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想主要通过对在这个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茅盾的分析，来认识这种变化的含义。茅盾处女作蚀三部曲的创作是有着个人体验和切身感受的，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的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蚀的价值或许正在于茅盾如实地写了那些走向社会之后的革命者的真实的人生过程和体验，表现了他们的灵与肉，追求与幻灭，欲望与冲动，挣扎与动摇。在此后的同类作品中，很少再能看到青年革命者这样真实的生命过程的描写了。蚀在受到批评后，茅盾调整了创作思路，其标志虹的创作出版。茅盾的转变是必然的，这是由他的文学观和对文学价值意义的理解特点决定的。他主张要表现人生、指导人生后来变为表现现实、指导现实。
而要指导人生，必须对人所处的时代的特点有理性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对人在阶级关系链条中所在的环节有准确的把握，这样才能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导人生。茅盾认为：“现在已经不是把小说当作消遣品的时代了。因为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必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而社会对我们的作家的迫切的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①因此，茅盾在20年代后期的文学理论中特别强调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尤其是社会变动与人物性格变化的对应和因果关系。在《读倪焕之》中，对“把一篇小说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并有意地要表现一个人”“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壮潮所激荡”给予高度评价。从《蚀》到《虹》（包括《路》《三人行》等），其表层的变化，是作者从悲观情绪中解脱出来，但深层的变化是由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到社会变化过程的解释，具体体现为对文学时代性和社会化的强调“一篇小说之有无时代性，并不能仅仅以是否描写到时代空气为满足”；“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换言之，即是怎样地催促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再换一句说，即是怎样地由于人们的集团的活动而及早实现了历史的必然。”
这里涉及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关系重大的课题，即如何处理个人和时代、历史的关系问题；而隐伏其中的更深层的问题则是文学表现的中心是个体生命过程还是社会过程。这个问题在创作中则是，为写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过程而写人，还是为写人而写时代和社会变化过程？这二者是有紧密联系的，但并不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为写人而写时代，那么，这里的“时代”就可以理解为现实主义文学所强调的典型环境，二者是典型环境与典型形象的关系问题，这既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规律，也符合文学作为“人学”的特性。但如果是为了写时代而写人，通过人的命运、人生历程来证明历史变化和时代特点，这样的文学就会有较多的社会历史过程的描绘而少有人文精神的蕴涵，因为它关注的不是个体的生命过程，而是时代特点，创作重心已经转移，其中最关键的是不再将文学视为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而是对社会过程的解释，写人是为了说明时代特点，写人的归宿是写历史和回答社会科学命题，其落脚点在历史或时代，而把“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置于后合。简言之，它解释的是时代，这实际已经进一步靠近了历史哲学的任务而偏离了文学的特性。这虽然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意义却主要是“历史的”而不是“文学的”。这就是说，实质不在写什么，而在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茅盾正代表了把历史和社会过程的解释作为文学重心和归宿的倾向，并一直影响到后世。平心而论，茅盾的《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作品主人公都可以说是性格比较丰满的艺术形象，现代文学也需要这样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的意义却被局限在时代特点怎样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的解释中。不错，小说也写了吴荪甫老通宝、林老板的人生历程，写了他们的搏斗和挣扎，但作者将他们搏斗的对象和战胜他们的真正对手在本质上解释为“时代”、“社会”和“阶级”，而不是“人”，主人公无论如何都会是一个失败的结局，最终一无所获。这使我联想到一个看来似乎没有关联的作品，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那位老渔民在与鲨鱼奋力拼搏而最终一无所获这一点上，与吴荪甫、老通宝、林老板是相似的，他们的搏斗过程同样的惊心动魄，只是对手一在“自然”，一在“社会”。然而，我们在老渔民的搏斗过程和结局中体悟到的是人的生命力的顽强和抗争精神，而在吴荪甫们的搏斗和结局中看到的是社会力量对人的命运的“决定”和时代对人的制约。换句话说，海明威最终让读者“理喻”的是人，是人的生命过程最灿烂的方面即生命力的表现，是“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茅盾最终让读者认识的是社会，是对社会变革过程中某一时期历史特征的揭示。可以说，在这一点上，茅盾同样是成功的，他充分地达到了“全般”概括时代的创作目的。但同是文学，这“最终”结果的区别，我以为并不单是个题材问题，不是作家面对的“现实”差异的问题，而是文学观念和价值目的以及文学的文化特质问题，是有必要反思的问题。
我不否定文学表现人与社会、人与历史关系的意义，不否定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特别是在中国现代社会，这种文学价值得到最大的社会实现是一种必然。我不否定茅盾作为现代杰出作家创作的重要意义，相反，认为他在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转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为改变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作出过很大贡献。茅盾的社会分析小说仍然有独到之处和特殊意义，在对时代特点的艺术概括方面，他仍然是现代最杰出的作家。我也不否认，茅盾的作品中也有对人的生命过程的具体描写，这或许是他的作品有吸引人的方面的原因，这得力于他的艺术功力和修养！这就是说，我并不否定作为作家个人的茅盾的创作及其意义。我要指出的是，茅盾所代表的由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到对社会变化过程解释的创作现象及其创作意识，在后来演变为现代乃至当代文学的一种普遍现象和意识，特别是经由他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理论提倡和创作实践的示范，就具有文学史的意义。我不敢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一个时期内，多社会变革的过程叙述和时代画卷的场面描绘而少有典型形象塑造与此有关，也不敢说早就出现的追求文学短期效应的现象（包括许多作品有头无尾）与此无关，但可以说，由侧重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到侧重社会过程的解释的变化，是中国现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学史现象，这也几乎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特征。这种变化或许早就伴随文学特性的某种偏离，潜伏对文学价值目标的误解。
对付生存困境的努力与文学面临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