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并不确知图书馆联盟首次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但对于我国图书馆界来说，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它都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毫无疑问，图书馆联盟的思想基础早已存在，那就是我们一直提倡的图书馆合作精神。在合作中生存和发展，是图书馆界广泛接受的理念。而图书馆联盟这种合作组织形式，正是这一理念在当前环境下的体现。图书馆合作的精神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末，图书馆便致力于改进服务方式，以满足用户的需求。而在国际间广泛开展图书馆合作，采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开始采用联盟的形式，即几个关系紧密的图书馆结成同盟来进行密切的馆际合作活动。此后，联盟活动在美国持续发展。20世纪60年代，受信息技术在编目工作中应用的启发，图书馆网络的概念得到了各国的关注，许多国家相继建立全国性、地区性或行业性的图书馆网，逐步实现联合编目和馆际互借。到了90年代，图书馆合作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图书馆联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以电子资源的联合采购为先导，并渗入图书馆活动的许多方面，成为20世纪末图书馆界应对新型出版方式、缓解供需矛盾、改善自身服务的重要举措。美国的图书馆联盟活动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发展，并在新的形势下不断改进，仍然走在世界的前端，产生了许多闻名世界的图书馆联盟典范，如计算机联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东北研究图书馆联盟（Northeast Research libraries，NERL）、俄亥俄州图书馆与信息网络（Ohio LINK），等等。中国的联盟活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家的扶持下，以国家项目的形式产生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江苏省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JALIS）等联盟，近几年来发展迅速，效益显着，带动了一批民间联盟组织的产生。而1997年的国际图书馆共享联盟联合体（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Library Consortia，ICOLC）的成立则为图书馆联盟的建设揭开了新的一幕。
虽然每个国家的图书馆联盟在建设的背景、发展的历程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每一个图书馆联盟也都有各自形成的独特原因。但它们的形成背景和基础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图书馆联盟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
（一）图书馆合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方便、及时地获取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同需求，而图书馆正处于这种需求的最前沿。但在现代社会，学术的繁荣、信息的激增、出版业的勃兴等等，使任何国家的任何图书馆都不能单靠自己来满足用户的需求，而必须通过各种规模和范围的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来满足用户的需求。长期以来，图书馆界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实践图书馆之间合作和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并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图书馆联盟就是在这种探索和实践中产生的。图书馆合作这一必然趋势虽然因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和面貌，但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社会大背景，并不因各自环境的差别产生本质上的不同。这实际上也是由图书馆活动本身的特点和性质所决定的。
（二）图书馆联盟是实现图书馆合作的有效方式
图书馆联盟这种组织形式最早产生于美国，发展最成熟的也是美国，其他国家也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虽然各国的国情不同，模式各异，但近年来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图书馆联盟这种组织形式。美国被称为“图书馆联盟之乡”，联盟数量多，类型多，发展成熟；我国的不少图书馆经过协商，在同一系统或同一地区内陆续组建了各种合作组织，探索馆际合作的新途径。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已对图书馆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通过联合目录及合作文献传递服务在图书馆之间共享现有的实体馆藏资源。馆际互借是图书馆之间早已采取的合作方式，图书馆联盟仍把这项任务作为最基本的服务之一。有悠久历史的联合编目，现也成为联盟的一项基础性活动和服务。这两项联盟的基本活动切切实实地为实体馆藏共享提供了保障。
其次，通过成员图书馆之间的相互合作降低成本。联盟成员之间分享经验和各种资源，并分担面临的经济风险。典型的方式是联盟作为成员图书馆的代理与书商或其他信息提供商谈判，获取较多的优惠采购折扣，而这是单个图书馆所难以做到的。
最后，发现和解决由于信息技术发展而带来的问题。比如，图书馆联盟在电子图书和期刊的出版、定价、版权、合理使用等种种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上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三）新的因素为图书馆联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虽然各国的图书馆合作活动在兴起时间、方式、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其发展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图书馆界面临的背景、问题、影响因素越来越相似。
1政治与经济环境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战略联盟与合作是组织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趋势。随着政治和经济竞争环境的急剧变化，战略联盟作为适应环境变化的新型竞争方式正在全球形成。战略联盟被称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组织创新，由于它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因而国际战略联盟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而出现的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盟、经济联盟（比如欧洲联盟、非洲联盟等）以及大量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尤其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反映了这个时代社会发展、组织形式改变的一种新思路和新趋势。日本着名管理顾问大前健一宣称：“我们进入了联盟时代，只有通过联盟，公司才能找到全球市场所要求的资源。”战略联盟带来的巨大效益，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变革，对其他社会机构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2图书馆的压力
20世纪90年代，图书馆面临着不断增加的用户需求、飞速增长的出版物数量、高涨的学术期刊价格和迅速的技术更新等压力。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高等教育领域内的营利供应商迅速发展，导致了激烈的竞争和教育机构削减开支。而高等教育本身的经费也在日益下降。在美国，公立高等院校来自政府的经费不断下降，私立大学由于市场压力不得不限制学费的增长。教育机构之间经费的竞争导致了图书馆经费的下降和严重不足。经济压力迫使图书馆必须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在中国，情况也大致相似，图书馆经费的上升与各种开支的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图书馆的实际购买能力不断下降，科研的发展对文献保障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种种事实使各国图书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应对。在这些情况下，既要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又要努力降低各种成本，图书馆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成为一个不二的选择。
3技术要素
电子出版物、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又为馆际合作和资源共享带来了新的课题。在过去，阻碍图书馆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距离产生的不便使得联盟难以建立和维系，而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则排除了这方面的障碍，分布式的信息系统为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各种通信技术为文献传递提供了新的手段。另一方面，电子出版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电子图书和期刊成为一种新的媒体形式，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极大冲击，也引起图书馆界的瞩目。与传统纸质印刷品相比，电子出版物使用方、传递迅速、便于检索、节约空间，显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一方面电子出版物的价格并非人们预想的那样低廉，另一方面使用电子出版物也需要较多的技术支持，许多问题能通过合作才能较好地得到解决。
4市场因素
从20世纪90年代起，传统纸本期刊涨价已经愈演愈烈。许多图书馆，特别是高校图书馆只能采取“弃书保刊”或其他策略来努力维持其核心馆藏。与此同时，一部分经费用于购买相对便宜的电子出版物。但出版商和数据库提供商通常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其唯一目的是获得利润。他们往往将各种电子期刊数据库捆绑销售，并且制定比较严苛的许可协议，给图书馆的采访和馆藏发展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面对电子出版的商业垄断，图书馆还面临责任义务和影响价格政策、知识产权法等深刻影响社会和图书馆发展的问题。向信息提供商施加压力，降低信息产品价格增长率，甚至参与改变和创建崭新的学术交流模式，这些目标也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实现。
（第四节）数字图书馆联盟
一、数字图书馆联盟的概念与发展
数字图书馆联盟是新时代数字环境下图书馆联盟功能的进一步继承与发展。传统图书馆联盟发展于上个世纪60年代，它是为了实现图书馆间的文献互借、文献传递、目录共享、参考咨询等相互结合成的协作组织。数字图书馆联盟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它是为了适应数字环境下图书馆生存的需要，伴随着数字图书馆的规模化建设而产生的。数字图书馆联盟突破了不同图书馆在数据库结构、工具平台方面存在的差异，借助各种方式对本馆内外的数字资源和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进行整合建设，实现优势互补。因此，简单地讲，数字图书馆联盟就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由信息技术与网络来联合不同地域、不同结构的数字图书馆，促进各成员馆对数字化信息资源的联合建设、存取与利用的数字图书馆组织协调机构。
数字图书馆联盟最早出现在美国，此后在国际上得到了比较繁荣的发展，诞生了一系列数字图书馆联盟。在美国具有代表性的诸如环太平洋数字图书馆联盟（Pacific Rim Digital Library Alliance，PRDLA），它是一个跨国开展数字图书馆合作研究计划的组织；美国数字图书馆联盟（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DLF），1995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图书馆及美国国家档案记录局等联合组织的，2004年英国图书馆作为DLF第一个境外成员馆加入了该组织；Dspace图书馆联盟（Dspace Federation，Dspace），是在原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与Hewlett Packard实验室合作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吸收美国其他六所大学图书馆而建成的。在欧洲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图书馆联盟中，发展早、规模大的当属“G8数字图书馆联盟”（European Commission Group 8 Global Inventory Project），该联盟于1995年5月由欧共体七国集团（G7）组成，后来俄罗斯的参加使得G7变成G8，该项目的目标是从现存的数字化项目中组织一个大型的人类知识虚拟馆藏，通过网络为广大公众服务。而在我国也成立了数字图书馆联盟。2000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成立了中国数字图书馆联盟，科技部成立了虚拟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2001年，成立的有国防科工委所属院校图书馆联合体、上海高校网络图书馆。2002年，成立的有中国教育科技数字图书馆（CERDLIB）、中国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CALIS发起）、河北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等。李富玲、卢振波：《数字图书馆联盟》，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2），11～15页。
二、数字图书馆联盟的组织与管理
明确数字图书馆联盟的组织与管理，是保证数字图书馆联盟发挥职能、行使权力的重要条件。数字图书馆联盟的组织形式主要是通过签署合作协议而形成的，它是虚拟的组织。也有部分数字图书馆联盟发展成为实体公司，拥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目前，美国数字图书馆联盟DLF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包括了美国、英国的40多家研究图书馆和相关机构。其组织与管理日趋稳定成熟，具有一定代表性。在此以DLF为实例，阐述国外数字图书馆联盟的组织与管理。
（一）联盟的组织机构与管理职能
DLF数字图书馆联盟衍生于美国图书情报资源委员会（CLIR）的一个资源项目，在行政上目前仍然接受CLIR董事会的领导。DLF的组织机构与管理职能如表5-2所示。
（二）联盟成员管理
DLF为保持联盟内部的各方关系的平衡，从六个方面制定了详细的组织原则，包括：鉴于组织未来动态变化的不确定性，联盟成员确保相应的变化；DLF意味着灵活集中的领导与管理；DLF的使命是促使分散的数字图书馆的联合与发展；新加入的合作伙伴必须确保DLF在未来数字图书馆领域发展的领导地位；成员单位必须保持其系统结构与DLF之间互利渠道的开放与畅通；DLF需要来自其他机构团体所提供的数字图书馆服务。因此，在上述组织原则的基础上，DLF把成员单位划分为两类来进行管理：一类是联盟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它在联盟的指导委员会中有一席之位，并且有权通过广泛的研发、信息共享、项目规划等形式来指导与发展DLF联盟项目。战略合作伙伴的申请条件包括：第一，符合DLF所界定的数字图书馆工作范围。第二，确保通过提供技术人员或采用其他手段促使DLF在未来数字图书馆发展中保持领先地位。战略合作伙伴目前包括了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相关机构等。另一类是动态联盟成员。虽然在指导委员会有职位，但是“有发言权，无投票权”。例如，各种信息技术提供商，RLG ，OCLC、出版商、商业及非营利性组织等。这种联盟成员既可以保持合作，又相互独立（不会动摇DLF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他们与DLF之间以多种关系联系在一起。
（三）联盟资金管理
联盟的资金筹措来自于战略合作伙伴的会员费用，DLF的投资基金。其中，战略合作伙伴需交纳每年2万美元的会费用于联盟的管理，还需交纳2.5万美元的DLF五年投资基金。进入DLF就要制定用于支付 DLF投资基金的财务计划。联盟投资基金一部分来自成员单位，一部分来自外界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