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的地方是梅陇，我要去打一场官司。
所以早晨乘坐公交车时，一手拿着油乎乎大饼的弟弟挥着手，别坐744，坐58路，图个吉利，一定能打赢官司，上海是大城市。我当然知道上海是大城市，就连这地铁也通亮而干净，令人赏心悦目。
我是站着的，地铁里人太多，不过他们不急，拿一张报纸悠闲地读着。我伸头想借机看两眼，可这个优雅的女士很快把报纸换了个方向，也许是一个姿式站累了。我只好也把头换了个方向，去看一位先生的报纸，大概七八秒钟，因为我只看了标题：城市与民工同行，扫射一些内容，报纸又转向180度。方向与头同步，上海的地下，报纸拒绝与我同步，我心里写下这两句诗，很平淡。一个小姑娘，抵抵我的胳膊，递来一张报纸，她的妈妈向后一带，报纸掉了。我微笑，弯腰，然后说谢谢，声音很大。
第二天，我仍然没有拿报纸，因为我要办很多事，亲戚还在医院与时间赛跑，那个老板拒绝见面，我要准备讲很多的话，这也是大家推举我来上海的原因，说我是教师，每天都讲很多的话。所以到了下一站，我找了一个座位，我需要休息，需要准备，准备去说许多的话。车上很拥挤，因为又涌上来很多人。既然我不想看报纸，那就看人，看到了衣装洁丽的白领，着装休闲的男生，还有几个外国兄弟，我还是微笑了一下，这是国际形象问题，我对自己说，尽管我心情有些失落。马上有一个白皮肤的兄弟向我摆了摆手，夸张地笑了一下。于是我示意身边的一位老人坐我的座位，他迟疑了三秒后才落座，又停顿了五秒钟，问我，“你是打工的吧？”我点点头，我准备他再问就给他说我来上海的事，我需要先锻炼一下自己，说要去打官司，甚至想象他就是一个能管到这案子的法官。但老人闭目休息了，一直到梅陇，我有些失望地看了他一眼，他还是闭着眼睛，我只好揉着肩膀走向地面。
我的肩膀比较酸疼，这是晚上睡在宝山一间民房里的两把椅子上留下的后遗症。但我还得坐上一趟开往有着好听名字的梅陇的地铁，进行一场艰难的穿梭。我拿了一张报纸，站在中间，周围的人都稍稍避开我一点距离，我看了看自己，衣服变了些颜色，鞋子看不出颜色。手机响了，告诉病人的钱没有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没有钱就不能治病，不能治病就意味着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开始烦燥，内分泌开始失调，几天来没有结果的奔波加速失调。我扔掉报纸，报纸从众多大腿间掉下去，竟然顺利落了下去，几只脚向四周趔了趔，这是一种暗示，拥挤的地铁上竟然可以允许一张报纸大的空间。我又使劲踢了一脚，报纸被卷了半截向前移了半步，碰到前面的脚停止了，脚上的身体向我看了看，又移动了。我想这是一个办法，空间是踢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于是我准备积蓄力量，从脚到腿，从腿到丹田，我准备气贯长虹，意志坚决地去摊牌，比如静坐，比如绝食。为了验证，我又踢了一脚，报纸前移了半步，周围的腿又移了半步。我感到一丝快意，周围的人都看着车顶，不看我，可惜这种快意没有维持多久，有人拍了拍我肩膀，很酸疼的肩膀，我考虑要不要给他一个回击。你好先生！是很生硬的汉语，是那个白人兄弟。我挤出一丝微笑，毕竟人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他微笑地看着我。
你不喜欢读书吗？
喜欢。怎么能在老外跟前丢面子。
他点点头，那你能告诉我那上面是什么意思吗？他指的是车窗上面贴的标语，“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我说，不要因为小的好事就不做了，也不要因为错误细小就去做。
那为什么有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区别呢？他认真地问。
这个洋鬼子！我告诉他丢弃了小善你就丢弃了善良的种子，做了小的坏事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先生，你是一个读书人，怎么会不喜欢它？他指了指地上的报纸。
我突然有些发烧，弯下腰，拿起报纸。我伸伸腿，踢了一下，“刚才是因为”我指指脚，“太疼了，锻炼锻炼。”他突然严肃起来，竖起拇指，你像一个诗人。我有些莫名其妙，我？他点点头，指指我的脚，你很有创意。
我的脚？我低头去看，鞋底赫然有一个洞，黑黑的脚底直接显露出来，怪不得总感觉前低后高。我讪笑着，比划着，这是和土地亲密的接触。他夸张地拥抱了我一下，好诗，就象那上面的诗。我知道，车窗上面都是一些闪光的句子，能照进人的心灵。
梅陇站到了。我从上海的心脏走出来，一步一步接近大地，我的脚亲密地吻着大地，真实而生动，一个孩童搀着妈妈的手，幸福地行走着；还有一个老人推着轮椅，安祥地走过街道，他们同样真实而生动。我决定要说很多很多的话，直到他们点头，跟我上课一样，精彩而且精当。
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短信：已从重危病房转出，勿挂。真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这比什么都好。
于是，我脱掉鞋子，远远地扔出去，赤脚走在梅陇的土地上。地很热，阳光很灿烂，我的嘴也开始炽热，想说很多很多的话，比我在课堂上的要真实、精彩。脚却很温暖，和心情一样，和那班开往梅陇的地铁一样，因为他们都在大地的心脏中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