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封举报信后，我头皮不由一阵阵发麻，身上不由打了几个寒颤。虽然我早已经历过多次的历险，但像信中所提及的丑恶现象，仅仅通过这举报的文字，就足以令我感到十分震惊。虽然我凭直觉知道这位举报者绝不会向一位从未谋面的新闻记者编造串串谎言危言耸听，但我还是不大相信在繁华的羊城，在热闹非凡的广州火车站附近，居然会真的生长着这样一颗罪恶昭彰的大毒瘤？！我知道，现在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投入行动，只有通过深入调查暗访之后，身为政法记者的我才具备发言权。
这封不同寻常的长信一定花费了这位保安员很大的力气。在此信的后面，这位热心的读者还特意地给我留下了他家中的电话号码。看来，他是在随时等待我的回音。
我马上按照举报信上的号码拨打过去：“你好，我叫石野，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请问王正先生在吗？”
我明显感觉到，接听者一听到我的声音，非常惊喜，但他还是沉默了片刻后，说：“是的，我就是，我就是王正，我就是给你写信的那个王正。自从信寄出后，这几天我就一直守在电话机前等候你的电话。石记者，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来电话的。”
“王正，看了你那封长信后，我很震惊，更为感动，首先感谢你冒险给我写来了这封信。不过，你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
王正说他现在心态很复杂，有深重的负疚感。因为他作为一名当地派出所的保安员，他对这些罪恶的东西耳闻目睹得太多。现在，他已辞职，回到老家先调整一下疲惫的状态，准备以后重返广州，找一份新工作，毕竟他在广州已生活多年，总比呆在其他城市要好一些。王正形容我所要面对的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而他本人正因为太熟悉这魔窟，心情一直无法轻松，他说作为一名退伍军人，特别是一名共产党员，除非亲眼见到这群作恶分子被绳之以法，否则这辈子心上都有个枷锁，难以解脱。如果我真有胆识碰这颗早已溃烂流脓的毒瘤，他将义无返顾尽快赶回广州，除配合我的采访外，还要为我提供其他力所能及的帮助。最后，王正叮咛我多保重，并祝我节日快乐。我们的通话快结束时，他忽然又在电话那头问了我一句：“兄弟，今天广州是晴天吗？”
我迟疑片刻说：不，是雨天，但空气是甜的。
他在那头笑着说：“石记者，别看你说话粗声大气的，你还很浪漫呢……”
报社领导两次策划采访
第二天一上班，我将此事连同那份举报信一起向报社主编关健和当时的采访部主任任天阳作了详尽汇报，当即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任天阳还特意将这封信拿去认真看了几遍，连连对我说：“这实在是太可恶了！这是一条不可多得的重大新闻线索！如果我们放弃，你我都不要再干记者了！”
他当即用大红笔在此信第一页顶端写上了“重点线索”几个字，随后复印了好几份，连同我的采访计划报告分别递交给报社的几位主要领导审阅，以便我尽快地进行采访。由于此事重大，所以在决定做此新闻后，报社主编关健，南方日报社委会成员、当时负责主管《南方都市报》全面工作的李民英，《南方都市报》主管新闻的副主编程益中(现为主编)等几位领导还特意将我们叫到会议室里，对有关采访进行了策划，并决定成立一个以我为主的采访组，所有具体的工作由任天阳直接负责。但由于当时已临近春节，这个时候像此类负面报道不大好发出来，几位领导认为还是过了春节以后较合适。
此事一直拖至1998年3月底才重新提上议程。当我再次向采访部提出采访事宜时，几位领导决定就在近两日做，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马上行动。由于此线索重大，采访存在很大的难度，报社几位主管领导经过再次商讨后，决定我们的采访组可动用一辆采访车，报社另派摄影记者魏东配合，司机轩慧驾着采访车同往，并负责联络工作，最后，几位领导决定让刚来采访部不久的同事邓世祥一起配合我这次行动。
我们的行动最后敲定在1998年4月1日启动。
藏污纳垢的流花地区
如果只提流花地区，也许知道的人不一定很多。但只要一提起广州火车站，不知道的人肯定很少。广州火车站就在流花地区的中心位置。流花地区的范围并不大，所辖区的面积仅有4平方公里。以广州火车站广场为中心，东面以解放北路、大北路、机场路为界，西面以克山桥底铁路为界，南至铁路西站接流花路处，北至广园立交桥接广园路处，北面以广园路为界，南面以流花路为界，流花地区地处广州市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的结合部，因此涉及到多个地区、部门的利益。为此，广州市政府于1988年10月成立流花地区管委会，其初衷就是让这市政府直属机构来协调该地区各部门、单位的关系，整治该地区的社会秩序。
管委会一直运作了十多年，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十多年的管理，流花地区的治安、交通、卫生环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反而呈现日趋恶化的趋势。到2000年，流花管委会被撤销。
广州火车站对于外地人来说，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三角地，因为这里治安的恶劣和多种多样的非法犯罪活动不胜枚举。这里最典型的是倒卖火车票和电话宰客两个问题。对此，1999年6月9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记者方三文的长篇专题报道：
……广州火车站倒票和电话宰客现象由来已久，而且一年比一年猖狂，票贩子和电话仔背后有人操纵是公开的秘密，但直到1999年底2000年初，这两个问题才被揭示得如此充分。
除了每天都要发生几十上百宗的抢劫案，广州火车站还有无数听上去像天方夜谈的危险陷阱。
在这里，你可以打到必然是全世界最贵的公用电话：一个市内电话450元！一个没有打通的电话45元！
通常的电话骗局是这样的：火车站广场前的士多店（小杂货店）摆着一些没有公话标志的电话，顾客拨了电话号码后不通（有些电话根本没有外线），这时摊主主动帮忙。拨通后，话筒里说要找的人去朋友家了，并说了一个电话号码。拨通这个电话，对方说要找的人刚进了厕所，叫客人稍等，并不着边际地问这问那，最后顾客才发现上当……就像知道流花地区的王圣堂长期存在着有一个特大色情抢劫团伙，是由那位在当地一家派出所做过长时间保安的读者来信向我们举报，我们这些记者才获悉此令人震惊的黑幕一样，关于广州火车站所存在的这两个问题的揭露也是从两位熟知内情的读者的两封举报信开始的——
1999年10月中旬，广州市流花地区公安分局一名民警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封举报信，信中揭出了电话宰客的惊人内幕（据举报信，有删节）：
站南路的电话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已萦绕在我心头几年之久。
在情况复杂的流花地区，打电话被宰的顾客特别多。大都是“一个市内电话收我48元”
“一个长途电话收我198元”。而我们的处理方式只是劝客人回去再商量，叫档主少收一点，便完事。其实就是去也没用，冯老板（指在此操纵电话黑手的头目）的小车就停在那旁边，谁敢动他。
今年7月起，站南路的电话宰客更疯狂。打一个电话要400元、500元，只要顾客有钱，1000元也敢收。不给便打人，打到给清为止。9月27日，有个东北游客拒付398元电话费。他大声喊道：“就是打到美国也不要这么多。”但最后还是被四五个人围住打断了脚。
我发现这里的电话打的全是假电话。档主事先在电话贮存键上输入家里的电话，等客人拨完号，便抢过话筒，重新按贮存键，接进家里，接通后家里那头便让打电话的等着，说去叫人。而且我发现这里的电话仔有30多个，专门吃这碗饭。大部分是外来的盲流，这些电话仔每档每月交老板冯XX7500元，摆在前面的交9000元。我发现最厉害的莫过于电话老板冯XX，此人11岁便来广州，跟流花地区各部门都很熟络，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在火车站附近就有20来部电话，有的用化名“冯德鼎”申请，我们已查到8部，其中有5部市政府有关部门曾予撤除，没想到又给他私拉到站南路摆下5个档口。
据流花公安分局一位老领导讲，流花地区的电话不知害了多少人。很多打工仔本来不够钱回家，给宰客电话一刮，沦为乞讨为生的盲流，但老板冯XX却发达了。此人身家上千万，在南海市××花园连带地皮建了6层楼，有日本凌志车。有警员规劝他改过自新，他竟大言不惭地说：“没有我，谁养活你们这些差佬。”
广州火车站的电话宰客问题，一直是市领导、市人大和媒体密切关注的问题，经过流花公安分局的整治有所成效，但一直治标不治本，不彻底，打击力度不够。
我这份报告，已写过几回，不敢交领导，怕给自己，给家人带来不测。但每每接到客人的投诉，看到他们又是哀求，又是流泪，我心里似油煎，像刀割。我希望市政府、市人大、市公安局，还有广州媒体能腾出时间，听听我这小兵的呐喊……
无独有偶，几个月后，一个自称“在火车站混了10年的票贩子”又向《南方都市报》写信举报关于火车站倒票的黑幕：整顿火车站大快人心，首先要整公安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