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将，出任湖南开国书记
★湖南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
★湘西剿匪记
★开杀戒，镇压反革命
★推心置腹，结交党外朋友
1 949年7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进军湖南。在我党的大力争取下，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湖南重任，谁人堪予？
抗日战争以后，黄克诚的工作几经变动，几乎每次都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这一次，物色担当负责湖南重任的人选时，毛泽东又一次想到了黄克诚……
毛泽东点将，出任湖南开国书记
湖南是毛泽东等一批中央领导人的故乡，派谁去主持湖南的工作，自然非同寻常。
更重要的是，江南半壁江山尚未完全解放，湖南是我百万大军南下歼灭白崇禧集团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支援大军南下作战的任务相当艰巨，必须物色一位既能独当一面又能总揽全局的人选担当此任。
派谁前往？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黄克诚。
黄克诚虽然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但对经济工作很内行，具有管家理财的卓越领导才能，曾被中央领导誉为“管家理财的行家”。周恩来曾说过：“黄克诚这个人我了解，你给他一万块钱，他能当十万块钱用。”他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员和政委时，统管东北民主联军的后勤工作，对保障东北战场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东北部队后勤建设的经验被中央军委转发各根据地和全军参考。
陈毅在向新四军第三师将士作报告时曾赞许黄克诚：“别看你们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看得可远啦，是千里眼。”特别是主政天津期间，黄克诚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并在工作实践中表现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坚定的阶级立场。
在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欣然点将，黄克诚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政委。
这天，黄克诚接到中央任命，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心中涌起莫名的高兴和激动。是啊，一晃二十多年了，是该自己给家乡人民做点事的时候了。
因要出席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黄克诚没有马上到湖南赴任，暂时驻留北京。
9月7日，毛泽东邀黄克诚一起去迎接从湖南赶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程潜。毛泽东对黄克诚说：“中央已经决定在湖南组建军政委员会，由程潜任主任，你任副主任o”接着，毛泽东嘱咐道：你要善于与党外人士团结共事，建设湖南。
“我一定做到，请主席放心！”黄克诚满怀信心地回答。
晚上十时，程潜乘坐火车到达北京站。他微笑着走下火车，向大家招手致意。毛泽东迎上前去，握手问候：“欢迎你到我家作客。”一会儿，毛泽东给黄克诚、程潜两人做了介绍。
“欢迎你，程潜将军。愿我们合作愉快！”黄克诚握着程潜的手说。
“我一定竭诚合作，建设我们的家乡！”
在宴会上，程潜见中共领导人如此诚恳相待，甚为激动，说：“我过去跟着辱国辱民的蒋介石，走错了路，很惭愧。今后要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黄克诚以中南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10月1日下午3时，黄克诚和战友们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豪情满怀地谛听着新中国的春雷。
10月中旬，秋风瑟瑟。黄克诚带着开国大典的喜悦，带着党中央、毛泽东的信任，乘车南下，奔赴长沙。
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窗外一派欢乐的和平景象，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他长舒一口气，闭目沉思：无数的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不就是能让广大的民众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吗？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当然，黄克诚也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大局已定，但天下并非完全太平。在西北、西南、台湾等广大地区，还有着为数众多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就是在已经解放了的许多地区，地痞、土匪等反革命势力也很猖狂。
因此，对于此次就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并没有掉以轻心，他想，我一定要努力工作，巩固和扩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风尘仆仆的列车驰进湖南境内，眼前是悠悠的蓝天白云，碧绿的层峦叠嶂，苍茫的洞庭湖水，诱人的稻谷芳香。望着窗外阔别已久的景象，黄克诚感慨万千。儿时的悲歌，砍柴放牛忍饥挨饿的艰难生活，犹在眼前。
列车缓缓驶进长沙。
看到站台上欢迎的人群，黄克诚立即调整了自己的情绪，精神昂扬，向前来迎接自己的人群招手致意。
到达长沙的第二天，来不及和亲朋故友们叙旧，黄克诚便走马上任，立即投入工作。
湖南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
由于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湖南同全国一样，经济陷入全面崩溃境地，生产日益凋敝，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百废待兴，重心放在哪里呢？黄克诚有些踌躇。
黄克诚想起了三月份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二次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郑重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已经将问题说得明白而又坚决——工作重点必须放在城市。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对于这一问题，黄克诚有自己的考虑。从全国范围而言，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湖南的具体情况来看，他认为在开头一段时期内，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农村。这是因为：
第一，湖南刚解放，人口近百分之九十在农村，城市人口比例很小。
第二，我上百万大军要经过湖南去解放华南的广东、广西和大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湖南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力支援前线，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运输和人力补充等问题。
第三，湖南山区土匪多，湘西是历史上著名的从来没有被肃清的匪区，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土匪合流勾结。我们急需进行清匪、反霸斗争，必须依靠农民支持。
第四，要发动农民，就必须做好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这需要花大力量才能完成。农村搞不好，农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清匪、支前工作都会面临困难。
这些任务都是紧迫的、繁重的，所以，黄克诚认为，在进入湖南后，开始一个阶段还应把领导重心放在农村。
然而，自己的这一想法会不会被认为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而得不到上级的支持呢？对此黄克诚是有顾虑的。
不久，黄克诚见到了中南局书记林彪。
两人寒暄了一阵之后，林彪开门见山地问黄克诚：“你对新区工作有什么看法？”
黄克诚立即把自己的一系列想法详细地向林彪作了汇报，并表明了自己的顾虑。
听罢黄克诚的话，林彪也觉得问题需要慎重考虑，但沉思片刻后，还是给了他很明确的支持：“你讲的很有道理。”说完，随即招来秘书，一字一顿地向秘书说：“传我指示，中南各省当前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
然而，黄克诚对此还是有所顾虑：“这会不会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呢？”
林彪听了，反而双眉展开，脸上浮起几丝笑意，嘴里略微哼哈了一声，然后缓慢地吐出了五个字：“因地制宜嘛！”
说完，林彪头向后面的椅背上一仰，微眯双目，从口袋里捏出几粒炒豆，悠悠地填进嘴里。
二十多年之后，林彪叛国身死，中央批判林彪。林彪让秘书发出的这一电文被当成了他违背中央总方针的罪行之一。
三十多年之后，黄克诚在谈到这件事时，曾在他的自述中这样写道：“其实，这个观点如若有错，首先应该批判我，可是我至今还认为这观点没有错。老干部大力抓农村工作，大量新干部不懂政策又缺乏经验，把重点放在农村，免不了有许多毛病，使群众有意见，不着重地抓，问题就会更多。”
黄克诚从林彪那里得到指示以后，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林彪是奉令率大军南下的统帅之一，又是中南局书记，是湖南等省的上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他有发言权。
随后，黄克诚便按照自己原来的思路，雷厉风行地在湖南展开了工作。
首先是集中力量搞好农村土地改革。解放前，占全省农村人口4%的地主占有55%以上的土地，而占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却只占有32%的土地，而且赤贫户特别多。经过三期土地改革，全省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分得土改果实的农民约占农村人口的65%。这就大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黄克诚十分重视对农业生产实施具体领导。1951年春，他先后到长沙、益阳、常德、邵阳、零陵（今永州）等地的农村进行调查，领导春耕生产，组织抗旱救灾，动员社会力量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各类问题，如改良品种、合理密植、进行深耕，以及抢修堤垸、塘坝、渠道等水利设施，扩大旱涝保收面积。
黄克诚在湖南的三年时间里，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工作，使湖南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23亿多元，1951年即达到27亿多元，一年就约增加了18%；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1.1万吨，1951年增加到3万吨。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稳定了城市。一个百业凋零、百废待兴的湖南初步展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湘西剿匪记
紧接着黄克诚就浓墨重彩地演了一出“湘西剿匪记”。
湘西是湘、鄂、川、黔四省的交界地，境内层峦叠嶂，地势险要，湘川、湘黔两条公路穿越而过，是通往四川、贵州的必经之路。
蒋介石妄图保住西南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实现“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求卷土重来”的迷梦，指令宋希濂一二二军布置大庸、溪口一线，同时将土匪武装编为三个暂编军、十个暂编师，盘踞于湘西各处，即所谓“大陆游击队”。他妄想借助土匪势力、依托湘西的崇山峻岭，在湘西建立“敌后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
湘西匪患十分严重、十分棘手。它历史久远，早在三百多年前就有，近百年来土匪甚至掌握了政治势力，有些土匪竟世袭数代，许多家庭世代以匪为业。而且，湘西土匪数量多，国民党实行了养匪害民的政策，使土匪遍布各地。老百姓都说湘西有三多：枪多、匪多、大烟多。不少土豪劣绅还强迫老百姓为匪，谁不愿意，全家都要遭殃。同时，湘西匪徒社会基础深，不仅有地主、恶霸官僚的支持，还受到家族、帮会和宗派势力的支持。
湘西的土匪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土匪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有个叫张平的土匪头子，是个嗜杀成性的魔王。手段相当毒辣，杀一人必抄斩全家，甚至株连九族。惨死在他手下的普通百姓不知有多少。一首民谣唱道：
天见张平，日月不明。
地见张平，草木不生。
水见张平，浑浊不清。
人见张平，九死一生。
人民解放军初进湘西时，广大指战员看到一幅幅匪徒们造成的凄惨景象，听到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的血泪控诉，心里充满了仇恨，更加激发了为解放湘西人民而战的斗志。
面对残忍猖狂的匪徒们的暴行，黄克诚义愤填膺，他下定决心，要彻底扫清湘西土匪，为湘西的父老乡亲们除害，为家乡造福！
1950年1月，黄克诚组织召开了湖南省委党代会，全面分析了湖南的形势，提出了1950年的工作任务：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动残余的土匪特务武装，有步骤地进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开展生产节约、救灾备荒运动，为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并着重指出：剿匪是当前中心工作的中心环节，不解决土匪问题，任何社会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谈起。
根据会议精神，湖南省军区制定了周密的剿匪计划，第一步先消灭最猖狂、最反动的大股土匪；第二步军事进剿结合政治争取，消灭盘踞一地观望待机的股匪；第三步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捕捉隐藏在各地的散匪，在一年时间内务求把土匪消灭干净。
省军区还进一步指示，在剿匪中，要充分发动群众，把军事扑灭、政治争取和群众捕捉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分时间、分地点、分环境，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彻底消灭土匪。
黄克诚对进剿湘西土匪的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指示：湘西所处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对我们解放大西南关系重大，国民党虽然在这里只有一个正规军，但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活动很猖獗，是湖南的“盲肠”，对我军进军西南威胁很大。要打开进军西南的通路，保障部队人川作战的交通运输安全，必须消灭湘西的土匪武装，彻底割掉这根“盲肠”。
接着，湘西军区和四十七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向剿匪部队广大指战员发布剿匪政治动员令。
随后，剿匪行动全面展开！
一月上旬，各进剿部队相继进入进剿地区，对大股土匪展开了全面的春季进剿。
头一仗是“八面山之战”。
八面山顶是块几平方公里宽的平地，四周均是悬崖峭壁，仅有几道岩梯可以上山，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通往八面山的各路口和岩梯都被土匪设了闸门、碉堡和堆积了无数滚石檑木。匪军的司令部设在被形容为只有燕子才能飞上去的岩间山洞里，名叫“燕子洞”。因此，土匪们吹嘘“八面山是大陆上的小台湾”，“共军想打下八面山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也不断为他们打气。事后从缴获的电文中，看到台湾给他们发来的电报，允诺“在八面山空投支援”。
临近战斗的日子里，黄克诚彻日彻夜地批阅报告，查看地图，并指示进剿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当地群众也纷纷献计献策，并提供了许多登山用的绳索、软梯和长杆挠钩。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训练，攻山战斗于一个夜间开始。我攻击部队巧妙地避开了土匪把守严密的大门，从大小岩门之间的悬崖峭壁上用钩杆和绳索爬上了山顶。次日凌晨，出其不意地攻上了八面山，消灭了把守路口的土匪，然后，攻占了匪首司令部，全歼这股土匪，取得了八面山之战的胜利。
从春季开始一直到该年年底，剿匪部队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终于将湘西匪徒全部肃清。
百年匪患，一朝消灭。
湘西人民纷纷给部队和省委写信，赞扬说：“共产党真伟大，人民解放军真伟大，神仙办不到的事情，被你们办到了。”
当捷报飞来时，黄克诚感到莫大的欣慰，欣然在湘西沅陵剿匪胜利纪念碑上题词：消灭百年匪患，功在湘西人民。
开杀戒，镇压反革命
建国之初，国家甫定。
党决定先安定人心、稳定秩序，政令比较宽大。然而，当时的反革命势力却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被军事胜利陶醉了，不注意它的存在了。于是，一有机会，反革命势力就活动起来，而且越来越猖狂。
抗美援朝开始，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这一形势的变化，使所有潜伏的反动势力都大喜若狂。反动势力认为，他们的时机到来了，反攻有望，解放军怎么能打得过强大的美国军队呢？
随后，社会上的反革命势力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活动。社会上谣言满天飞，什么“国民党马上要反攻大陆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啦”等等，弄得人心惶惶。
形势逼人，到了非采取措施不可的地步。
对于新解放的地区来说，镇压反革命本是立即要做的事情。因为湖南基本上是和平解放的地区，情况就又复杂一些，反革命潜伏势力很大，有的和土匪合流，有的在地方称霸，也有的以合法身份掩护待机而动。
黄克诚，这个一贯不愿开杀戒的老将军，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新生政权，建议湖南省委考虑镇压。当黄克诚和有关部门同志商量时，许多同志轻视这些反动势力，以为他们是小残余，不足为患。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同志想不通，认为开杀戒不符合中央精神，下不得手，怕犯错误。
当时，同湖南一样，全国的反动势力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都蠢蠢欲动。中央早就看到了这点。1950年10月，中央作出决定，指示进行镇压反革命。
黄克诚立即传达了中央指示。然而，个别同志仍迟疑不决，不相信中央有这个决定。当时，湘西的负责人就是这样一个。黄克诚亲自到湘西去督促他镇反，对他讲道：“湖南反革命最多的就是湘西，开杀戒的命令是中央决定的，根据湘西的情况，估计总得杀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才能控制住局面，你就下决心干吧。”负责人听说要杀人，顾虑更大了。他亲自跑到武汉中南局，找到当时中南局的负责人邓子恢问这件事。经邓子恢证实以后，他才相信确实是中央的决定，这才下决心严厉打击反动势力，打开了湘西镇压反革命的局面，回击了反革命的进攻。开杀戒之后，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就处死了不少人。这时，黄克诚意识到必须对镇反加以控制了，否则，就会搞成扩大化。
1951年3月，黄克诚给邓子恢发电并报告中央说：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已个别出现了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正常工作，控制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
中央很快同意了湖南省委的意见，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回电：我认为黄克诚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精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展开者，则应当推动运动的尽快展开。
在向中央发电的同时，黄克诚已决定在省内加强控制，收缩范围，下令不许随便杀人。没有省委的批准，一个人也不准随便杀掉。
然而，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群众运动是很多人的运动，各有各的主观随意性，杀戒既开，又有点停不住了。
黄克诚亲自过问此事，严令禁杀，过了一个星期，才使运动完全停了下来。
镇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清醒了干部的头脑。湖南下决心这么一镇压，杀了一大批反革命，治安情况完全改观。连湘西这个历史上最不太平的地方，也从此平安无事。政府正常工作，法令通行无阻，人民安居乐业。
推心置腹，结交党外朋友
尊重团结党外民主人士，是黄克诚留给湖南人民的又一个珍贵记忆。
在黄克诚而言，重视对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则是他的一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苏北盐阜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中的政治、军事中心，时任华北局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的黄克诚，与许多前来这里进行抗日活动的民主人士关系非常融洽。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音乐家贺绿汀，经济学家薛暮桥、骆耕漠，知名的文化人士阿英、何士德、孟波、章枚等，都曾受到黄克诚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
走马上任后，黄克诚把这一传统带到了新的工作中。
首先当推以诚心待程潜。
1950年的一天，为了城防的事情，黄克诚亲临程潜的寓所与他商议。程潜连忙出门迎接，有些难为情地说：“何必黄政委亲自来，你通知一下，我去你那里就是了。”
黄克诚紧紧握着程潜的手说：“那怎么行？在湖南军政委员会里，您是主任，我是副主任，下级尊重上级，理所应当嘛。”
黄克诚的幽默随和，令程潜笑出声来：“怪不得人称黄政委为‘儒将’，你如此谦逊，我实在担当不起。”
1951年12月，烈士公园举行奠基仪式。参加仪式的名单上写着程潜和黄克诚的名字，并由他们两人首先铲土奠基。
对于这一安排，当时干部中有不少议论：程潜是国民党的人，手上有共产党人的鲜血，为什么请他奠基？
黄克诚听到这些议论后，耐心地给大家做解释：革命不分先后，程潜率部起义，保护了长沙古城，而且对云南的龙云、新疆的陶峙岳起义都有影响，这是立了大功。他过去有错误，但功大于过。同时，烈士公园不仅是纪念共产党烈士的，还应该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党各派所牺牲的烈士，而程潜就是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
黄克诚还告诉大家，程潜1949年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毛主席还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请程潜参加奠基，就是邀请他代表的那一部分人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最后，黄克诚特别强调：我们为群众办事，团结党外人士，不能光讲大道理，还要多做一些实事，同他们交知心朋友。
他的一番言语，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黄克诚在湖南工作的日子里，与程潜也结下了很好的友谊，在工作上配合默契。
黄克诚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伊始，就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民主人士和人才的措施，其中就有一项规定：在开展革命斗争运动中，对各个阶层的高级民主人士、专家教授、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都要进行保护，人尽其才，为我所用。
后来省委甚至作出明确规定：对上述高级知识分子，未经黄克诚批准，不得随意抓人，不得擅自搞清算斗争。
一天，湘南行署公安处的两名干警奉命到省工业厅，要把在该厅工作的某总工程师抓回郴州处决。
黄克诚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要做好说服保护工作。可这两名公安干部怎么也做不通工作，非要将其抓走不可。黄克诚便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亲自出来会见那两名公安干部，向他们讲党的政策，讲俄国革命的历史。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后是怎样消灭白匪军的吗？当时城里的工人起义是成功了，宣布沙皇垮台了，可是沙皇的强大支柱——庞大的白军部队却退驻农村保存实力，随时都有卷土重来、重新占领城市的危险。要想消灭这些白匪军，红军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指挥作战的将领。于是他们把抓来的白军将领进行整编以后，让他们指挥打仗，最终消灭了全部白军，取得了革命的完全胜利。你们想想看，红军尚且可以利用白军将领指挥红军打仗，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地主出身的工程师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呢？那两名公安干部终于被黄克诚说服了。
1951年底到1952年秋，湖南根据中央指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运动一开始，黄克诚就作出指示：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民主人士，保护好知识分子，保护好我们的朋友。
为了避免造成冤假错案，他总是亲自和那些被认为是“老虎”的人谈话，以求弄清事实真相，不出差错。一次，他同准备列为“老虎”的省航运局局长详谈，谈完后，他告诉运动办公室负责同志：“他对我都谈清楚了，不要再查他了。”
陈钧是省工业厅副厅长，黄克诚一向认为他为人正派，是个好干部。可是，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告发为贪污分子，省委决定让他离职审查。审查结果证明，告发不实，完全是个冤案，陈钧虽在查清后，宣告无罪，但一经离职审查，他就难以回原单位工作了。对此，黄克诚深感歉疚。
当时，黄克诚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没有顾得上向陈钧当面赔礼道歉。30多年后，在提到此事时，黄克诚曾经自责说：陈钧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完全是因为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此事未办，心中很是不安。到北京后，他还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及：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贪污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到他的将来。
对于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黄克诚不仅在政治上信任他们，而且在工作上帮助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1950年6月，省政府机关筹集了一笔资金，准备盖一座省委和省政府共用的办公大楼，审批报告送到黄克诚那里，黄克诚却没有签字。他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后，说：“省政协民主人士多，知识分子多，老年人多，为了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方便，这笔经费应该先盖政协委员会大院，修省委和省政府的办公大楼，可以推迟一些时间。”后来，省政协人士知道了这件事，无不为之感动。
黄克诚在湘三年，把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变成了百业俱兴的新局面。
看到在自己辛勤的工作下，一个日益兴盛的湖南正在形成，当中央调黄克诚回京工作时，他甚至有点恋恋不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