大小小各色陀螺买，用一根小棍子前面系上绳子就可以抽陀螺了。有钱的孩子就玩滚铁环，东街尾有个铁匠铺，临时制作，但很贵。
我常将我的陀螺让给沈民玩，后来他自己做了个陀螺，形状很特别，比我们买的又高又细，抽起来好像伸着个长长的脑袋，他还在上面雕了几个洞，转起来发出啾啾的叫声，他一时成了同学的明星。
沈民书包里还有一副弹弓，做得特别精细又漂亮，我几次想借他的弹弓玩他都不肯，他的弹弓打得极准。他有一块废汽车内胎皮，弹性很好，是他的宝贝，他剪下两条送给我，课余时教我做弹弓。他打弹弓很有讲究，弹子必须选大小轻重相近的石子。他说要打得准必须根据经验判断远近，抬高瞄准点，“因为弹子是成抛物线射出去的”。我虽听不懂什么是抛物线，但在他的比划下我能理解。他要我始终用一个弹弓，不要换，打久了就有经验了。我果然没练多久，就能打得很准。
沈民家餐桌上主要是那时二战后美国的救济物资，好的他家捞不到，他家最好的也就是蛋黄粉。我到他家去玩时，他母亲留我吃饭，特意为我炒了蛋黄粉作菜。
为了改善家里生活，沈民在他家的窝棚式的住房边上挖了块菜地，种了白菜、莴苣，他下课回家主要是在菜地上劳动。
我决心帮助沈民。
从他们家到南街口还有大约两百米，横过马路穿过“天下南岳”石牌坊向南街走去，两边都是水田，种着水稻、糍菇、？草、水芋头。水田的水潺潺地从北向南流入“天下南岳”牌坊两边的小溪中。水溪里有鱼、虾，水田里有泥鳅、鳝鱼。只要用个竹箢箕接住从上块田流进下块田的水，就能抓到这些活物。我从家中带来个箢箕送给沈民，我们常赤着脚在水中捞小鱼小虾，从此沈民家的餐桌上也有了鲜货。
遇到连续下大雨，水田里的水哗哗流的时候，就能抓到较大的鱼和泥鳅，收获多时，我就和沈民一起提到西街集市上卖。那时南岳用铜板，有一次我们竟收获了二十多个铜板，在我的坚持下为沈民买了一块那时认为很高级的没有木边框的又大又厚的石板。沈民如获至宝，他的那些复杂算式就可以在这块石板上写很多了。每次用完石板他都擦得干干净净，小心地放入书包。
1948年春天，学校由大庙长廊搬进了南岳镇东边郊外新建的校舍，改名为“南岳实验小学”，从东街桥过去向右爬一个坡就到了。学校坐东朝西，中间是大礼堂，礼堂门厅上二楼有一间教室，礼堂的北边和南边是两栋单层内走廊式的教室，这三个建筑用南北向走廊相连，这在那时可算是辉煌的建筑了。
但我们对大庙仍持有感情，课余经常跑到大庙玩。
大庙里渐渐地有部队驻扎了，尤其云南来的兵多，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人多时连汽车站马路边都躺着兵。师大和各中学的学生们经常游行，呼着口号，举着“反内战”、“反饥饿”的标语牌在东西南北街上转。我们小学生不懂是怎么回事，常常跟在队伍后面凑热闹，跟着喊口号。
那年下学期，我们年级从南栋教室搬到了中栋大礼堂二楼的教室。年级新来了两位女同学，是两姐妹，穿着一色鲜红的呢大衣，很洋气。级任老师安排她们坐在前排中间两个位置，并且向我们宣布，她们是“何长官的二位千金”，姐姐名何吉，妹妹名何玫。
“何长官”就是抗战前湖南省代主席何健。
“同学们热烈欢迎，大家鼓掌。”级任老师一边鼓掌一边说，并且把我叫起来和她们认识，“这是级长刘才同学。刘才同学要带领全级多关心新来的同学……”
她们的到来如此热烈，让我想起沈民来时的冷清，我从心里就对这两位大小姐反感。这两位小姐倒显得大家闺秀，总是面带笑容，说话小声。年级的女同学常常在课余时间热情地围拢过去，可我一直不屑一顾，从不正眼相看。
不到两天何吉就对我说：“级长，你能不能把我们的座位向后移两排，前面的粉笔灰太大。”这个问题太叫人生厌了，看来级任老师是做好不讨好，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我没好气地说：“怕灰？有个办法，上课时你们请假，出去歇歇，等上完课再回到座位上。”旁边的同学一致说我的主意好。
何吉听我这么一说并不生气，反而大笑了说：“我们是来上学的，不能请假的。”我说：“下课以后再回到座位上不也是上学吗？”何吉说：“我们是来听课的。”我气上来了：“你怎么这么烦人，你的事找级任老师去。”
第二天级任老师真的将她们向后移了两排。老坐第一排的柯月影又回到了第一排。本来长年坐第一排吃粉笔灰的月影毫无意见，经两位漂亮小姐这么一换，心里很不平衡，怨气很大。年级同学几乎都站在月影一边，同情月影，但碍于级任老师的威严，大家也只能忍气吞声。
没几天又出现新问题了，原来中午吃饭，有三种形式：一是回家吃饭，沈民就是每天回家吃饭；另一种是自己带饭，大多是用那种日本鬼子兵的椭圆形的饭盒，这种饭盒南街一家店里能很便宜地买到，早上上学时带来，放在规定的地方，学校会代为加热，中午坐在教室自己座位上用餐，月影就是这样。第三种是在学校寄食中餐，学校还在大庙里时一年级就有寄宿生，他们住在西川门长廊后面，常常发生晚上不敢起床上厕所，把尿尿在别人的木趿里的事。寄宿生食堂允许非寄宿生中午搭餐，我就是搭餐的。
何吉、何玫每天中餐有保姆提着一个大食盒到教室来，摆满了她们俩的课桌，除了主食菜肴之外还有饮料、水果，饭后保姆送上漱口水、热毛巾。这种场面没两天就把中午自己带饭的同学赶出了教室。月影本来就因为这事对何吉、何玫不满，加上换位，扑在课桌上哭了一场，引起全级同学关注与同情。更让大家气愤的是月影哭的时候两位小姐像无事人一样。
何健的“榕园”很大，用粉成黄色的围墙围着，门口有带枪卫兵站岗。大门就对着西街出口不远，离西街桥不足百米，何吉、何玫上学从西街过东街到学校也就两百多米的距离，很近，可她们总是坐一台军用吉普车，从榕园门口向南拐，经汽车站沿公路向东，绕过镇东南的东操坪，再从学校南面一块开阔地驶入学校，非常张扬碍眼。
有一天我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说：“这还不是民脂民膏刮多了。”我不懂民脂民膏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反正不是好事。每当汽车开到学校操场，好多同学都围着看热闹，吆喝着“啊……啊……”起哄，两位小姐总是笑眯眯地在保姆的搀扶下从车上下来，有时还向同学招招手，缓缓步入教室。我一边走一边高声唱起“古怪歌”：
往年古怪少哟今年古怪多哟板凳爬上墙呦灯草打破了锅哟月亮西边出呦太阳东边落哟河里的石头滚上坡……
在场的同学几乎都随着我唱开了。
这次换座位月影这么一哭，我就下了决心要整治这两位小姐一番。
我决定邀些同学在汽车从公路左拐进入学校南边开阔地之前的小山包上，用石头子狠狠地揍她们的车，让她们不敢再耀武扬威。我把这事和沈民说了，沈民坚决反对，说我胡闹，还说“事情闹大了不得了”，我只好背着沈民组织这次行动。
月影又矮又小，她却是这次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几乎一切联络工作都是她在做。她联系了七八个同学，除她一人是女生外，全是男生。
我们事先聚在一起研究过几次，有的同学忍不住要马上干，有的同学出主意如何打击如何撤退，有的同学还联络了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干。沈民那句“事情闹大了不得了”的话提醒我，我虽弄不清会怎么“不得了”，但总觉得不能大搞，只能小搞。我选了七八个人，选在星期六，因为干完后第二天是星期天，可以看看动静，到星期一上学事隔了一天，气氛会冲淡些。
星期六一早，我们迅速埋伏在公路边的小山包上，大家严阵以待，我感受到了指挥人享受权力的愉快。我规定，不准用超过蚕豆大的小石子，我们的目的只是吓唬吓唬她们，不能伤着人，如果真伤了人，会“不得了”的。
我们埋伏不久，汽车就从汽车站那边开过来了，等汽车开到我们埋伏的小山包下时，我一声吆喝：“打他个民脂民膏！”石子像雨点一样撒向吉普车，我听见了何吉、何玫的叫声，汽车加速开进了学校。待南边那栋教室把汽车挡住后，我下令同学们从约定的路线迅速撤离。
回到学校，我们进到教室后，从窗户向下看，操场里何吉、何玫惊魂未定，和级任老师指指点点地在说什么，周围有许多同学围着看热闹起哄。原来一直平静的学校，因为她们俩的到来，经常有这种热闹场面。
级任老师护着何吉、何玫走进了大门，我们立即在座位上坐好，等待他们进教室。我心里很慌，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沈民悄悄地说：“你干了什么？既然干了就别紧张。”级任老师带着两位小姐进了教室，什么也没说，只说“上课”。我还记得这堂课是级任老师的公民课，是讲委员长训词“礼、义、廉、耻”的耻字。我什么也没听，一心盘算着下一步如何对付她们，还想着刚才打汽车的场面。
我们太没用了，好像一颗石子都没打着汽车，可能是太远了，没那么大劲，要是带了弹弓就好了，肯定打得准。可是弹弓昨天被沈民借去了。不对呀，沈民自己有弹弓呀，我这弹弓还是他帮着做的呢，他怎么要借我的呢？我侧脸看了眼沈民，沈民装着没事，其实他什么都知道。我捅了他一下，他没反应似的仍然伸着脖子听课。那堂课好慢，好容易拖到了下课，我心里才轻松了一点，看来没什么事了。本来嘛，又没打着人，也没打着汽车，会有什么事？
那天放学后我跟着沈民往他家方向绕回家，主要是想顺路考察一下我们战斗的小山头，怎么就石子甩不到汽车呢？今天沈民有点怪，平时沈民话不多，唯有和我单独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话，今天一路走，他一句话不说，我说：“你怎么不说话？”沈民对我说：“擒贼先擒王，你小心点。”“那我就是贼了？”“这里的贼字是指犯上作乱的人。”“犯上作乱”的意思我懂，最近常识课讲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中有这么句话，我问沈民：“谁是上？”沈民手指了下那黄色的围墙：“何家，那些吃民脂民膏的人都是。你以为这事完了？没完！”
沈民估计对了，星期一一早我进教室还没放下书包，级任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看来他一早就在等我。一进老师办公室他就郑重地向我宣布教务处的决定，说我搅乱学校秩序、聚众闹事，开除我的学籍。
我一点都没感到突然，应该说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沈民说的“这事没完”一直围着我转，和我一起被开除的还有柯月影。我装着很神气，背着书包就走出了校门，我没和沈民打招呼就走了，主要是不想这时在同学面前丢脸。
我上哪儿去呢？回家爹妈肯定饶不了我，我背着书包习惯地走进了大庙，在原来上课的西川门走廊上溜了一圈，我真想再回到那个时候，那时无忧无虑，边听课还边听庙里的钟声、木鱼声，还有那好听的和尚集体诵经声，也可以听到那动人心弦的爆竹声。现在好像一切都不存在了，那庙里同样的声音好像与原来也不同了。
我在圣帝殿前的广场上转悠，广场不大，一边一个大香炉，专供香客信徒们烧香焚烛用的，一般人都只烧东边那个香炉，不知是有禁忌还是因为原来怕吵着西边的学校而成了习惯，西边那个炉子很少有香火。
我一直瞒着家里我被学校开除的事，每天仍然装着背着书包上学。背着书包不上学很不方便，而且路人看着也会疑惑，又没地方放，看着这没火的香炉，倒觉得这里是个储藏书包的好地方。我从炉口爬进去，在炉角扒开厚厚的香灰，把书包埋在里面。
我被开除的第二天下午，沈民找到了我，他说昨天放学后就一直在找我，又不敢去我家。沈民不会说谎，当着我家人面他肯定会照实说，他有自知之明，所以他没去我家找我。他说：“今天一早起来，我突然想到，你除了大庙没地方去。”
沈民告诉我，级任老师在年级说，其实并不想开除我们，只是吓唬我们，想要我们向何吉何玫道个歉就完事，因为我们并没打着汽车，更没打着人。但何吉何玫却坚决要求我们道歉，还说：“道歉时一定要两脚并拢，恭恭敬敬的。”可是他刚说完开除，我和月影一样，扭头就走了。沈民说我们做得对，有骨气。
沈民还说，没有见着月影。月影家住在北街，他们家在北街开了一家南岳镇最大的百货店，在南岳镇上，月影是大家闺秀。今天一早她爸就把她转进了南岳镇小学，南岳镇小学就在她家百货店旁的巷子里。听住在月影家对面的同学说，月影爸规定她以后不许和男孩子来往，除了上学就在家蹲着。沈民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不知道，和家里是不能说的。沈民说：“道歉是决不行的，那太损人了。先稳着，看看再说，我每天放学后到这来帮你补课。”
从此，我每天照常背着书包装上学，直接来到香炉边，爬进去把书包埋好，然后在大庙里转悠，常常歇息的地方是圣帝殿西边外廊上，这里除了从殿里传出来的声音外，特别静，又可看到我藏书包的炉子，一直等到下午沈民放学后来给我补课。
我最困难的问题还是“民以食为天”的问题，原来中餐我是在学校搭餐，已经缴的费又不能退，现在中午在大庙里就没着落了。还是沈民想了办法，他把我的情况悄悄告诉了几个中午带饭吃的相好的哥们同学，原来都是各吃各的，现在大家每到中午都把饭带到大庙来合伙吃，我也就有了中餐了。
放学后给我补课的人也多了，大庙圣帝殿西侧廊道成了我们集会的中心。我和月影被开除后，何吉何玫的日子也不好过，原来还有人和她们打招呼说几句话，现在全年级没一个人理她们了，好像班上就没这两个人。有天中午何吉何玫两人领着保姆提着饭盒也来大庙到处转悠，像是找人，我们大家都躲着她们，一直到下午快上课时才匆匆地走了，估计她们也是想来和我们共进午餐的，她们的行动让我觉得很神气了。沈民却说：“什么事都要适可而止，民脂民膏是她们爸搜刮的，她们已经讲和了，而且你也有错，不就算了嘛，如果级任老师要你回去，你就就此下台阶吧。”
我觉得沈民说得入情入理，但毕竟我不能主动去学校吧？那不太丢脸了嘛。沈民说“也是，我回去和同学们一起从中周旋一下，想法找个级任老师和你都能下台的折中办法”。
果不其然，没几天他就高兴地告诉我，何吉何玫主动去找了级任老师和校长说情，级任老师要我通知你，学校原谅你了，要你明天去上学。
第二天我精神抖擞地回学校了。级任老师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一字不提这事。我还发现何吉何玫上学也不坐军用吉普了，我深感胜利的喜悦，非常神气活现，沈民说：“傻样，你有什么神气的？不是同学给你帮助撮合，你不还在大庙蹲着吗？”他这话使我清醒了许多。
南岳镇因为北边有南岳大山挡着，冬天并不太冷，但夜晚和山上是很冷的。1948年冬天有一天我伴沈民回家，看见汽车站岔路上、水塘边挤着躺着许多伤兵，大都穿着单薄的军衣，冻得哆嗦发抖。有腿断了拄着拐杖的，有头上扎满了绷带的，有少了胳臂的，有哼着忍痛的，有奄奄一息的。最可怕的是旁边还叠放着许多木板钉成的方盒子，沈民说那是棺材，旁边还站着几个拿着杠子和绳子的兵。
我们看见沈民妹妹在门边掩着半个身子向外看，我们飞快地跨过伤兵身体跑过去，沈民妹妹说：“哥，好怕。”“别怕，别看，你功课做了吗？”
沈民特顾家，回家的第一件事是进门就找妹妹，然后生火做饭。他妈妈要等洋牧师吃完饭、洗完碗碟才能回来，他和妹妹总是等妈妈回来以后才一起吃饭，这时间是他教妹妹学习的时间。三年级的课本除了“公民”之外，他妹妹都有，沈民是全科老师。沈民对他妹妹特好，每天给她上课。做她妹妹的老师，沈民确实绰绰有余。
有位穿着军衣，头戴船形帽子，罩着白大褂的女医生在忙着给伤兵换药治病。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她后面一个捧着盘子跟着的小女孩，也罩着一件长及踝下的白褂子，从她那没戴军帽的侧面我认出了她是月影，我回头叫沈民：“看，月影。”自从月影被开除学籍之后，我们一直没见过她，沈民说：“月影被开除，一半是你造成的。”我和沈民一起到镇中心小学门口去等过她，也没见着。
沈民定睛一看说：“是她。”我们壮着胆子从伤兵中间走过去，月影回头看见了我们，她高兴地喊：“牛崽、沈民，好久没见你们了。”我们奇怪，她在这种气氛下居然还能如此兴奋。那女军医回头厉声说：“小声点！”月影做了个鬼脸，那女军医又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对月影说：“去吧，15分钟回来。”
我们跟着月影走到路边，月影告诉我们，那个女军医是她姑妈，是国军58军军医，最近跟前线下来的伤兵到了南岳。“前线？”我这才意识到北边在打仗。
58军我们知道，历史老师讲抗战史讲座时讲过，他们是云南部队，滇军为“国之不保，家何保乎”打日本人可英勇了，惨烈的台儿庄大会战和武汉大会战就是他们打的。日军和滇军拼刺刀从来就是败局，很多凶狠狂妄的日本佐官都是被滇军挑死的。
在我们眼里滇军是民族英雄，可现在他们打内战却败成这样了，叫人心里梗得很。月影说她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要月影给她帮帮忙，她爸说她不像女孩，也不好好读书，要她姑妈干脆领走，她也就这样算是当兵了。
我问月影，那些木箱子是做什么的？她说是装死人的，正说着就见四个人抬着一个木箱向我们这边走来，我们赶快让开。月影顺手指着身后高坡上西操坪说：“就埋在西操坪边上，已经埋了好多。”她好像已经习惯了，似乎是在说着平常琐事。我问月影：“你一点不惧怕？”月影说：“不是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
我们爬到紧临汽车站南边高坡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操坪，那时叫西操坪，坪的周边出现了许多新土堆，那是刚埋下的死去的士兵。
第二天沈民告诉我，他家门前的那些伤兵一夜之间都走了。放学以后我陪他一起回家，他家门前和水塘边地上散乱地扔着许多纱布、棉签、烂军衣、烂鞋和纸屑，已空无一人了。
以后我们就再没见到月影，她随姑妈当兵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