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温饱不再成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家里的篮子似乎像一个退休的老人——静坐在房屋一隅颐养天年了。可母亲总教育我不要学别人做“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那种自私自利的人，要学会帮助别人。
从记事起，我不管篮子到底有什么用途，只知道，用它可以使母亲就范。我用指甲划在藤条凸起的纹路上，篮子便发出“嘟呜嘟呜”的短音，倘若母亲太过专注手中的活，对我不理不睬，我手指滑动的频率会猛然增加几倍，直至那“嘟呜嘟呜”转为“嘟嘟嘟”。于是，被惹烦的母亲，停下手来，或答应带我出去玩一会儿，或给我两分硬币打发我去小卖铺买糖吃。现在想来，当初淘气时倘若像现在学琵琶的孩子，在指甲盖上缠个竹片，一定会得到不止是三两分零花钱。当然，也不排除惹得母亲拿起笤帚疙瘩，朝我屁股一阵狠抽。但这终归是陈年旧事了，想起来没有辛酸，反而为当时的顽皮觉得好笑。
稍大点后篮子不止对我，乃至对十几岁的二哥，也是充满无限诱惑的，它宛如后来我把持在手中的万花筒，只要轻轻转动筒身，里面便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缤纷世界。然而一段偶然的经历，使得篮子对我，已不是盛满米面、干粮的器皿，而是渡苦难之人到幸福彼岸的一叶扁舟。
曾经为了篮子里的美食诱惑，我不惜喊一百声“好二哥”，求助他利用身高的优势，圆我一次吃菜馍馍或枣花的美梦。心似明镜的母亲，早看出我们的小儿科，喜欢杀鸡给猴看的她，在呵斥二哥不该偷吃专为客人准备的白面干粮的同时，用眼睛余光瞟着我，那意思很明显：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的小算盘。后来，我与二哥在偷吃东西的角色上发生了互换，不知是计的我，总是在他的怂恿下，去缠着母亲要好东西吃。有一次二哥想吃香油饼，还教给我如何去打动母亲，并许诺事成之后，晚上带我去邻村看电影。对于如此难以抵抗的诱惑，我丝毫没犹豫就承诺保证完成任务。之前，二哥始终把我当作碍事的小尾巴，每次邻村里演电影，他都撇下我，不管不顾，唯有母亲搬出家长的作风，吃软怕硬的二哥才肯带上我。
母亲把柴火放至灶边，准备点火做饭，我突然大喊肚子疼，母亲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像村里的小老李（医生）出了诊断：看来小红肚里的虫又馋了。我暗自高兴二哥这招超灵，一会儿母亲肯定会去缸子里挖白面，想到这，我内心不禁一阵窃喜。谁知母亲说出去的话，又被无条件地收回，她向锅内投掷的依然是我吃厌倦了的红薯块子和小米。
我拽着母亲衣角开始不依不饶，还赤裸裸地喊道：“我要吃白面香油饼。”“别说吃白面香油饼，就是吃黑面香油饼，家里也没有！”母亲的严词拒绝，顿时挫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不得不拿出我的杀手锏——躺在地上打滚撒泼。这个杀手锏，我屡试不爽，每次要达到我不可告人的目的时，只要往地上一躺，母亲立刻就会满足我的要求。想不到此次，母亲却铁了心似的对我不理不睬。
我在地上滚来滚去，眼看衣服上沾满尘土，母亲还是不肯把我扶起来，哪怕说句话，我也会就坡下驴。正在我苦恼如何收场时，一个和母亲差不多年龄，但衣不裹体、面黄饥瘦的中年妇女闯进了我的视线。只见她胳膊上着一个灰不溜秋的破篮子，操着一口和我老家方言有很大差别的方言，喊道：“大娘，给口吃的吧，可怜可怜俺们娘俩吧。”与其说那中年妇女在“喊”，不如说她有点自言自语。此时，我发现女人身后还有个面色苍白的小女孩，她的个头刚到女人腰际，穿着不知哪位好心人施舍的旧衣服，袖子卷了好几圈，都没露出手。
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拍去浑身的土。那中年妇女冲着我说：“小妹妹，可怜可怜俺们吧，俺家小妮两天没吃东西了。”
“看见没？人家都有两天没吃东西了，你可好，吃饱撑的，光找事，再找事，小心我把你送给人家要饭去。”
不知什么时候，母亲从屋里出来站在了我身后，手里还拿着早晨新做的两个豆腐渣子菜窝头。我赶紧躲在母亲身后，生怕把我送了人。
母亲把窝头递给了那个要饭的女人，我好奇地踮起脚尖，看到女人篮子里有件黑色的破棉袄和一只脏了吧唧的搪瓷缸子。后来有一次，母亲跟别人聊天，提起这对要饭的母女，母亲说女人着的不是篮子，是全部家当。幼小的我自然不解，心想这家当还能装进篮子？真是稀罕。
母亲不顾哥姐的极力反对，硬是把这对母女留了下来。我依稀记得大哥因为母亲让要饭的母亲盖了他结婚的新被子，跟母亲拌嘴，我当时站在大哥立场上，声讨母亲爱管闲事。我心里还想，要饭的母女成夜搔来搔去，大哥的被子上一定会染上令人恶心的白虱子。村里人更是抱怨母亲，说那母女没准是特务，专门扮成要饭的呢。20世纪70年代初期，特务这个词，在中国大地上还没销声匿迹。村民们绘声绘色地说：“说不定她破衣服下面盖着发报机呢。母亲不信这个邪，她把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一瞪，说哪来那么多特务。第二天，我见那女人穿着我母亲的旧棉袄，她的女儿则穿上了母亲给我新做的花棉袄。母亲不但帮女人刷干净了篮子，还将她们母女俩的衣服拆洗干净了。
快过年时，那对母女走了，着满满一篮子母亲给她们蒸好的年货。其实所谓的年货无非就是些红薯面窝头、高粱面饼子和棒子面菜团子一类的。
这对要饭的母女是从清河县来的。那年夏天清河一场又一场的瓢泼大雨淹了维持他们生计的谷子玉米和大豆高粱。家没余粮的人家，不得不起篮子像解放前一样一路向北沿村乞讨，那对母女，就是乞讨队伍中的一例。我家距离清河不过百里，这里既不沿海、又非靠河，十年八个丰收年，日子过得还算富裕。如今的清河，已不可与往昔同日而语。那里成了全国闻名的羊绒基地，家家户户住高楼、驾豪车、穿品牌，而我家依旧过着传统的农耕生活。
七八年后，正在田间挥汗如雨的母亲，一边背着沉重的药筒子给棉花打药，一边为二哥的订婚彩礼而犯愁。恰在这时投递员将一张来自北京的汇款单送到了母亲手上，上面有相当于母亲劳作一年的收入——两百块钱。母亲好生惊讶，北京一没朋友，二没亲戚，这钱是谁寄来的呢？一张汇款单在母亲手里翻来覆去，终于母亲在附言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大娘，多谢您当年那篮子干粮救了俺妹子，救了俺全家。在地里干活的九奶奶跟母亲开玩笑说：“俺老二会做买卖，用一篮子干粮，换回了一年收入”。只见母亲鼻子一酸，落下两行泪，她说：“俺给她那篮子干粮时，压根就没想让人家报答，再说谁有法子会去要饭？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这件事是母亲到城里若干年后告诉我的。至今，母亲还有用篮子的习惯，只是那篮子是用包装袋编织成方形的了。那种老式篮子可谓为母亲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年，街坊邻居因修房盖屋、娶妻生子造成经济拮据而揭不开锅时，母亲就一篮子米面送过去，那米面对于断炊的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我曾多次陪母亲趁着月色、着沉甸甸的一篮子挂面、鸡蛋和红糖去那些生孩子的人家。可那时我年龄小，时常为母亲把米面给别人而生气，私下里也没少跟二哥抱怨母亲傻。母亲知道了就说：“谁都有过不去坎的时候……”
当温饱不再成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家里的篮子似乎像一个退休的老人——静坐在房屋一隅颐养天年了。可母亲总教育我不要学别人做“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那种自私自利的人，要学会帮助别人。于是，我遵循母亲的教诲，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那些“过不去坎”的人。
最近朋友获知我要写一篇有关篮子的文章时，他说：“城里人居住的地方小，哪有空间放篮子呢？”但我一直认为消逝的只是篮子，而不是它的内在精神，中国有句古话叫“予人玫瑰，手留余香”，显然那予人玫瑰者正是手提篮子者，他们将盛满爱心、温暖和关怀的篮子送到需要帮助的人的面前，谁能说篮子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了呢？
一本好书是大师心灵的鲜血，可以一代一代地保存珍藏。
——强恩·米尔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