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个时期人格观念变化的内容还包括：第一，自我人格意识被淡化。自我与阶级民族整体的交融，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是人格观念中历史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而不是对它的根本背离。亦即，评价人格优劣高下的“历史的”尺度，在当时表现为对个体在促使历史进步的政治斗争阶级和民族斗争中的精神追求和行为规范的具体评价。由此决定着这个阶段人格意识在实际上不是被淡化了，而是强化了，斗争的尖锐严酷更需要先进健全的人格精神人格力量的弘扬。而所谓政治立场阶级觉悟、斗争精神、革命意志等等观念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本来就包含着强烈的伦理道德的意蕴和人格要求，只是表现形态不十分明显而已。后来，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许多以政治斗争、阶级较量和民族革命为历史活动舞合的人格范型，都带有这种时代的印迹。第二，20年代中期后人格观念的嬗变，还表现为不同人格观念之间矛盾冲突的增强。这在30年代尤其明显。这些冲突，发生在不同的层次范畴，并具有和封建主义影响之间斗争的性质。
在战争年代，它集中表现为面对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是提倡历史的参与意识还是鼓吹“超脱”意识，是为了群体利益牺牲个体利益还是游离于群体之外，或者明哲保身，“经营自己的园地”甚至苟且偷生。人格观念上的这种冲突不但在当时的现实中异常尖锐和普遍存在，而且在文学中有着清楚的反映。再如，从哲学、文化背景与理论基础的角度而言，则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与其他思想观点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当时又表现为具体的历史的人格理论与脱离历史实践的抽象人格理论之间的对立。此外，冲突还包含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因素，以及个体因素。自然，这种种冲突在2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之间，始终不是平分秋色的对抗和长期的对峙，而是由历史特点、传统影响等因素所决定，特别是以政治形势的变化为外力而使其在总体上不是走向多样而是趋向“一致”，终归以坚持社会本位、利他、“奉献”、注重协调等等为人格取向和准则的主体。这成为20世纪中国人格特征的最主要的方面，也内在地影响着这个时代文学的风貌。
第三次嬗变，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这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而悄悄兴起的人格观念的“革命”。70年代后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思想上的正本清源，为人格意识的真正恢复和人格尊严、人格权利的重被尊重创造着客观条件。而这个时期的文学（以“伤痕文学”为特征）及时敏锐地反映着这种变化和动向；同时因为文学独特而深刻地触及“人格”这一中国人非常敏感的深层意识，也为文学自身赢得了声誉。以《班主任》为标志，那一时期文学中凡有深度和独创性的人物形象，无不显示出作家对人格及其形成原因的剖析的努力。或许，有些作家在主观上对此并不十分自觉，但客观的结果却同样证明着人格问题在当时已不可回避。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哲学热”、“文化热”、“观念更新热”、“寻根热”等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的更迭，人格观念实际屡被触及。对于人与历史、人与现实、人与文化、人与自然等的“反思”，常常最终把焦点集中在中国人的人格、国民性格方面，从而对一些素被尊崇的人格观念、人格准则提出了质疑，或者进而批判、否定。不管人们将对此作出怎样的进一步的评价，这些现象却已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在这种背景上，人格观念的嬗变在文学领域得到特殊的反映，并且影响到文学自身面貌。
其一，“人格”在被赋予新的含义和受到普遍重视的前提下，出现了人格取向、人格准则、人格权利和责任等方面的意向交错甚至悖逆现象。如“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东方女性”，其人格美既可以是“仁爱”、“忠恕”、“怨而不怒”的传统美德的体现，也可以是充满竞争意识和独立精神的张扬……这些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当然也有社会效应与审美价值分离、作家创作个性等等方面的原因，同时也与作家的人格观念、人格价值尺度的不同有密切关系。
其二，人格观念中道德意识的淡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的增强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观念意识。传统观念，包括本世纪以来形成的一些“新”传统观念受到了冲击，其中道德观念受冲击尤其剧烈而深刻。这直接影响到文学中人格准则，特别是其道德层面的把握和展示。一个时期内把“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规律”直接引入文学领域，用以解释文学中历史与道德相冲突、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相矛盾的现象，这种观点的出现和引起讨论有现实依据和必然性，它在客观上也与人格的道德意识的把握相关联。
其三，中国传统人格理论与西方人格理论的冲突。譬如，新时期文学界，在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中，作家队伍中因年龄层次的不同而出现的创作意向不同的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举出许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作家心灵深处“人格”意识的区别。中老年作家就大致情况而言，在对人的思考和进行人格评价中，中国传统的东方伦理型的人格理论和意识要多一些，或者说占据主导地位而青年作家，在他们的“现代意识”中包含有较多的西方现代“科学型”人格理论和意识观念。他们之间的区别，不仅表现在“什么样的人格才是合理的人格”的问题上，而且还存在着“以什么为核心建构的人格才是健全的现代人格”的实际上的争议。这在具体的创作上便有侧重强调个体意识还是群体意识、利他还是利己、追求现代意识还是保持传统美德等等的不同意向。当然，“年龄”层次上的这种现象并不仅仅说明东西方人格理论的冲突；反过来，这种冲突也并不只表现为这一种现象。
其四，人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多维，增加了“理想人格设计”的难度。新时期的文学，打破了过去偏重从政治伦理的单一角度确立人格准则、设计理想人格的状况，这有利于文学与现实人生关系的进一步束紧，也有利于塑造新时代的人格形象。但是，在打破旧的格局、设计新的理想人格的时候，人们面临着多种观念的冲击、影响和多种选择，加上处于变革时期的社会特点，使得“理想人格”的标准不易确立，现实性、真实性与理想性、超越性的关系也难把握，所以，像过去那种能为社会和公众普遍承认的、相对稳定的理想人格便难以出现。新时期文学在稍后的发展中，不再有对“新人”、“理想人物”、“英雄人物”的大力提倡，也难有同样的人物形象的出现，或者“理想人物”难以经住时间的考验，除过社会思潮等原因外，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作家难以有社会和自我确认的“理想人格”作为价值坐标和支点。
文学中的人格观念在现代的嬗变，除过“人格”内涵的实质性变化外，还因现代中国文艺的总体风貌和格局的变化而有外延的变化。第一，随着中国文学由传统的侧重主观表现向侧重客观再现艺术倾向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向至新时期重被打破），由重写意向重写实的变化，人格在文学中的体现方式和途径等有了重要变化。现当代文学中的“人格”，已不再仅仅是作家自我人格的一种流露和体现，而已转向人物形象典型的客观塑造中，这与中国传统文学史上的诗词散文占据“正宗”地位，人格意识在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新文学中关于“形象”、“典型”等概念的理解，“理想人物”、“英雄人物”、“中间人物”和“正面”、“反面”人物的塑造，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性格”的再现，而实际上是按照一定准则和价值标准对人格模式的“再造”。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当代文学中“人格”概念所确指的对象的范围，不仅包含“人物形象”、“典型”等，而且其重心也早已向人格方面倾斜。这与文学功能、文学观念、创作手法、表现对象的变化相联系，也为整个文学格局和艺术风貌的变化所决定。当然，这种变化，不与作家个体人格在文学活动中的体现相抵牾。
第二，与上述创作中的现象相联系，文学批评中“人格”标准的运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几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所运用的一些术语概念，诸如“典型形象”、“典型性格”、“性格特征”等等，人格模式的区分归类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甚或可以说，“人格”意识是其核心而所谓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则与个体人格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人格模式意义的问题直接相连。这种变化是文学中人格观念嬗变的一种反映，也是批评视角变化的一种反映，又是“人格”概念外延在文学中的一种延伸。它在中国新文学批评史中有重要意义。从二三十年代茅盾对鲁迅等人的作品进行评论时所用的概念术语和所取的角度（如“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灰色人生”、“精神胜利的法宝”等），到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的批评界的变化，可以说，批评者“万变不离其宗”的深层视点正在于“人格”而不是一般的“性格”或其他。亦即，对作品意义和形象价值的评定，总是以一定的人格价值标准（通常是能为社会公众所普遍承认和接受的标准）为核心标准和尺度作出判断和定性。而“性格”往往被视为是“人格”的一些“外部”表现形态。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与古代相比，人格意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仅概念的内涵有了重要变化，而且其外延也有变化；它不仅体现在创中，而且已渗透于文学批评中。不管以前的认识如何，人格观念对文学的影响作为客观存在今天已不可否认。因此，把新文学中的人格问题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把“人格”意识明确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对于进一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质及历史地位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进而，我们还应历史地客观地回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到底塑造着怎样的中国人的人格和怎样地塑造着中国人的人格，铸就着我们民族怎样的灵魂？
“理想人格设计”概观
以“人的发现”为其深刻变革动因和真正开端的中国新文学，不管它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是否始终自觉地把人的问题作为中心课题去思考和表现，它的全部历史和成果，在客观上却已成为体现着20世纪中国人生景观的生动具体的载体。其中极有研究价值的方面就包括了文学对人格状况的反映和凸现。
关于“人格”，国内外尚无统一的定义，我国理论界一般认为，人格概念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一、人格是个体相对稳定的心理与外在特征的总和（或内在心理和自我意识诸要素整合的产物及其表现）；二、这些特征或要素主要包括感觉、信仰、性格、气质、能力、兴趣、倾向性，以及人的能作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的资格等等；三、人格是个体在生理素质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实践逐步形成和巩固的，另外，在曰常生活中以及传统的对于人格的理解，带有鲜明的伦理色彩，主要着眼于个人的品格、境界、尊严、格调和道德水准等，这与现代人格理论所着重关注的方面有所区别。这里关于“人格”概念的使用和探讨问题的角度，着眼于前者，力求把20世纪中国文学视野中的人格问题，作为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精神现象去把握和研究。首先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理想人格设计”作一个素描。人格理论认为，“理想人格是时代精神的凝聚”，它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特殊功能提升着实有人格和贫乏的现实。”而“理想人格设计”，“是指一种人生哲学或伦理学对于最健康的人格，或最值得追求和向往的人格的看法。一种文化的理想人格设计体现了这种文化的文化精神”，理想人格是与实有人格（或实际普通人格）相对而言的，把“理想人格设计”这一概念引入文学领域，乃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和面对如下事实：首先，文学写人，表现人的内外世界和反映人的愿望追求，其终极目的之一，是在或贬或褒或否定或肯定和提倡某种人格，而不是纯客观地展示“性格”。其次，本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文化的特殊“肖像”和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神活动过程，它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更突出地持久地和具体地体现出关于理论人格设计的动态图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家往往先于其他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理智地或情感地设计了各种各样的理想人格，铸造出了不同类型的理想人格模式，进而或隐或显地把它作为一种价值坐标去反观、评价乃至规范实有人格。
本书把20世纪中国文学，大致分为四个互相联系又有独立特质的历史阶段，即：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文学，2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新时期的文学。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当然不仅仅以理想人格设计的变化为依据，但理想人格设计的变化，却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着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质及其目标指向，也反映出文学运动过程的内在机制和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