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然有学校的明文规定和会上的三令五申，但随着大家逐渐熟悉了学校的环境，在班里、系里和学校里，男女之情还是慢慢地有了。那些敢于冲破禁令的痴情男女，还是开始了认真的和不认真的谈情说爱，开始相互追逐。只不过这些恋情开始全部在地下进行，还远未到公开地步。在公开场合，他们还只能用眉目来传情。但是感情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是瞒不住别人的眼睛，二是感情这种东西，冲动时是不容易被管束的，所以后来就半公开化了，成为公开的秘密。特别是我们进入第二学年，各类恋情多了起来，谁与谁好对多数人来说也不是秘密了。我想，那些班干部们（他们中有些当然也是爱情中人）和班主任也一定知道，甚至系里的领导们、工人代表们也应该知道。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一直没有采取他们曾说过的要采取的措施。尽管每次开大会小会时，台上还在不断地结合形势，强调不能忘本，要加强思想改造，克服小资产阶级情调，甚至还多次提出警告，但口气似乎与刚开学时不同了，底气变得不足；而在台下的学生，听讲话时也不像刚入学时那么紧张了，这很类似“狼来了”的故事。听比我们先入学的那些学生们说，他们刚入学时也很紧张，大有在北大这三年日子很难熬的感慨，但时间长了，就觉得日子马马虎虎，还过得去。看来，当时的北大存在着一条“先紧后松”的规律，只是新生们一般发现不了。
我们进入第二学年时，有些班级已有点“天下大乱”的味道了，不仅恋爱者多，还有三角恋和多角恋的，婚外恋的也不乏其人（已婚者有新欢）。不过，再乱也是当时环境下的乱，是与我们入学之初相比，与现在大学里的乱不可同日而语。
仔细回想当时北大的这“三不准”校规，其实只是在班务会上听班长宣布过，而在全校或全系大会上，却从未听到哪位领导明确公布过。这当然不是一种疏忽。也许当时北大的领导层，因为他们也有过青春，是过来人，懂得情感为何物，所以对学生们能否三年中一直严守这类校规和校纪，从开始就没有足够的信心，自己也怀疑凭着一道行政命令，是否就能把年轻人的情爱拴住。颁布这样的校规，大概也是因他们身在其位，不得不为之。且在北大这个在“文革”中十分敏感的政治舞台上，领导们每天还有很多政治问题要考虑、要处理，大概每天也有感到紧张和不安的事。相比之下，学生们不遵守这类的校规，就属于次要问题了。
“爱情”这个词在“文革”中的使用率很低，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很陌生。那时的人似乎很忌讳、很羞于谈起“爱情”，因为印象中爱情似乎总与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有点关联，甚至就是它的反映。革命者和品德高尚者，没有爱情最好，有了就不纯粹了。“文革”中几台革命样板戏里，对主人公几乎都没有爱情的描写，即使原作品有，改编成戏时也被取消了。“文革”后作家刘心武一篇《爱情的位置》，就是给爱情翻案，因为他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虽然“文革”中舆论对爱情持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但对生活中的人们来说，爱情应该还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大多数人遵守一条原则，即对此只做少说，甚或只做不说而已。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少数时代虔诚者把信仰的误区扩大到爱情领域，因而既不说也不做，禁欲自己。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值得同情，也不可恶。另外一些人，虽然与所有世俗人一样也在谈情说爱，对自己的事也恪守那条只做少说或只做不说的原则，但他们往往喜欢或习惯用较高的革命情操标准去衡量周围的人和事，这种人就比较可悲了。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恐怕都属于这一类。这当然与个人的品德没有关系，而是历史和时代的悲剧。
“文革”中的北大，不仅学术知名度高，其政治形象在社会上也很耀眼。北大的这种形象，形成于“文革”之初，后来又因“文革”旗手江青的格外关照，使北大的声誉随“文革”成果的扩大而与日俱增。记得1976年8月，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后，江青就指示北大负责人说：你们北大在教育革命中是先锋，在抗震救灾中也要成为先锋。于是，我们74级和75级学生乘坐卡车，浩浩荡荡开赴抗震救灾前线，与军队一起投入救灾斗争。江青从“文革”开始就利用北大做很多事，新闻媒体也竭尽所能宣传北大，北大理所当然地成为“文革”政治动向的晴雨表。而我们这些能进入北大的青年，也就因此有了些许与众不同之处。未来的我们，似乎比别人担负着更多的历史使命。北大人走上社会，就应该成为改造社会的栋梁。
我们是在唐山的地震废墟上得知毛泽东逝世了。尔后不久，又听到“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文革”就此成为了历史。从唐山回校，我们74级就进入了毕业年。毕业班要毕业实习，我们新闻专业先在北京的工厂实习，到了1977年春末，进入新闻单位实习。当时，我和一部分同学被安排到山西日报社，我有幸被分配在农村组。因为农村组的采访任务都在农村，而且在山西的农村，特别是晋北的农村，主要以粗粮为主，生活很艰苦，所以被分配到农村组的同学，一般是被班里认为能吃苦和身体强健的。与我一起分在农村组的同学，有一个是班上的部队干部学员（那时军人学员一般毕业后仍回部队服役）。他平时不善言谈，不善接触人，给人的印象总有点郁郁寡欢，所以在这次实习前我对他了解不多。但他很内秀，字写得很好，上学前在部队就有新闻工作经历。当时，为组织纪念“七一”的稿件，他和我一起被派到晋北的吕梁地区，采写有关毛泽东去世后，担任党主席的华国锋在抗日战争中进行革命活动的文章。
我们沿着当年华国锋带领县游击队打鬼子的路线，在吕梁山深处采访。我们在贫困山村农家的简陋土炕上夜宿，在微弱摇曳的小油灯下商量素材、打草稿……他人很随和，我向他学到不少东西，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但是，这种合作还没有结束，他就接到学校的通知，要他提前返回学校。记得那天下午他接到通知，整个晚上处在沉默中。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不愿说。他情绪不好，我也不便追问。在临睡觉前，他对我说他第二天早上就赶回太原。那个晚上，我没有睡好，因为我在琢磨，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怎样完成后面的采写任务。而他呢，也一会儿凝视土屋空旷黝黑的四壁，一会儿扭头注视窗外万籁俱寂的山野，几乎是辗转反侧到天明。
第二天清晨，山区的空气透着凉意，那笼罩在雾中的小村子，弥漫着农家柴草的焦煳味，不知名的山雀在灌木丛中啼叫。当我送他到村口时，最终还是忍不住。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不能想办法与学校联系，等实习结束了一起走。他穿一身绿军装，站在那里显得比平时更瘦高，更单薄。他仍然回避着我的目光……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只反复地解释，说我回到学校就会知道的，并嘱咐我一个人活动时注意安全。那一刻，他脸上的那种苦笑和那难以揣测的神情，至今仍在我的记忆中。
他走后，学校来了一位老师，指导我完成了在吕梁山区的实习。当我结束这次实习返回学校时，学校已开始为我们毕业班办理毕业手续了。班上有的同学已经陆续离校，还有些虽没有离开学校，但都在校内外忙着处理自己的事，相互间很难碰面。
回校后我没能再见到他，而且至今二十多年了，我以及其他同学，都没有他的音讯。
他不得不提前返校的原因，与他入北大几年来一直困扰他的婚姻或情感纠葛有关，对此，其实班里有些同学知道一些情况，我也隐约有所闻。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他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会与此有关。他的家在河南农村，在他小时候，他家收养了一个与他年龄相当的女孤儿，这女孩成为他家庭的成员，从小与他一起长大，并且按当地的旧俗，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长大后相互嫁娶的天然关系。他离开农村入伍，在部队升为军官，又百里挑一地被选拔进入北大学习。他的人生变化，使他在知识教育程度、思想境界以及感情取向上，都与这个一直没有离开过偏僻农村的妹妹产生了巨大差异。据说在北大的几年，他一直写信试图说服这个妹妹，由于已无共同语言，希望了断这桩婚事，各自重新选择生活道路，但他这个妹妹却执意不答应。于是，当她得知他即将结束在北大的学习回云南的部队时，就不顾劝阻，独自沿铁路爬火车（她没有钱买火车票），吃了不少苦跑到北京来找他。她希望通过行动，也希望通过学校和舆论来逼使他不变心。
我无从知道他回到学校后，是如何面对这种尴尬的，不知他是否会被这个妹妹的苦心追求所打动，更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否成婚了……我只是听到同学说，当时校方对此事有处理意见，即如果他不能圆满处理这件事，会影响他的毕业鉴定，甚至会影响他的军人生涯。我还听说，很多人认为那位沿途乞讨来找他的农村姑娘是对的，舆论同情她，舆论认为他不应该忘本。
前两年，人大新闻学院搞院庆（“文革”后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转到恢复的人民大学，后级别升为新闻学院），我们这个班的不少同学相聚了。虽然大多在外地工作的同学未能来京聚会，但北京的同学谈起来，都知道这些外地同学的情况。只是全班35名同学，大家唯独不知道他的下落，似乎从毕业时起，他就从我们中间消失了。我翻开新闻学院为这次院庆印制的《同学通讯录》，希望从中找到他的线索。但在这本厚厚的通讯录中，也独独没有他的联系地址——他名字后面的地址栏是空白。离开学校，在迄今为止二十多年的岁月中，他与北大及他的同学不联系，一定有他的理由。或许他这样做真的与他在北大生活中一直困扰他的婚姻纠葛有关，与毕业时他所面对的婚姻选择有关。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证明一点，就是他当时被严重伤害了，被“文革”中的那种畸形观念击垮了！
那时的我们，我们这些“文革”中的北大人，如同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有过或浓或淡的崇拜，也受过或轻或重的伤害，但我们有所不知：我们，还有我们的思想，都曾是一个虚伪和疯狂时代的产物。
色彩变幻中的爱情故事
马相武
作者简介：
马相武，男，著名评论家，文化产业专家。祖籍江苏，浙江出生。1978年入北大中文系，1988获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戏剧专业硕士学位，1991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二十一世纪文化观察》《旋转的第四堵墙》《东方生活流新写实小说精选》等著作多种。
北大故事多，当然包括爱情故事。我从1978年进北大，1991年出北大，中经三年清华工作，对于北大故事，知道一些。即使在人大、清华工作，由于靠近北大，经常走动，又仍然关心北大，故事也就多知道一些。当然，同学的、朋友的、师长的爱情故事，从一定意义上，类同于自己的爱情故事，都是隐私或接近隐私，不便见诸文字，予以揭秘。有些隐私，你即使以歌颂的态度对待，人家也不愿意。所以，应当尊重隐私和隐私权。
那么，一般化地看待北大发生的爱情故事，对自己和别人，都是比较妥当的。所以，当我偶尔有机会讲几个爱情故事的时候，希望各位看官或听众不必追根问底，也不要对号入座。换句话说，希望所有的读者，除非署明真名实姓的，都应当坚信，文中故事人物，绝非你自己，文中人物故事，绝非属于你。文中字母，全是随意摆的，不是系名、人名的首字母。同时希望，责任感、道德感较强的读者同志，能够宽容一些，不必仔细区分哪些是给北大增光的，哪些是给北大抹黑的。因为所有的爱情故事虽然都是发生在北大和北大人身上，但它们发生的时候，主人公都没有想到让爱情为北大服务。何况，故事也是历史真实的组成部分。我跨入北大校门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筹备召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那年头，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在电台播讲时，虽然其中并没有多少爱情，可小说仍然激起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听众来信，如雪花一样。那时候，北大人也开始对爱情发生兴趣，或者说，爱情的萌芽在北大人心中悄悄地滋长着。我们进入北大时，还能看到最后两届工农兵学员，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出双入对，这当然是有爱情含量的明示，同时也有“启迪”作用。在北大十年，尽管自己没有机会“出双入对”，我还是很羡慕别人的。“君子成人之美”嘛，虽然没有为“成人之美”贡献力量，但看到“成人之美”心里还是很美的。
没有统计数据，但是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北大的77级、78级学生中间，谈恋爱的并不多，即使有一些，也主要是在三、四年级。即使谈了，“存活”的也不多，至于“存活”到后来又“散伙”的，也占一定比例。假设77级、78级再多读两年，谈恋爱的也不会增多，主要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一部分学员没有“谈”的资格或条件，原有负担太多，无法“轻装”，无法潇洒，无法“反传统”；二是环境或氛围也过于严肃和沉重，尤其是对从十六七岁至二十六七岁的这部分学员来说。班级中有大量的三十岁左右和三十好几的学员，其心态和口气都类同家长，看管经验都很丰富，虽然并非所有人都想当家长，但这种心态和眼光在有些老学员那里还是有的。这是历史的遗产，谁也无法回避。两种年龄段的学员同在一班，年轻者容易老成，年长者却不容易“年轻化”。两种年龄段，各有优势，许多情况下，还能互补。但由于“年长顾问”的指导，使得爱情过于自觉，反而少了浪漫和自发。友情或爱情的表达，稍有幼稚或不成熟，便会成为大家的笑柄，乃至津津乐道，到处传播，实在既无聊也不可爱。
像当时我这个年龄段的学员，已经惯于接受大龄同学的领导和指导，一切都比较现成。加上学习负担重，特别是外语压力大，许多人还想在大学阶段就发表论文或作品，普遍有一种成才报国或追回光阴心理，所以尽可能不去考虑“个人问题”。即使有“活动”，也是秘密地进行。重要原因是怕“大人”笑话。这也说明，当时的氛围只能产生当时的爱情活动方式。如果说那时有“爱情民主”的话，主要也是“老人政治”“议会”讨论的结果。总有些年长者会热心地为他觉得应该热心的青年男女“谈对象”。那时候成功的“对象”，一般都是几个“老者”密谋的产物。那时候容易“出轨”的青年男女，据我观察，容易出现在两种年龄段相衔接的结合部上。这大概是他们受“老同志”“看管”较少，也较难以接受“再教育”的缘故。其中有的“个别人”就犯了“这样那样”的“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这样的事情，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深感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