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死使他深受触动
★族人倾全力送黄克诚入学
★衡阳求学大开眼界
★学潮开启思想之窗
★确立共产主义目标
1902年10月1日，随着一声婴儿的嘹亮啼哭，湖南省水兴县油麻坪下青村一个贫困而不知名的小山村将从此被历史记忆。这个让下青村写入历史的人物，就是新中国十大将排位第三的黄克诚将军。
下青村，坐西面东，背靠大山。这里常年青山披翠，绿水环绕。山上长满了合抱粗的树木，两条溪水——杨家江和沙子江，分别从村南村北潺潺流过。这本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小村落，但给黄克诚将军小时候留下的最深印象却是“贫穷落后”、“杂乱不堪”。这是与黄克诚穷困、压抑的家庭生活分不开的。对黄克诚而言，童年和少年时代贫穷而又苦涩，没有多少轻松与快乐，留下的只是沉重的记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家庭的艰辛与不幸。
黄克诚一家六口，有父、母、姐、兄、弟。家中有三亩水田及少量旱地，另租种五亩水田。有住房六间，与另一户农民合养一头耕牛。收成好、人不害病、牲畜不死亡的情况下，一年劳动所得，勉强可以糊口：半年吃粗米，半年吃红薯、杂粮。如果稍遇灾害，就要借债。
黄克诚的父亲名叫黄清主，母亲姓邓。父亲安分守己，胆小怕事，在村子里没有多少地位，常常受人欺负，从来只忍气吞声，不敢与人抗争。但他还算勤劳，每天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成年累月在生活的泥潭中艰难挣扎。农作之余，他常常跑几百里到广东乐昌县坪石镇挑盐回来卖。往返一趟行程大约十天，除去开销，好的时候能赚得块把钱。全家就靠挑盐赚到的一点钱和养一口猪供穿衣和买灯油等零用。母亲是个体弱多病的农村妇女，加之缠了足，不能到田里帮助做农活，只能在家里做针线，操持些家务。因受封建礼教影响极深，她十分相信命运，并把在娘家学到的一些封建礼教、迷信鬼神之类的故事讲给黄克诚和他的兄弟姊妹们听，教他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尤其是不许冒犯神灵，以免受到报应和惩罚。不难看出，这个家是个典型的旧社会贫困农民家庭。
令人更为心酸的是，黄克诚的姐姐因承受不了病痛的折磨，年纪轻轻就上吊自杀了。这对幼年的黄克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和打击。
姐姐比他大10岁，自小得了“羊角风”。家里无钱为她医治，病情越拖越重，最后经常发病，一发作起来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但为生活所迫，她还要承担田地里的繁重农活。为了让她在发病的时候能让人知道，家里就让小克诚伴随她在田里劳动。在姐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给她订了婚。但姐姐心里非常清楚，得了这种病，将来到了婆家，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她很悲观，对命运和前途都不抱什么希望。的确，对这个十来岁的女孩来说，无论是已经过去的生活，还是未来可以想到的生活，只是重重的黑幕。她整天只闷着头干活，极少言语，更不见有笑容。在小克诚六岁那年，正处花季的姐姐就有了轻生的念头。有一次，姐姐偷偷上吊自杀，被人发现救了下来。姐姐心里明白，自己活着仅是家里的一个累赘。后来，她又找到了一个空，终于上吊自杀了。姐姐死后，父母没有悲伤，反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年幼的黄克诚心中充满了疑惑。
小克诚刚满五岁时就开始劳动了。父亲虽然在外边挨了打都不敢还手，在家里却是说一不二。生活的艰难和世道的险恶使他变得冷酷而严厉。他时常对家里人发脾气，对孩子们更是非打即骂，其中黄克诚挨的打最多。每天天不亮，黄克诚就要爬起来去拾粪，稍稍起晚了就要挨打。拾粪回来，父亲要检查，少了还要挨打。平时吃饭，掉了饭粒要挨打，吃红薯时，挖掉一块烂皮也要挨打。黄克诚到六岁时，每天除了拾粪以外，还要割草、砍柴和放牛。有时在外面和别的孩子偷偷玩一会儿，割的草、砍的柴少了，回到家里又要挨打。黄克诚年纪尚小，需要甚至渴望有足够的睡眠，但并不能如愿，常常干活的时候也想打瞌睡。为满足睡个好觉的渴望，黄克诚就想了个法子，在放牛的时候用一根长绳子把牛拴在腰上，让牛自己走得远点儿吃草，他就可以借机打会盹。不久，却被父亲发现了这一秘密，硬是吃了一顿饱打。
黄克诚从五岁到九岁，天天干各种各样的活又几乎天天挨打，而九岁开始上私塾读书后又挨先生的打。刚一开始读书，很不习惯，有时一天甚至挨先生三次打：背书背不出来打头，写错了字打手心，认错了字打屁股。后来黄克诚的学习成绩渐渐好了，才不大挨打了。
这就是黄克诚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它使黄克诚经受了磨炼，不怕吃苦，也受得住委屈，对黄克诚后来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其后，在六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尽艰辛，屡遭坎坷，甚至蒙受极大冤屈，生理和心理的巨大磨难都挺过来了，这与自小经受痛苦的磨炼不无关系。
是的，生活在最不公平的时候，又意外地回馈一个公平，让你在饱受风雨煎熬的时候，得到一颗坚强的心。
谁说经历本身不是一种财富呢？
族人倾全力送黄克诚入学
下青村共有一百多户人家，全村都姓“黄”。因族大人多，内部就有了明显的支族亲疏。黄克诚父亲这一支是弱房，在族房里做不了主，经常受到欺凌。在黄克诚九岁的时候，父亲就和叔父等人商量，打算集体培养一个孩子读书学文化，将来在写状子、祭文之类的时候不求人，也可以“硬气”一些，少受点欺侮。于是，这一支族议定从祭田里每房抽一担谷作为学费（当时称作“束修”），供一个孩子上私塾。经大家商量，黄克诚被确定为培养读书的对象。自此，他有幸人私塾读书，间或才参加一些农田劳动。
第一年，私塾先生教黄克诚读《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黄克诚似乎还有点读书禀赋，记性也相当好，又肯下功夫，学年结束时就已经读到了《孟子》的《离娄章》。先生对黄克诚的学业大为褒奖，这使父亲、伯叔们很高兴。他们对自己的选择感到自豪，似乎也看到了某种希望，更下定决心要让黄克诚继续读下去。黄克诚于是连读了五年书，除读完“四书”之外，还读了《幼学》、《鉴略》、《诗经》、《书经》、《左传》等书，已小有所成了。
但黄克诚觉得聘请的这位私塾先生只会教认字诵读，不能讲解字义和章句，所学的书尽管可以背诵如流，却不能理解其中含义。黄克诚对这种读书方法和读书成果并不满意，于是就向家里提出换先生的主张。鉴于先生是几房公请的，强房的人不答应更换，且那位先生态度又很蛮横，不准黄克诚到别处就读，并扬言如果黄克诚到别处就读就要多给他一份“束修”。一见这种状况，黄克诚的父亲就打退堂鼓了，认为哪一方也得罪不起，只得让他停了学，在家参加农田劳动。黄克诚成天在田间劳动，一年下来，除掌犁、撒种还不熟练外，其他的农活全能干了，顶了半个劳力，一天能割二三百斤草或从十五公里外挑五六十斤煤炭回来。
黄克诚15岁时，那些曾资助他求学的长辈们觉得黄克诚学业半途而废太可惜，又让他到一个姓邓的先生处读书。这个邓先生学问做得很好，只是责任心不强，对授课并不认真负责，常常只敷衍敷衍就下课了事。黄克诚在这里呆了两年，觉得没有多大收获，就通过堂伯父家的关系换到一个姓史的先生处继续其学业。史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对学生要求严格，责任心也很强。黄克诚在这里扎扎实实地学习了两年。史先生给黄克诚讲解古文，教读《了凡纲鉴》之类的经史书，还教黄克诚写大字、作文章。黄克诚在史先生处就读的两年颇有些收获，把以前所学略略地贯通了起来，也打下了比较好的文史知识基础。
此期，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五四运动的浪潮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马克思主义逐渐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掌握，全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虽然湖南是革命风潮发展比较早的地区，但由于黄克诚的家乡地处湘南偏僻的丘陵地区，消息闭塞，风气不开化，黄克诚此时的思想还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已经翻到“民国十年”了，黄克诚家乡的人们对于君主、民主、总统、皇帝却还分不清楚。而此时的黄克诚虽已读了很多书，但思想并不比普通人先进多少。小时候受父母熏染的影响还在，思想偏于保守，对现状没有多少觉醒。只是面对乡人普遍贫穷的生活状况和悲惨命运，他常心存疑问：“为什么人们过着这样的穷困生活？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似这样一年到头受苦受累，勉强维持个半饥不饱的生活，岂不是活着就是受罪？受罪是为了求活，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解决疑惑的办法，有时能从历史中得到启示。黄克诚十分喜欢读陶渊明和文天祥的诗，从那里获得了一种精神境界和力量，看淡个人名利，立志做忠诚正直之人。
转眼八年过去了，黄克诚已17岁，虽然已读了不少书，学会了咬文嚼字写文章，但对未来却突然变得茫然起来。黄克诚所在的村子，有两名中学毕业生，一名叫黄锡珍，中学毕业后在县劝学所当所员，一名叫黄廷珍，中学毕业后在县立高等小学当算术教员。这一年春节，黄锡珍从县城回家过年，见到了黄克诚，鼓励他去县城读书，见见外面的世界。进县城读书，这在黄克诚家族看来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家庭讨论，族房会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克诚的母亲不赞成进城读书，一是放心不下黄克诚远离家门，二是考虑到家庭无力负担黄克诚读书的学费。黄克诚的父亲对黄克诚进城上学则模棱两可、犹豫不定。好在黄克诚的哥哥坚决赞成黄克诚去，堂伯、叔父们认为已经花了许多谷子供他读了这么多年书，如果就此作罢就太亏了，也多数赞成。于是，每年由嫡堂公房继续凑六七担谷子供黄克诚进县城读书。当时家里备不起衣服行囊，族里各家就纷纷相助，黄廷珍也把他一个旧书箱子借给黄克诚，并送给他一套旧的学生制服和一件布夹袄、一件长衫。其他人又凑了几担谷子和一些用品。1 920年春节过后，黄克诚的哥哥挑着书箱和行李，一直把他送到永兴县城。
黄克诚终于走出他生活了十八年的小山村。
由于黄克诚所学只有古文和经史知识，只能考县立高等小学。黄克诚入学的头一年，每学期都是考第一名，可以获得几块钱的奖学金。后又由黄锡珍在劝学所里帮黄克诚找点课余抄写的差事，一年能收入几块钱，就这样凑凑合合读了三个学期的高小。
做课余抄写的事情，既给黄克诚贴补了一部分费用，也给了黄克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增加了不少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社会知识。此间，他曾帮助华洋筹赈会编造灾民册、为赵恒惕的“省宪选举”编造选民册，这使黄克诚懂得了其中的骗人把戏。达官找人来标榜兴办慈善事业、实行民主政治，但名册上的名字多是伪造的，只是以此来骗钱、骗地位罢了。这一切都在颠覆着这个正直少年的旧有价值认知，他为此感到深深的愤怒和不平。
第三个学期结束了，黄锡珍告诉黄克诚，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要在暑期招生，动员他去报考。读师范可以免缴学杂费和膳食费，这是一个让黄克诚极为心动的消息。因为他心里清楚，作为穷苦农家的孩子，能从家乡那个贫困落后的山村来到县城读高小是多么不容易。如今，他有机会报考师范学校，一方面可以摆脱由家族供养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能让自己尽快从读完高小后从事什么的忧虑中解放出来。因此，他决心不惜一切去报考，彻底结束寄食生活。为了能专心复习考试，暑假黄克诚就没有回家，而是住在黄锡珍县城劝学所的宿舍里，一边替劝学所抄写文件赚点钱糊口，一边补习未学完的高小课程，就这样很快度过了一个炎热而紧张的暑假。功夫不负有心人，黄克诚初试、复试都很顺利，很快拿到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录取通知。
是年，黄克诚20岁。
要上省立学校了，全家乃至全家族的人都觉得荣耀。黄克诚也得到了一项特殊的优待：穿上了第一件棉衣。自出生一直到19岁，他还没有尝过冬季穿棉衣是什么滋味。那时全家只有父亲和母亲各有一件棉背心，其他的人谁也没有棉衣穿。冬季天冷时，冻得浑身发抖，就只好拼命干活，让身上出点热气。现在，要出远门去读书了，家里才设法凑了点钱给黄克诚做了一件棉衣。这是黄克诚有生以来穿上的第一件棉衣。
20年沉重而茫然的生活啊，从此就要告别了。
衡阳求学大开眼界
在初秋依然强烈的阳光下，湖南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迎来了这个让三师将再次发出耀眼光芒的学生——黄克诚。
这个20岁的年轻人，也从此告别了闭塞的小山村、小县城，来到了风云际会、繁华喧嚣的衡阳城，人生的航向自此随时代变迁而起起伏伏。
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经历了暑假几十天的宁静之后，突然间喧闹了起来。新的学年开始了，一张张新的充满向往和生机的面庞在校园里攒动着……
省立三师，始建于1904年，原名省立南路师范学堂，位于湘、耒、蒸三水汇合之处，风景幽雅，蓝天碧水，草木葱郁，自然与人文和谐融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怡而又肃然起敬。辛亥革命以后，才改用此名，是当时湘南地区很有影响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号称湘南最高学府，历史上曾出过周敦颐、王夫之等大家。
在学校通往外界的石桥前面立着一块牌坊——“南学津梁”。正如牌坊所宣，“三师”校歌唱道：“衡之阳兮湘之干，佳气自往还。笃生圣哲，前濂溪兮后船山。温故知新为师，如金在熔日范。景仰先贤，陶铸后进，责任兹惟艰。原吾侪服膺校训，‘公勇勤朴’勿等闲。”这里一向校纪严明，学风纯朴，学生们都虚心求知，积极向上。
在办完入学手续之后，20岁的黄克诚正式成为省立三师1922年第二十三班的一名学生。
入学之初，黄克诚情绪高涨。能够免费读书，对于家境贫穷的他来说倍感幸福。而且，衡阳是湖南南部的重要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省办、府办学校也较多，人文氛围相当浓厚，黄克诚一下子感到天地广阔了不少，这里简直与永兴这个偏远小山城有天壤之别。大城市的繁华与文明，令他耳目一新，处处吸引着他。他好奇地注视着这个崭新的世界，要好好享受这来之不易而又充满幸福的时光。在这种光景之下，学校食堂的伙食虽为大多数学生所不满，但黄克诚却不觉得，他很满足，认为它比自己家里的要好多了。
就这样，黄克诚像寻找到了敞开大门的宝藏，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他要把这难得的机会用好，更要把这神奇的世界尽快装到脑子里去。多好啊，一切都是免费的，还有那么多的书可以读。
他一边学习课堂上的知识，一边读校园里的各种书刊和报纸，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对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成为他常常思考的问题。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享受着自出生以来最快乐、最自由的时光。
但这种平静的学习生活没有持续多久，黄克诚便被新的痛苦和忧愁环绕了，从而彻底打破了他心中的美好幻想。
黄克诚家境贫寒，从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前面提过，唯一的一件棉衣还是来三师前家里设法凑钱做的。衣着在同学中显得格外土气，这对一个正值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来说，有点抬不起头来，自尊心常受到挑战。
这种挑战在一次生病后更加严峻了。一天，他患上了一场重感冒，由于无钱医治，也吃不起滋补食品，失于调养后渐渐形成了慢性气管炎，常常咳嗽不止。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十分尴尬的事，周围同学也颇觉讨厌。同学们把他看成了疾病鬼，有意歧视他。
雪上加霜的是，黄克诚的学业也受到了挑战。新学在三师已经站稳了脚跟，英文和数理化是三师的重点科目。对黄克诚来说，连高小也未读完，英文和数理化的基础很差，而他所擅长的古文在此却无用武之地，他也因而失去了最后的一点自信。
面对同学的歧视、学业的退步、家境的贫寒、前途的渺茫，黄克诚开始彷徨了。对这段时间的生活和感受，他回忆道：“我逐渐产生了自卑感，形成孤僻、不爱活动的习惯，常常一个人在那里考虑问题。展望将来，不知向何处去。读了师范又如何？对国家、社会、家庭能起到什么作用？当时社会上就业很困难，我这个贫苦农民的子弟有什么办法去谋个职业？家族花那么大力气培养我，岂不使他们大失所望。要能考上大学也许会好一点，但路费、学费又从何而来？不能上大学，又不能就业，那么眼下学这些功课又有什么用？想到这里，脑子里像一团乱麻，总也理不出头绪来。”
这个从湘南山区走出来的农家孩子开始独立思考人生了。
就这样过了一个学期。学潮开启思想之窗
第二年三月，三师正酝酿着一场震动全省的学潮。
学潮的直接起因是伙食质量下降。按规定，三师学杂、住宿、伙食等费用免缴，学生每人每天两毛钱伙食费由省府统一划拨给三师。然而近一段时间，三师伙食状况每况愈下，学生们发现每人每天伙食费根本不到两毛钱。一开始，学生们大多忍气吞声，一些贫困学生是苦惯了的，比起在家吃糠咽菜，这里伙食还是不错的。但时间一长，学生们发现了校长刘志远伙同经办人员从中克扣伙食费的事，尤其令学生们震惊的是，每人每天伙食费只有区区八分钱。事情一败露，全校哗然，学生们更是怒火中烧，相互串联要向校长讨个说法。
自“五四”运动以来，三师一直是湘南地区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曾开展过许多次有相当影响的爱国学生运动。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也在三师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建立了秘密组织。1920年夏天，党的早期活动家恽代英就来到三师进行过社会调查，帮助三师的进步师生成立了“新书贩卖部”。同年冬天，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新文化书社”还与“新书贩卖部”取得联系，设立了衡阳分社，出售《共产主义ABC》以及《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劳动界》等进步刊物，宣传新思想和革命理论，极大地启迪了三师学生。1921年，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后不久，两次赴衡阳考察，并专门在三师操场发表革命讲演，并建议和介绍共产党员张秋人、戴述人等到三师以教员的身份开展党的活动，建立了湖南最早的基层组织——三师党支部。
在三师党团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以校长克扣伙食费为导火索，三师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学生运动。
一天，学生们群情激昂地聚集到校长办公室门前让校长出来对话。思想已逐步走向激进的黄克诚也站在其中，注视着前面一个慷慨陈词的高年级同学。只听那个同学大声疾呼：“同学们，刘志远克扣伙食费，我们发表《改革校务宣言》，提出伙食学生自治，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但是，刘志远拒不理睬。我们忍无可忍，才举行罢课，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向外界通告三师学潮的真相，揭露刘志远等人的丑行劣迹，以求得具有正义感的大众支持、理解。然而，刘志远与学校当局不但不理睬我们广大学生的正义要求，反而命令我们复课。”话未说完，他一把扯下了校长室门前的复课通知牌：“同学们，这叫什么狗屁通知，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决不复课！”同学们大声呼应：“决不复课。”
这时，校长沉不住气了，“咣”一声打开了办公室窗户，伸出了胀成猪肝色的脸，歇斯底里地喊道：“袁痴！你太放肆了！简直目无校规国法！”那个叫袁痴的学生不为所惧，冷冷一笑后反唇相讥：“校规国法？早就叫你糟蹋够了！”同学们也纷纷向刘志远叫嚷起来：“还我们每天两毛钱！”“我们要求伙食自治！”校长只得在一片声讨声中灰溜溜地关上窗户。
黄克诚看了学长们的表现，觉得真解气，心中不由得对袁痴的凛然气概充满了敬佩和向往。
后来，黄克诚从告示和同学们的交谈中了解到，袁痴、唐朝英等学生的革命性行动，背后都是由进步教师张秋人组织发起的。随着刘志远请示省教育司开除学生袁痴、唐朝英、高静山三人学籍，三师学潮变成了衡阳学潮，甚至影响了长沙城。省学联组织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以示声援。湖南省长赵恒惕眼见事态越闹越大，便派军队镇压，将请愿学生代表强行押解返校，并强行公布开除53名学生。教员张秋人等则被强行辞退。但省教育司最终也迫于压力免除了刘志远的校长职务。从三月一直闹到六月，三师学潮才逐渐平息下来。
这场学潮，正值黄克诚情绪低落、人生彷徨的当口爆发，给孤僻、自卑的黄克诚以极大的震撼。虽然由于性格和此时的处境原因，他还没有加入进来，但学潮的的确确给他打开了一扇窗，使他看到了新的世界，嗅到了新鲜的空气。
或许，要到多年以后他才真正理解这场斗争对自己人生的意义，但那些为首学生们不畏强暴、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确实使他由衷钦佩，令他不住反问自己：“是什么力量驱使袁痴他们那样勇敢忘我地去进行斗争？为什么自己就没有这种力量？”
确立共产主义目标
盛夏，是万物生长的时节。
黄克诚目睹了三个多月的学潮，思想和精神开始发生着悄悄的变化。
他一改过去孤僻的个性，主动频繁地参加一次又一次的学生运动，诸如“抵制日货”、“援助工人罢工”、“反基督教”等等。
为了尽快提高自己发现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他开始全身心沉浸到进步书刊的海洋中。他发现，不仅他一个人苦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列强肆虐，国破家亡。
他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的命运是同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改变个人的命运，就必须先改变国家的命运！
那国家的命运到底如何才能改变呢？他想起了这次学潮，想起了振臂高呼的袁痴们，也想起了被迫下台的刘校长。他想，出路就是组织起来，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满天的阴霾下终于显现了一片光亮。他要行动了。
他认真地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革命刊物以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的著作，明白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中国才会有出路。他进一步意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而要革命，就须有革命党，即由立志革命者加入革命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当时，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大发展。黄克诚认为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不错，于是决定去找国民党。那时国民党还不完全公开，直到1924年末1925年初黄克诚才在衡阳加入了国民党组织。
加入国民党之后，黄克诚参加了一些有组织的革命活动，思想上有了新的寄托，一扫过去的苦闷消沉状态，显得积极活跃起来。
自1924年下半年起，他尝试着发起成立进步学生团体，在校内组织了一个讲演会，联合其他学校的永兴籍进步学生组织了永兴县旅衡学友互助社，进行联络互助、读书讨论，共同学习新思潮。大家凑钱买了一批书籍，由黄克诚担任图书管理员，负责购书和保管。除购买国内的书籍外，还购买了一批外文译著，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等著作。这些译著，使黄克诚有机会接触到国际上的各种思潮，眼界更加开阔了。
当时，国内的救国论调多得很，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佛教救国、基督教救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通过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通俗资本》、《剩余价值论》、《价值、价格和利润》、《工银、劳动与资本》、《唯物史观浅释》以及介绍苏俄情况的书籍等，黄克诚开始接受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并认识到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思想是不彻底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他进一步认识到，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即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
于是，黄克诚决心去寻找能够真正救中国的中国共产党。
决心已定，他便想方设法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争取早日成为一名肩负民族救亡大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秘密阶段，党的活动也不公开，像他这样一个平素不善交际、接触面有限的学生要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后，通过好友黄庭芳解决了这个难题。黄庭芳是大同中学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接触面广，认识的人也多，又是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成员，与黄克诚志同道合。到1925年秋，黄庭芳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黄克诚一起成为党组织的一员。自此，黄克诚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托，思想上则更加充实，胸怀也豁然开朗起来，参加群众运动的积极性更高了。他觉得，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人生！从此，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再也没有消极过。实现共产主义，成了他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此志不移。
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的湘籍高级军政领导人成立了以研究有关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的“湖南政治研究会”，1925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开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由“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讲习班的工作。实际主持讲习班的是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共产党人。为了培养我党的政治工作干部，同时为进军湖南作准备，党中央指示湖南党的组织选送一批学生去投考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黄克诚和黄庭芳都被选送上，经过报名考试录取了。
黄克诚的人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大道，揭开了他为党工作的新篇章。
在此后为党工作的63年中，他全心向党，为坚持真理而不顾一切，先后10次直言犯上，多次被降级，“文革”期间还被陷害和打倒，但始终无怨无悔，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