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 彬
整理|宋晓红
参加“感动扬州十大新闻人物”颁奖晚会，我领着沈爸爸、樊爸爸、顾妈妈他们一起上台，主持人跟我开玩笑，李彬你组团领奖啊？
沈爸爸他们站上台，全场欢声雷动，这是我期望看到的。沈爸爸他们是烈士的父母，应该受到这样的尊重，掌声再多也是少。组委会给了沈爸爸他们每人2000元的慰问金，可惜李爸爸没来。
我把奖杯给了沈爸爸他们，我说感动扬州的不是我，是你们的儿子。
炮弹飞过来，打在离我刚才站的位置不到两米的地方！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生死一瞬间。
我是江都三周乡人，1982年参军，在杭州某部当卫生员。
1984年7月13日，部队接到赴云南边境的命令。8天后，部队从南星桥站出发，坐了5天5夜闷罐车，又坐了两天两夜汽车，到了云南砚山县。
我们住在当地老乡的家里，在紧张的临战训练中，我忙里偷闲地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父母我上前线了，叫他们等着我立功的好消息。后来那封信被编进了《老山前线战士家信选登》。
我天天盼着上战场杀敌立功。左等右等，直到12月2日，我才作为部队首批接防小分队上了老山主阵地。
上山的第二天，火力机枪连的连长带着我们几个战士到我们即将接管的1072阵地看地形。已经在1072阵地坚守了几十天的战士们知道他们要撤防了，高兴得要命。有个贵州兵忘乎所以地从战壕里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我也傻乎乎地站着跟他聊天，还没说上三句话，就听见脑后有“咝咝咝”的声音，他大叫“坏了”，一脚把我踹进了猫耳洞，咣！咣！咣！三发炮弹飞过来，一发打在离我们刚才站的位置不到两米的地方！那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生死一瞬间。
我第一次上战场救伤员，是1985年1月9日。我们营的二连接受了收复1214高地的任务。我是营部卫生员，领导没让我去。我心里挺急，不上战场怎么立功？
后来听说二连发生了伤亡，我马上去营部请战。教导员叫我带一个战士去二连看看。我们一路小跑地摸到了二连，当时连部设在78号高地。连长告诉我，他们在向1214高地行进的途中遇到雷区，有六七个战士受伤，救伤员的小分队已经派上去了。连长跟我正说着，轰的一声巨响，又一颗地雷爆炸了！我要求上前方救伤员，连长派了两个工兵跟着我。
一个伤员见我一定要爬过去救他，吓唬我说，你要是敢过来，我就从这山上滚下去。
从78号高地到爆炸点不过数百米的距离，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杀机。那两个工兵战士在前面给我开路，我踩着他们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挪。到了爆炸地点，我的心抖得太厉害了，那些受伤的战士不是少了胳膊就是缺了腿。我赶紧给他们扎止血带、固定。
离我六七米远的地方还躺着一个伤员，叫顾亚楠，他被炸出去七八米。我想爬过去背他，他拼命摆手，叫我不要管他。顾亚楠是被地雷的冲击波凌空甩出去的，中间隔着的那段距离还没有人走过，不定哪棵绿树红草下就埋着雷。可我是卫生员，再危险也要救人。
顾亚楠见我一定要爬过去救他，吓唬我说，你要是敢过来，我就从这山上滚下去！一个工兵战士啥也没说，把我拽到他身后，他在前我在后，爬过去把顾亚楠背过来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工兵的名字。
轻伤员扶着，重伤员背着，我们往回撤。
从爆炸点返回到78号高地是一段陡坡，怕踩着地雷，我们排一纵队，走在最前面的战士用手刨出一个坑，后面的人用脚踩住，我们10多个人踩着同一个脚窝窝往山下走。
快过年了，山里边很冷。可为了行动方便，我们都没穿棉衣，受伤的战士冻得直哆嗦。我和没受伤的战士把能脱的衣服都脱下来给伤员裹上，我脱得就剩下裤头了。到了连部，我们见了连长像见了亲人，呜呜地哭。
从二连返回营部已经是第二天凌晨。
第一次上战场救伤员，我既兴奋又悲伤，兴奋的是经受住了残酷战斗的考验，悲伤的是我失去了张勇、黄养国两个好战友。
他身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往外流血，我知道没法救他了，坐在坑里抱着他大哭。
后来我参加了收复16号、1073号、42号阵地的战斗，抢救了58个伤员。这些伤员里有8位成了烈士。沈爸爸、樊爸爸他们的儿子就是经我手抢救的，我是看着他们离去的。
沈爸爸的儿子叫沈国良，是1985年3月2日攻打1073号阵地时牺牲的。
那次战斗，我和沈国良是突击队员。沈国良本来是班长，排长牺牲后他临危受命，任工兵排代理排长。他很优秀，在老山参加过我们团所有参与的战斗，负过伤，失去了两根手指头。
那天沈国良一直走在队伍前面，一路排了40多颗地雷。
中午12点左右，到了1073高地山脚下，原地休息。我拿出干粮，和沈国良合吃一袋压缩饼干。沈国良拿起一块饼干刚咬了一口，一个战士紧张地跑过来说，前面发现一颗“诡计装置雷”。
沈国良二话没说，把咬了一口的饼干递给我，站起来扛着爆破器材就走了。沈国良是代理排长，他可以命令别的战士去排雷，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像沈国良那样，生死时刻挺身而出。
“诡计装置雷”是精心布置了机关的地雷，像子母雷、连环雷都属于这种类型，排这种雷就是跟阎王爷较劲。沈国良离开我不到五分钟，就听见轰的一声，我知道出大事了，抓起急救包就往前跑。
我看见一个大雷坑，沈国良在坑里挣扎。他的两条腿炸得没影了，胸口一个大洞，血突突地往外涌。
我跳进坑里，用急救包的外层把他胸口的洞堵住，把他头上的伤用绷带缠好。他还想着往前冲，撑着想站起来，两只手乱抓，撕扯头上的绷带。我没有办法，只好用绷带把他双手捆起来。
雷坑里的血腥味、火药味、泥土味呛得我呼吸都困难。沈国良的身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往外流血，我知道没法救他了，坐在坑里抱着他大哭。没等担架到，沈国良就牺牲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了不起的人，也是牺牲得最惨烈的战友。
樊俊弥留之际想对我说什么？应该是那句话：李彬，要是我不行了，帮我照顾父母。
在那场自卫还击战中，我们江都市出了7个烈士，他们是杨先龙、李继富、蔡建强、樊俊、张志亮、稽云飞和顾平。
樊俊也是工兵，被一颗跳雷炸伤，头肿得老大，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数都数不清。我和担架队的几个战士抬着他往团部卫生处送。
走到半路，我发现他的嘴巴在动，眼睛费力地打转转，好像有话要说。当时我只想着快点赶路，早点把他送到团部卫生队抢救，没让担架停下来。等我们把他送到团部卫生队时，他已经牺牲了。
怎么说呢，我是很后悔，后悔没让担架停下来，听听他说什么。但如果停下来，我肯定也会后悔，万一早一分钟就能救他的命呢？
那天是1985年正月初八，樊俊过完20岁生日才10天。
1985年5月23日，我们部队由兄弟部队轮替，撤下来了。
接下来是一个月的战评和休整。我得了二等功，我们营部得二等功的就我一个。
半年后我退伍回乡，有了那个二等功，我进了江都妇幼保健院工作。
战场上的那段经历，把我的身心活生生劈成了两半，一半活在阳光下，一半已经跟樊俊他们埋一堆了。
参军以前我从没想过退伍回来能转城市户口，分配工作，后来这些我全有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快乐，心里压抑得很，眼前老是晃悠着战友牺牲前的那一幕幕。樊俊弥留之际想对我说什么？想来想去，我觉得他想说的应该是那句话：李彬，要是我不行了，去帮我照顾照顾父母。这么一想，我心里一下敞亮了许多，知道自己该做点啥了。
我先后找到了樊俊、江都等6位烈士的父母，跟他们约定，以后我就是他们的儿子。
听说我是沈国良的战友，两老只有眼泪没有语言。我才知道沈国良是家里的独苗。
天下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樊俊牺牲以后，他的妈妈思儿成疾，不到三年就去世了。李继富的爸爸隔三差五地把儿子留下的军装拿出来穿穿。顾平的妈妈天天枕着顾平的照片睡觉。
樊爸爸他们把儿子捐给了国家，这么大的奉献，但是他们却不会向国家开口。顾平的爸爸病危期间，两天花5万元抢救费，有人叫顾妈妈去找政府要救济，顾妈妈坚决不去。她说我儿子上战场之前说过，要是我捐躯了，不要给国家添麻烦。
顾妈妈在社区里住了20多年，社区干部和邻居还不知道她是烈属。
沈国良是镇江人，我通过镇江民政局找到了沈国良的父母。那年清明节，我去了沈家。听说我是沈国良的战友，沈爸爸和沈妈妈只有眼泪没有语言。我这才知道沈国良是家里的独苗。
和沈爸爸、樊爸爸他们联系上以后，我多了12个爸爸妈妈，他们就像是我心里的一块肉，长出来了，就再也割舍不下。每年春节、端午、中秋、重阳，我都带着礼物去看他们。从年初一到年初八，我轮着去给爸爸妈妈们拜年，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为了跑镇江看沈爸爸方便，我特意买了一辆摩托车。从江都到沈爸爸家150多公里，我每年要跑好几趟。
沈爸爸70岁那年，我为他操办寿宴。他的儿子是共和国的功臣，我觉得他的七十大寿要办得风风光光。
我几乎没有积蓄，开后门把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取出来，提前一个多月开始筹备。请8位书法家写了8幅百寿图，给8个城市的100多个战友发了请柬，批发了几十公斤鲜花，扎了20个大花篮，请工匠搭彩棚挂彩灯。寿宴用的碗筷酒杯，还有桌子凳子都是我从江都租了带过去的，厨师也是我从江都请的。
铺张吗？是有点。不瞒你说，自己的父母我都没这么弄过。寿宴那天，大小鞭炮礼炮放了近十万响，90多个沈国良的战友从全国各地赶过来给沈爸爸祝寿。方圆几里的百姓都来看热闹。
我这么做就是要让大家看看，烈属光荣，沈国良虽然牺牲了，但战友们并没有忘记他。
我请了几个战友，在扬州为樊爸爸办了寿宴，鲜花、蛋糕、唱生日歌，一样不缺。
樊爸爸那天也来了，他跟我说，李彬儿子，你也得给我办这样一个寿宴。我说没问题。
唉，好事也难做。沈爸爸没有儿子，给他办寿宴的事我能做主。樊俊还有一个弟弟，给樊爸爸办寿宴的事得跟他弟弟商量才行。人家亲儿子不乐意大办，我这个假儿子哪有说话的份？为了这件事，樊爸爸心里郁闷，嘴上不说。
我想了个办法，就是开头咱们讲的，我领着沈爸爸、樊爸爸他们一起参加“感动扬州十大新闻人物”颁奖大会。事先，我在扬州的一家四星级宾馆给他们安排了房间，还订了一桌酒席，为的是给樊爸爸“暖寿”。听说要跟我一起上台领奖，爸爸妈妈们很兴奋，都说肚子不饿，开完会再吃。
颁奖会结束以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酒店老总听说我是给烈士的父母订的“暖寿”酒，特意留下几个服务员和厨师，专门等着我们。
第二天早上，我带他们到当时扬州最好的饭店吃“富春包子”，然后游览瘦西湖。
瘦西湖离樊爸爸家才50公里路，但他活了70岁还是第一次逛。逛一半下雨了，我们在“五亭桥”上避雨，正好遇上扬州电视台社会生活栏目的记者在拍片，他们逮住机会，为沈爸爸他们做了一个五分钟的专题片。
那天中午，我请了几个战友，在扬州很有名的“二十四桥宾馆”为樊爸爸办了寿宴，鲜花、蛋糕、唱生日歌，一样不缺。
来扬州逛了一圈，还得了2000 元的红包，生日也过了，樊爸爸高兴得没话说。
看升旗的地方人山人海，我急了，朝人群喊，大家让一让，他们是烈士的父母！
只有当烈士的爸爸妈妈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说起自己的儿子，说他们想儿子的心情。有一次樊爸爸和李爸爸聊天时说，樊俊参军前答应过，退伍后带他到北京去看升旗。
我听了灵光一现：这事儿我来做。
都说七十八十不留宿。要带几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千里迢迢去北京，责任够大的。李爸爸自己也说，你带我去北京，要是出了事，我的三个儿子跟你不得完。我说您老放心，我不会叫你们有事的。
2009年清明节前，我领着沈爸爸、樊爸爸、李爸爸和稽爸爸去了北京。一路上我都提心吊胆，生怕出点什么事。他们年纪最大的84岁，最小的72岁，谁咳嗽一声我都担心，是不是感冒了？老人第一次出远门，去的又是北京，一路上兴奋得吃不下睡不着。
清明节一大早，我们一行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老人们把儿子的军功章别在胸前，手里捧着儿子的相片。看升旗的地方人山人海，我们被挤在后面。我急了，朝人群喊，大家让一让，他们是烈士的父母！人群马上让出一条道，让沈爸爸他们走到前排。看完升旗，我带他们去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登天安门城楼。
中午，我领着他们去全聚德吃烤鸭。服务员见我们土啦叭叽，怕我们消费不起，事先给我提醒：最低消费1000元。我说你放心，我们有钱。
我们还逛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又去鸟巢和水立方转了转，老北京火锅当然也去涮了涮。在北京待了四天五夜，花了我四个月工资。沈爸爸他们过意不去，要给我钱，我真生气了，我是不是你们的儿子？儿子给老子花钱该不该？
沈爸爸他们回来以后，赶上顾妈妈生日，我带着她和沈妈妈也去逛了一回北京。
山坡上一个瘦瘦的背影在等我。沈爸爸遇见人就说，这是我江都的儿子，来看我了。
看着我把钱用在沈爸爸他们身上，我妈不免有些想法。我刻意领着她一起去镇江沈家。我指着沈国良的遗像说，人家命都捐给国家了，你儿子为他尽点孝，有什么不应该的？
我儿子念初中时，我带他去扫墓，买了两个花篮，一个写上我的名字，一个写上他的名字。他说爸爸你真傻，你花那么多钱买花篮去看死人，还不如用那钱请活着的战友吃饭，人家还记你的好。我问他，如果躺在墓里的是我，别人给我送花篮，你是不是很欣慰？
的确，十多年了，我为沈爸爸他们花的钱真是不少。甘蔗没有两头甜。我没有外财，就那点工资，顾得了沈爸爸他们，就顾不了自家。你看我现在住的房子，还是20年前装修的，家里连个沙发都没有，22寸的彩电已经好多年没换了。儿子嫌家里寒碜，从来不带同学来家里玩。
我脚上这双皮鞋穿了6年，补了5次。我现在在保健院的警卫室工作，我的衣服没有哪件能比工作服好。
去年11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优秀复员退休军人表彰大会。我穿了条旧工作裤。那天去大会堂等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接见，上车的时候我的裤子被板凳刮开一个大口子，全车的人等着我返回宾馆，找服务员帮着把裤子缝好了再出发。
唉，那次丢人真是丢大了。回来以后，老婆偷着给我买了套西装，留着我以后出门穿。
我老婆真好，我为沈爸爸他们花钱，她从来不反对，还跟着我一起“疯”。那年大年初一，滴水成冰，我带着她去给沈爸爸拜年。出江都不到10公里，摩托车的刹车就被冻住了。她和我一起推着摩托车走了好几里路，到了有人家的地方，要了一壶开水，给刹车解了冻。骑了一段路，又冻住了。就这么走走停停，下午三点才到沈爸爸家，她冻得下不了车。
那天晚上，她和沈妈妈睡一床，我和沈爸爸睡一床。她那么讲究的一个人，跟一个非亲非故的农村老太太睡一张床上，没有点真情，哪行？
有时候我问她，我李彬又没钱又没权，怎么就看上我了？她说你对别人的父母都那么好，对我肯定也错不了。哈，她倒挺有眼光。
但让我最感觉温暖的还是，我有多少个爸妈，就享受到多少父爱母爱。谁说挖来的肉不粘身？
知道我哪天要去，沈爸爸就要上街买点好菜。那年中秋节，我去看望二老，沈爸爸不在家，沈妈妈说他去接我了。我返身往村口走，走了好长一段路，才看到山坡上一个瘦瘦的背影，我朝他跑过去，见了我他高兴得眼圈都红了。我搀扶着他往家走，路上遇见人他就说，这是我江都的儿子，来看我了。
在烈士的爸妈心里，我就是他们的亲骨肉。我儿子考大学那年，樊爸爸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家一趟。我去了以后，他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对鹌鹑，他说拿回去给我的孙子补补，让他考个好学校。
烈士墓荒草丛生。乡干部一点没觉得乡里出了烈士是一种骄傲。我听了真是心寒。
现在崇尚英雄的人不多了。某乡有个烈士墓，荒草丛生，墓基损坏严重。我去向当地领导反映，建议重修一下。你知道有个乡干部说什么？他说：我们乡当兵的人真傻，别的乡上战场一个也死不了，我们乡一死死五个！他一点也没觉得乡里出了烈士是一种骄傲。我听了真是心寒。
不能让社会忘了烈士。我把沈国良、樊俊他们的事迹做成12块宣传牌，在烈士陵园和学校巡回展出。我去找各校校长，要求给学生们讲烈士的故事，校长问我讲一场给多少钱，我说不要钱。
在我的倡议下，江都市的8所小学成立了少先队“英雄中队”，分别用7位烈士的名字命名。这是一种精神归属，只要共产党还在，少先队还在，樊俊他们的英名就永存。
我不遗余力地去做这些事，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一个另类。但这么做我觉得心安。我相信，要是沈国良他们活着，一定做得比我好。
这几年我得的奖很多，这次又评上“中华十大慈孝人物”。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扬州好人”这个称号。做个好人多不容易，但做个好人多好！你说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