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还是在这所学校执教，并担任该校的副校长。教学之余他把《萨迦格言》译成了汉文。现在也有《萨迦格言》的汉文译版，如果父亲当初同意出版，我想与现在的译本风格迥然，毕竟翻译是再创作，我的父亲有很深的国文底子和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再加上他对佛教的谙熟，肯定是经典的译作。后来我从他的残存的遗稿中发现，其实他涉猎的范畴很广，还把四书五经的一些章节译成了藏文，他偏爱鲁迅先生的杂文，把好几本鲁迅的杂文集子，译成了藏文。还有用汉文评点《红楼梦》的读书笔记。
有出版社知道他编纂《汉藏对照词典》之事，先后两次派专人来洽谈出书的事宜。都被有言在先的父亲一一回绝了，还是要等到他过世后再出版，不愿被名所累。可惜他的这一固执决定，使他呕心沥血一生的劳动成果顷刻间化为了乌有。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个破四旧呼声很高的年代里，父亲成了造反派实行专政的对象，为他冠以几顶帽子——反动文人、现行反革命分子、北洋军阀时袁世凯的爪牙、特务等罪名。父亲受到了批斗，也被赶下讲台。首先造反派破四旧，把父亲的书全部抄去了，当时用生产队的马车整整拉了五车，书就堆在大队院中央。大队的院子离我家只有二十几米之遥，父亲先是为书送注目礼，直到书逸出他的视线，他又攀梯登上房顶拄杖观望。他非常清楚这些书的厄运就是一把火，只见烟雾袅袅腾空而起，造反派们的口号喊得铮铮有辞，几丈高的火苗蹿起来。被火苗卷起的纸灰，像黑蝴蝶一样盘旋起落，像是为祭奠这些书，又像书的精灵轻盈曼妙飞走了。不知父亲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后来听阿妈讲，父亲从房顶走下来时，满面泪痕，脸色青灰，站在门口看着搬空的房子，像精神失常一样愣了半天才进屋。阿妈说她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我想这是父亲一生中的第二次劫难（第一次是被郭麻逼迫还俗）。父亲多年积攒的财富——《汉藏对照词典》的底稿，各种藏文经卷典籍，被父亲视为宝，被阿妈看做既不能吃又不能用的纸，化为灰烬了。这是父亲奉若神明的信仰彻底遭到了颠覆。我不想评估这损失对后世有多么深重，但我体会父亲当时的心情，我只能借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来表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涕下。”对于父亲的精神产品和精神财富的消失，这首诗最能恰当的注解他的遗恨、他的孤独、他的无奈、他的无助、他的困惑，让一把火烧得空空如也。好在父亲是个佛徒，他既没有疯，也没有自绝。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的处境是造反派招之即到，挥之即去，本来与社会一贯保持低调的他，更加消极，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隐于喧嚣疯狂的年代，隐于狂乱骚动的人群中。父亲特别钟爱陈氏太极拳，从年轻时开始作为他强身健体的主要锻炼项目，这一习惯坚持到他临离世前的一个月。他常年在学校的树林里打太极拳，造反派又拿这事揪尾巴，不得已，父亲只好改在屋子里。另外他也练气功、静坐，每当揪去批斗时父亲暗暗运气，造反派们抱着拳头抱怨说：
“这反革命的身体是石头，砸疼我自己的手了，最好不要轻易动拳。”
父亲也免去了许多皮肉之苦。
1974年我托回上海探亲的同事给父亲捎买了一件鸭绒背心，他珍爱如宝，直夸制造工艺的精细，我想他也大概回想起那个年代，他给我缝制的雕绒背心了吧。
看看这轻暖的背心，我也想起了那件雕绒背心，浑身漏毛的滑稽状，给我那苦难的童年增添了喜乐的元素。
这件现代版的鸭绒背心，陪父亲度过了最后的岁月。父亲一直有一种羽绒情结，他叹服的是绒毛脱臭技术和细密的面料加工。我买这件鸭绒背心，算是还愿了父亲的这一情结。这使他有生之年仅有的微薄的奢侈享受。
1978年，父亲走完了他坎坷悲苦遗憾的一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临终的遗言是要实行天葬。这既让我们感到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对于一个汉族人来说，落叶归根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可作为佛徒，他完全接受了藏传佛教中提倡的完成人一生最后一次“布施”的训导，体现了他对生死的超然和达观的态度，那就是把自己的肉体献给神鹰，让灵魂回归苍穹回归大自然的生死观。
几个月后为父亲昭雪平反的文件下达了，遗憾的是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1980年我到父亲的故乡探亲，见到了许多亲戚，叔叔告诉我，当年那位崔家小姐也是1978年去世，比父亲晚几天。由于出身不好，在那个阶级血统论的年代，受尽了磨难，一生过得凄凉悲哀。
新中国成立后，久美被寺院派往青海塔尔寺深造学习经文，路过西宁，找到了救命恩人的家人，看到了马海龙年迈的老母亲和妻儿，全家人抱住久美哭成一团，他们把对马海龙的怀念都转注在久美身上，马海龙的老母亲一再说：
“看到你，就像见到了我的乎塞（马海龙的小名）。”
他们一直保持着往来关系。
巴吾新中国刚成立那年带着他一生的愧疚和良心的折磨离开了人世。
那个机智勇猛的本玛头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当地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致死，常去陪斗的是父亲，父亲每次回来对阿妈说造反派怎么打他都不吭声，反而激起了造反派更疯狂的殴打，在一次批斗会场上活活被打死。
洛尕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禀性难改，动摇不定，见风使舵，玩两面手段，投机钻营，被人们嗤之以鼻，既没有被专政，又没有被造反派吸纳到阵营，他们知道洛尕的历史和为人，所以把他拒之门外。他一直活得无尊严，七十年代患病去世。
刘英，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留用他，可他反动的本性不改，解放军一级战斗英雄因受伤复员。在学校任校长，刘英胆大妄为实施了暗杀活动，事情败露后被投入监狱。
千户王，新中国成立后任自治区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戴了帽子下放劳动，七十年代初病逝。
王权，新中国刚成立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跟随部队去解放西藏，在昌都战役中立了奇功，是我们同学中最值得让我们骄傲的一位，“文化大革命”初期迫害致死。当时，他已经官职很高，是那个人妖不分、是非混淆的年代摧毁了他，动乱结束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次成最终成为了一个藏族学者，特别在教育界很有建树。“文化大革命”中他受了哥哥的牵连，下放到社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如今他儿孙满堂，过着安康幸福的晚年生活。他那显赫的家族已成为历史。只是他的后代启用了家族的姓氏，也算是精神上的归属吧！
卓尕孤身一人，从未婚嫁，五八年因小郭麻百户出逃后，她这家奴才真正得到解放，获得了人身自由。她收养了一对兄妹孤儿，把他们抚养成人，送上了工作岗位，八一年去世。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抵触情绪很大，说了过激的话，也就是反动话，被投入监狱。在狱中，我碰到让我日思梦想的昂旺百户的小女儿——卓玛，出狱后我们结为夫妻。这是一桩今世有缘的乱世姻缘，我们是一对恩爱的“黑夫妻”，共同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这得益于卓玛那位料事如神的父亲。
造反派想出卓玛的洋相，把她发配到牧场，她自如地干着各种牧活。这让造反派很失望，又把她押到田间地头，农活样样干的得手，想看热闹的人们，反而佩服起她来。于是阶级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忘了她的身份，群众关系越走越近。空闲时，卓玛为人们裁剪缝衣，分文不取，结下了好的人缘。接受的批斗，少而少之。
石久百户不了解解放军，认为与马步芳的兵没有区别，与解放军交火，他的妻子在后方难产得到解放军军医的医治，母子平安。老父亲派人送来消息后，他立即放下武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旧账重提抓到监狱。落实政策后，任县政协委员、人大主任，现在已退休。
据有人讲，陆阕在解放军到达那天出逃，人们在西藏边界发现了与他一块逃亡的团长的尸体，估计陆阙是想独吞钱财起了歹意，总之那么多的钱财是个祸端。听人们说，陆阙首先潜入西藏，再逃到印度，几经辗转到台湾，向他的军统头子毛人凤报到去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了信仰自由。曾被马家人烧毁的同切部落的寺庙，国家批文重建，寻访到的转世活佛，正为修建好的寺庙里没有供奉的佛像法器发愁。一天夜里，活佛做梦，梦见遗址的废墟里埋着许多佛像法器，他派人到废墟上去挖，果然挖到了佛像法器，有几件，还是镇寺之宝。这就是当年同切部落的老管家在寺庙遭到灭顶之灾是抢埋的那些法器佛像。
小公爵被送回父母身边后过着优雅富足的生活，西藏和平解放后他毅然决定参军，部队保送他到民院院校上学，毕业后他转业到地方，要求回到此地工作，得到了他爸爸的理解支持，娶妻生子。前几年曾两次出国探亲，他的四个哥哥都定居在美国和瑞士，希望他留在国外，可他每次都拒绝了，去年患肝癌去世了。
喇嘛昂嘎神秘失踪，寺庙的人们发现他不见踪迹已是十几天，都认为他在闭关修行。后来，他们找父亲问询这蹊跷的事，父亲不假思索的告知：“活佛升天了。”其实活佛圆寂了。像这样的高僧大德圆寂，不着痕迹，不见肉身，这是虹升。
以前逃亡到异国他乡的人，现在陆续回乡定居探亲，他们是漂泊久了，想回到梦魂牵萦的故园。
值得让牧区农牧民群众拍手称快的是国家已实行了免征农牧税的政策，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这与以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代生活风潮不断涌人，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加快。
至于飞机场，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国家投入资金，修建了飞机场。现在，飞机成为了来这儿观光旅游最便捷的交通工具，高山深处的人们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精彩的世界，外面的人们来看这片美丽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完稿于2007年
修改于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