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勃勃的现代主义并未能如愿以偿地取代现实主义，而有辉煌历史的现实主义也终于不能无视现代主义的客观存在，这似乎告诉人们，过去那种由某种主义、某种创作方法和思潮称雄文坛的局面难以重现。飞速发展、日益复杂的现实生活，为各种不同倾向的文学竞相献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自然，中国有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文学有自己的具体使命，然而，中国现代文学既然是20世纪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就不能对这种变化漠然视之。中国现代文学一经诞生，就肩负着如此重大的历史责任。它既要弥补历史的缺憾，又要面向未来；既要民族化，又要现代化；既要走向世界，又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这些“双重”的任务，这些矛盾的要求，决定了中国现代新文学，不能把任何一种既成的文学样式（即使它已达到顶峰）当作完美的模式照搬和膜拜，照搬膜拜就意味着步人后尘，就难免削足适履。出路只能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尽量吸收人类（自然包括本民族)文艺发展业已提供的有用成果，“汲取他人的精粹化为自己的血肉”（茅盾语），使文学在深刻地充分地反映生活和深入地表现人的精神世界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并在此过程中自然形成文学倾向、文学思潮的兴衰消歇、相互推进。
这样才能在弥补历史的缺憾与走向未来之间打开一条通道，使旧的缺陷的克服与新的文学的建立成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并避免在宏观上造成对旧的缺陷的克服又产生新的偏向的被动局面。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理应是客观再现和主观表现不同艺术倾向并行不悖，各执其“责”，而又相互渗透、相激相荡地演进。任何人为地扬此抑彼，都将在实际上有碍于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民族化。这绝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推理，它同时是一种历史必然。虽然，历史有时是跳跃式地曲折地前进的，历史的进程和逻辑的进程不一定处处绝对吻合，但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中国现代新文学的诞生，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逻辑与历史的本质统一，其中“五四”时期的文学面貌，可以说是历史与逻辑的完全吻合。
1918年5月，一篇“格式特别”的日记体短篇小说震动了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也开始划出一个文学的新时代一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是颇具深刻历史意义的文学现象，它带有相当的先兆性。这篇主观表现意识极强的惊世之作，一改近代小说那种着重记录“怪现状”、使丑恶“现形”的创作模式，以空前的反传统的姿态、异常强烈的精神力量和近乎怪诞的表现手法，发出了彻底反封建的战斗呐，这样一篇蕴蓄着“象外之旨”、“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作品，虽受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启示，却又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学的特质和美学追求作品充溢着由意识到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矛盾、痛苦、愤激和反抗情绪，又充分体现着作者面对现实、执着和肯定人生的理性精神和崇高理想，同时又使得主体的内省经验、直觉、独创精神得到充分发挥和显现，情感获得充分自由的抒发和表达，而读者对它的心领神会和发生共鸣，说明侧重“表现”的文学，在与现代意识结合用以表现现代社会生活、表现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它也预示着，中国文学中重表现的特质并未被摒弃，而是以冲破传统思想和手法的姿态出现，带着从未有过的解脱感，开始谱写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新的主观表现文学的一页。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在对现实的真实反映中，在对典型环境的描绘与典型性格的刻画中，体现出一种站在时代高度，对现实作出历史性评判的伟大精神，洋溢着一种敢于彻底否定又勇于探索追求的变革力量，这使得中国客观写实的作品又具有了一种近代文学难以企及的深广度。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伟大的奠基者，他的意义不在对侧重客观再现和侧重主观表现本身分出优劣，而是标志着一代冲破传统思想和手法的文学闯将的出现，代表着一个新的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鲁迅的创作带有相当的先兆性，主要是指，整个“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学的创作，作为现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它在本质上也是这样合规律地发展演变的。即：一方面是以文学“为人生”，反对“瞒”和“骗”为主旨的客观再现文学倾向的形成发展；另一方面，是以侧重表现人的真情实感和时代精神为特点的主观表现文学倾向的别开生面。前者偏重反映客观真实，后者偏重强调内心真实，二者相反相成，相互渗透，共同标志着这一时期新文学的独异风貌。组织松散、目的笼统的文学研究会，能率先在文坛形成强大势力，并影响一批艺术倾向相近的社团，主要在于它们“为人生”的明确主张，反对把文学当成消遣游戏工具的严肃态度，以及面对社会现实的理性精神，代表着一股现实主义思潮的兴起，一种以侧重客观再现为特征的文学倾向的出现。他们，连同“新潮”作家群、稍后的“乡土作家”，以及包括鲁迅等在社团之外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因其在对封建旧文学观念彻底否定的前提下，重新认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强调“客观”“再现”，所以，较之以往一切强调写实的具体主张，它更带有深刻的超越历史局限的性质。当时他们把真实大胆反映社会人生问题，推到疗治传统文学的“瞒”和“骗”的顽症这样的高度，把能否真正做到看取并且写出人生的血和泪，视为新旧文学的根本区别。这种主张和实践的深刻性与尖锐性，使得中国以往的许多诗话、文论显出它们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同一道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其意义不仅在于一个新的社团的出现和对垒，而标志着一种新的主观表现文学思潮和艺术倾向的勃兴。在这里，艺术倾向“大于”文学社团的现象更为明显。面对彻底反封建的基本任务，适应人性解放的历史要求，不同阶级不同思想意识的作家，都有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主观感受，有个人独特的表现内容和表现角度，发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我们将在后面对这一繁复的文学倾向作具体的分析，这里先作总体特征的把握“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确曾出现过由不同思想和感情层次所构成的、以不失个性特征为特点的主观表现文学思潮，它以不同于再现时代面貌的方式表现了时代特征，体现了个性解放的典型的时代精神，由个体化审美感受最终体现了群体意识。在这股思潮中，创造社诸作家尤其是郭沫若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们不仅以对丰富的主观情感和强烈感受的表现，使个性解放时代精神的弘扬达到极致，把新旧交替的历史气氛作了充分渲染，而且带着一种面对现实而又不执着于现实的“超脱”感，带着挣脱传统羁绊大胆袒露人的真情实感的赤诚，打破了传统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文学（美学）观念，使得中国文学在表现人的主观情感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强度。
“五四”新文学，惟其是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两种文学倾向的共同发展，是现实主义同其他“主义”的相互消长，才满足了时代的需要，才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文学在打破传统文学大一统的局面后，向“多”的方面发展的新气象。“五四”新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它的重大意义、它的合逻辑合规律的发展，也正在于它使中国文学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使文学以正视现实、面对生活和关注人生为轴心，形成多样发展的局面，在反映客观现实和表现人的精神世界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一内在原因也决定了，当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正在兴起的现代主义三种外来文学思潮，虽然在中国同时产生着影响，但它们并非是依次重演或三足鼎立，而是分别适应了中国文学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不同文学倾向的现实需要，从不同方面促进了中国文学对历史缺憾的弥补和向世界文学发展大趋势的接近。
“五四”高潮过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向有了新的变化，明显地显示了这种变化特点的，首先在1923年以后，“五四”新文学的小说创作方法，由主观转向客观，由个人感情生活的狭小天地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而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表明，这种转变又是一种先兆。大约在20年代中后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艺术倾向和创作面貌开始发生整体性变化，重客观再现、尊崇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观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文学总体面貌逐渐呈现出与“五四”时期迥异的格局。这一转变有现实的依据。比如，随着“五四”的落潮，个性主义社会思潮退居次要地位，人们对个性、个人与阶级、民族整体关系的认识发生变化，以尊重自由、尊重个性为特征的主观表现文学，不再有“五四”高潮期那样强大的社会思潮相结合；“五四”后仍然黑暗的现实使人们的精神变得更加现实凝重，素以对现实社会的揭露批判见长，更多蕴含认识价值和思想内容的客观再现倾向的文学，更容易得到发展，等等。这些都构成了现代文学进一步发展演变的新的具体条件。然而，也正是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人们对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文学倾向本身的特点及意义的认识开始发生偏差。这突出地表现在“五四”之后两个重大的文学史现象中。
其一，主观表现文学倾向发生重大变易和转折，与人们认识上的偏颇密切相关。前面说过，“五四”时期主观表现文学思潮的兴起和这种艺术倾向的形成，与个性主义社会思潮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一思潮这一倾向所具有的意义，不仅在于表现了时代精神和个性主义情绪，而且它把中国主观表现倾向的文学水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使其真正具有现代意识。作为一种充分反映人的真情实感和自觉意识、充分体现作家艺术个性的文学倾向，主观表现倾向文学虽因个性主义的高扬而春风得意，却不应由某种社会思潮的失去地位而烟消云散。这里的关键是，主观表现绝不简单等同于“自我表现”，不只与个性主义相关。然而，随着“五四”的落潮，那些崇尚主观表现的作家，确曾面临过这样的一个课题：主观表现文学是否还有发展的必要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两种政治倾向、思想意识和文学观念不同的作家，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但都有偏向的回答。以郭沫若为代表、包括创造社和后起的太阳社的一部分革命文学倡导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一方面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认为“群众已登上了政治舞合，集体的生活已经将个人的生活送到不重要的地位了。
由尊崇个人、个性转向强调“群体”、“整体”。另一方面，他们依照欧洲文艺思潮的演变进程来推断，认为“尊重个性尊重自由”的“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而在欧洲的今日的新兴文艺，在精神上是彻底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这种文艺，在我们现代要算是最新最进步的革命文学了。”由此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而且同时是反抗浪漫主义的便是革命文学。”(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他们的这种认识，不但把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人为地划为最新最进步和过时的文学，而且赋予其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得写实主义从此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成为同义语，而浪漫主义竟与“革命文学”势不两立。伴随着这种认识，他们否定了包括他们创作在内的“五四”主观表现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也否定了“尊重自由”、“尊重个性”的文学观念，开始“重造”新的文学运动。（在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稍后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以及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中，都表现出这种意识倾向曾经把中国现代主观表现倾向文学推向新水平的创造社作家，这种“义无反顾”的举动，这种与“革命文学”的倡导结合起来的新的意识追求，对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趋向和理论演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郭沫若等不同，当时另有一些作家，对主观表现文学作了肯定的回答，如象征诗派、新月诗派、周作人等。但这些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认识更令人遗憾。这就是，他们本来就认为文学只是作家的“自我表现”，是个人情思的表现，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他们的表现对象仅仅在心境。这种观念的问题不在于强调了主观表现，而在于误解了主观表现文学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局限了它的表现内容，贬低了它在展示人的复杂内心世界与现实的深刻联系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这种观点及其实践！又从另一方面严重限制了主观表现文学的充分发展。
其二，20年代中后期的又一个重大文学史现象！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成就的贬损和否定。当时一些“革命文学”倡导者对浪漫主义的否定和现实主义的尊崇，并不是建立在对新文学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相反，他们的一些新主张，使得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刚刚形成的一些新的文学观念面临严峻挑战，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也以新的价值判断标准被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为新文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作家一鲁迅首当其冲，茅盾紧随其后，包括叶绍钧郁达夫、谢冰心等在内一受到了苛刻的批判和否定。特别是对《呐喊》彷徵的否定，充分反映出由于批评者对鲁迅及其作品不认识、不理解而产生的偏见和固执。他们的不公正的指责，并不仅仅是某些批评者的意气用事或一己之见，更反映了当时一些革命文学倡导者对现实主义的认识理解水平。当他们离开具体现实而抽象地谈论“时代精神”时，鲁迅对时代本质特点的揭示、对生活的独特发现，被看做“个人主义思潮”的表现，当他们离开中国文艺的现状而谈论“文艺思潮”的转变时，鲁迅小说所蕴含的真正的现实主义特征、尤其是它能动地反映现实的长处，反倒成了缺点。他们不能认识到，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五四”时期一般写实主义理论的实践，更重要的是对它们的突破一对那种把现实主义简单理解为模仿、记录现实的观念的突破。这种不认识、不理解，突出地反映了一些把写实主义与革命文学画等号的理论家，对现实主义的理论认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文学革命中现实主义业已达到的水平，他们所忽视所否定的，恰恰是现实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作家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在对写实主义的提倡中，一种落后的有局限的艺术理论与显得进步的思想意识追求开始结合，机械反映论露出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