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是1949年离开祖国的，他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他的很多收藏的画，其中石涛的画，有一百多件，还有宋、元、明、清的画。对于他的收藏品，台湾的评论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也就是说，他收藏的画可以比得上一个博物馆的收藏品，价值是无法计算的，但是他平时并没有钱，因为虽然张大千的画卖出时得钱不少，但他也花得厉害，大进大出。我们现在故宫里有几件作品是他卖给我们的，一幅很有名的是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还有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宋朝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这三幅画是张大千在香港卖出，由我们国家文物局收购下来的。那时文物局局长是郑振铎。在这以前，郑振铎对张大千有看法，认为张大千在敦煌期间，对敦煌壁画有破坏，自从张大千把这三张画卖给我们后，郑振铎对我讲过，张大千还不错，这几张画本来他可以卖给外国人，价钱还可以更高，但是他愿意卖给我们，给自己的祖国。像这样一张画五十年代能卖好几万，现在就更是无价之宝了。
这几张画原来就是故宫里的，是溥仪离开北京时从故宫里带出去的。日本投降后，溥仪当了俘虏，这几幅画就从长春宫廷里流出来，到了古董市场上。北平的古董商人到沈阳收购来，转卖给张大千。张大千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坐美国空军飞机到北平的，他知道北京发现了这些东西。他花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大概除了多少金条，还搭进去不少自己的画。我是1947年到北平艺专的，1948年他到北平来，徐悲鸿家里，他把“夜宴图”拿出来给我们看了。自从他得到这张画后，一直带在身边，还特别刻了个图章，叫《昵宴楼》。张大千到国外以后，除了这几张画卖给我们外，还陆续卖了一些画。因为他在国外开支很大。据说卖这几张画是因为在巴西买地盖庄园，预备在巴西定居，为筹集旅费需要钱的时候卖给我们的。这所庄园名叫“八德园”。
张大千离开祖国的时候，北平已经解放，四川还没解放，从四川他的学生那儿传来消息，说他老师要走了。走了以后，头几年他在香港、印度、泰国、日本等地，当我们得知他在香港时，我和徐悲鸿二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把解放以后我们的情况和他谈了，讲我们在这儿很好，希望他能回来。他托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学生带口信给我们，说他不想回来。张大千离开祖国后，先住在阿根廷，后又搬到巴西，又从巴西搬到美国，最后在台湾定居。他说，不管怎样，国外的生活对他在感情上是受不了的。所以还要回国。这个国他当然是指台湾。
他到处跑，每年要到法国和日本一趟，他的画在法国和日本都是有市场的。他到法国去的时候，我们有几个赴法的文化代表团和他联系过，表示欢迎他回来，他和我们见了面总是比较客气，但表示还不想回来。有一次，我们一个以夏衍为首的代表团到了日本。当时，张大千有一张画，说是唐画，要出卖。夏衍听到这个消息，就认为，如果真的是唐画，我们国家当然要买回来。夏衍就派人和他联系，表示我们国家要收购，希望他卖给我们。张大千说，这张画是假的，是骗外国人的，你们不要买了。夏衍回来跟我说，这个人还不错，告诉我们这是他造的假画。这幅画在日本印了复制品，夏衍带了一张回来。我看张大千的画看多了，一看就知道是张大千画的，画面上是几匹马，一个牧马人。从这些表现说，尽管张大千对共产党不了解，但他认为大陆也还是自己的祖国。他有些题画的诗里经常提到怀乡、怀国、怀旧、怀友之情，尽管他后来说，我的国家现在在台湾，并回台湾定居。但我们如果从对台湾的政策讲，回台湾定居也就是回到相国定居。从他的行动看，还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
我在几篇文章里，充分肯定张大千在艺术上的成就，认为张大千是继齐白石、徐悲鸿之后中国的又一大画家，是中国画大师。这个评价不算高。我们国内宣传张大千最起劲的地方是四川，因为他是四川人，为他出了许多画册，还让他的女儿到巴西去探亲。他的女儿张心瑞在巴西住了一年，我们都怕她回不来了，她还是回来了。
关于张大千的生平、历史，有很多现成的文献可以参考，我想谈炎我跟他的关系。
我和张大千认识是在1936年，那时我在南京住，张大千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课。这年，他在南京开了个画展。在那时以前，我在上海就认识他，但我们在南京时期来往较多，我对他的画是很喜欢的。和他熟悉以后，我们一直有来往。抗日战争以后，他从北平逃出来，到了香港，我那时也正在香港，见到了他，知道他要到成都去。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住了四、五年，大约是1942年至1946年吧。张大千1944年从敦煌回来，在成都开了个临摹敦煌壁画画展，后又到重庆开。我去看了，为他的新成就所吸引，想跟他学习国画方法。1945年端午节前后，我到成都住在他家里，住了两、三个月，天天看他画画。我原来是画漫画的，抗日战争那几年跟着郭沫若做了一些宣传工作，那时的报纸都是用土纸印，没有照相制版，没地方发表漫画，我就改画国画。在国画方面，张大千那人物、山水、花鸟，样样精通，除了向他学方法，看他画画也是一种享受。他有个习惯，画画时喜欢旁边坐个人和他说话，张大下很喜欢热闹。我就坐在旁边和他聊天。我刚到成都时，他正在准备一个画展，他完全是靠开画展卖画得钱过日子。那时候他家里妻子儿女连同亲戚有十几个人。他平常就靠借钱过日子，开个展览会，卖了画还债，还完债后接下去又借钱。张大千旧书读得多，思想里旧的封建东西也多，对家里人管得很严，其实孩子们在外面干什么他是不知道的，从这方面讲，他的思想比较闭塞。抗日战争时国共合作，成都地下党的活动很活跃，他的子女在外面也接触了一些新思想，他知道了就骂，说共产党不行。我们觉得很好笑，和他说也说不通，他看问题的标准当然是封建的标准。当时，国民党的很多大官都捧他，他和张群的关系密切，张群是蒋介石的重要决策人物，当时是四川省长。除了大官僚，还有大地主、大商人买他的画。有人支持他。他也不怕穷，他要花钱有人借给他，所以“贫无立锥”也就是那么回事。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成都解放时，他不得不走了，因为他依靠的力量、依靠的那个社会没有了。
张大千的人物、山水、花鸟画都画得很好，他的人物画主要是古装画。在我眼里看来，他的古代人物画有现代人的感觉，不完全是老里老气的。他有时也画现实的人物，妇女穿旗袍、高跟鞋，只是不常画就是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因为上过现代的中学，到日本留过学，对新事物也不是完全拒绝，而是有选择的接受，所以，尽管他的画的题材相当老，但是画本身的艺术风格我认为还是清新活泼有时代感的。我们所说的时代感，不是指你画的内容一定是现在有的那种生活现象，我们对时代感的看法不是那么机械的，即使画古装人物的画，你用现在人的感情画，那就跟古代人画的不一样。我感到，张大千很不平常，他接受的东西相当多，并且能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我对他的评价是继齐白石、徐悲鸿之后的又一大师。台湾通过张群把他从美国迁到台湾去，对台湾来讲是一大文化资本。因此，蒋经国对他非常尊敬。我们起初以为他在台湾的“摩耶精舍”是蒋经国送给他的，现在知道不是，是他自己花钱造的。他还在美国住的时候，就买了那块地请人修房子，修好后布置起来了才搬回去。他在美国的“环荜庵”现在还在，他有几个儿女在美国，有个儿子叫张保罗现在就住在那个房子里，成了那房子的主人。张保罗每年都要去台湾看望他的父亲，张大千的艺术基本上也都传给了这个儿子。
我们知道张大千在台湾时，曾希望他能到香港去一趟，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见面。张大千后来的确非常想念祖国大陆，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大陆，到了四川，他从四川装了一口袋土，带到台湾去给张大千，张大千捧着这袋土哭了一场。他到后来年纪越大越是想念祖国大陆。我想，在他的脑子里，台湾也好，大陆也好，那是一个整体。
张大千的家庭成员，我基本上都接触过，除了几个小的后来从四川带走到国外住，现在恐怕不认识，其余几个在国内的都还比较熟，他们有时到北平都来找我。张大千在成都时，送给我几幅画，“文化大革命”中抄家都抄走，后来又找回来一些。
张大千跟谢稚柳的关系比我早，谢稚柳是江苏常州人，他哥哥对张大千帮助很大，他是个诗人，旧诗作得很好，张大千的诗曾经受过他的影响。学陈老莲的字与画学得很透，张大千细笔花鸟，也学过陈老莲，两人在艺术上互有影响。他们有个时期经常在一起，我在成都的时候，谢稚柳也来过成都，也在他家里住。
六十年代初，张大千的家属和他的一些朋友都希望他能回来，我们认为也有这个可能，作为一个中国画画家，离开了他的祖国，离开了生育他的土地，在艺术上是会走下坡路的。我曾经举过俄国的例子，俄国的大画家列宾在十月革命时流亡到国外去了，一直就没有回去．但是前苏联在艺术史上肯定了他的艺术地位，把他的作品当做俄国的重要的文化财富。我们有些朋友在议论张大千的问题时就说，将来我们一定会肯定他的历史地位、艺术地位。他的子女、亲属“文革”后到美国去看他，说是没见到他父亲，台湾不让他出去。我想台湾也许怕他跑，但事实如何不知道。
中国的美术界，像他那样下工夫全面钻研传统艺术的没有第二位，从现代的一直到古代的没有一个画家的作品不经过他研究的，他从中吸收了很多有益的东西，所以他的画法变化很多。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出过，如果把张大千各个时期各种面貌的作品放在一起，你不会相信是一个人画的，但是，只要你对他的艺术有所了解，就不会怀疑都是他的笔墨。他从学清朝画家石涛开始，然后学明朝画家的画，学宋朝的画，跑到敦煌去学唐人的画，学六朝人的画。他钻研艺术功夫真是下到了家。那时到敦煌去是很不简单的，那里荒凉极了。他看到外国人的一些记载，认为要追求中国画的古老传统，就要到敦煌去，因为现在不管哪个博物馆，真正的唐画很少很少，六朝人的画更少，只有历史上的记载，而没有具体的画。他下决心在敦煌住了两年，下这么大的工夫，哪个画家也做不到，即使有这样的决心，要花费那么多钱也不行，因为有一些爱张大千艺术的人大力支持，他才去得了。他在敦煌待了一个时期，回来过一次，成都人笑话他，张大千发神经病，那么老的老古董去学它干嘛呀！张大千的画已经画得很好了，还学那些东西！大家不同意他的作法，但他很坚决，还是回去了，又学了相当长的时期。等他把敦煌临摹本带回到成都开了正式的画展之后，大家才认识到他到敦煌去不是盲目的。在现代画家中第一个真正接触到唐人画的就是张大千。敦煌艺术研究所是后来才去，因为有他的开创，国民党教育部才考虑到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这点看，张大千对中国艺术贡献是相当大的。
张大千在国外这么多年，在画风画法上也有些变化。主要是指“泼彩”法，就是把颜色倒在纸上，一大片红的、绿的、青的等等，然后从这里面找出树林、竹林、山、水等，勾画出来。这种方法他是在国外开始用的，有人说他是受外国人新流派的影响，他不承认。我也觉得不是。这种方法还是中国自己的传统方法，中国最早有“泼墨”法，把墨洒在纸上，现在他是把颜色洒在纸上。据说他画这种画时，开始还有一个轮廓，这儿是山，这儿是水，那是树，然后根据轮廓再把颜色泼上去。他的这种方法可能有西方抽象画派的影响，但总还是自己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议论，说是从外国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这半个世纪以来，崇洋太厉害，好像什么新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好像我们自己没有，只有外国才有。由于这种思想指导，有一些新方法总认为是从外国来的。从这点上讲，中国画在画法上的创新也是应该大大重视、及时总结的。去年，我们举办他的画展时，组织了一次座谈会，把他的主要的学生都找来了，分析他的作品，谈到了五个半天，大家都发表了个人的看法。总的意见认为他的艺术成就是中国一、二千年的文化历史发展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应该重视他。张大千的成就对中国画今后的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总结他的艺术成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要深入生活，一方面要继承传统，中国画的发展就是两方面都要。只有生活而没有传统不行，画出的东西不会有中国气派；只有传统而没有生活也不行，那画出来的东西都是老古董。只有二者结合，才是发展中国画的正确道路。这在张大千的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的画我们认为基本上是从生活中来的，尽管有些题材比较老，山水花鸟用不着说，那是现实中的东西，人物画，基本上是古装人物，但这种古装人物的形象，通过张大千头脑的认识表现出来，必然具备一定的时代感觉。可以说，张大千在艺术上不是保守的，而是革新的。我们肯定他这一点，也重视他这一点。
（叶浅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