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简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大，在深化改革问题上开始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大主张。一是力主以企业改革为中心、为主线；一是力主以价格改革为中心、为主线。另外，在这各有道理、旗鼓相当的两种意见之外，还有处在中间、比较微弱的“第三种声音”，即认为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二者都是中心，两条主线可以并行。而在这期间，刚好也是我的“市场化”改革思路初步形成时期，同时，还在以课题组成员身份，参加各种调研、讨论，为创作《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研究》总报告作前期准备。这些调研、讨论与思考使我越加发现，市场机制的“引入说”似不够准确，应当以“内生说”加以纠正；并且认为，深化改革的真正主线，可能并非直观看到的“企业”或“价格”，而是市场机制“如何内生”。于是，便形成了此文。而且按照文中所持观点的逻辑，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应当相机实行经济改革“战略决战”的主张，这是几年后正式形成、推出“论战略决战”专稿的前奏。此文的发表，不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被收入《市场发育与价格改革》一书，而且为撰写《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研究》总报告提供了独到的支点。又经过后来这十几年的改革，特别是经过“九五”期间高强度的“战略决战”，中国已经更加充分地提供了市场机制“内生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经济体制已经发生实质性的、不可逆转的重大变化。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使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步入了“全面提速”的新阶段。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是什么？这是配套改革进入关键阶段以后依旧困扰着人们的首要问题。笔者根据理论界现有的认识和争论以及改革实践的启示，作出如下猜测：配套改革的主线不具有直观性，既不是由企业改革构成，也不是由价格改革构成，更不是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线并列。主线具有排他性(惟一性)、稳定性，它深藏于各项改革的背后，体现着新旧体制的本质区别，具有协调所有改革项目，使之相互衔接又保持方向一致的独到功能。这条主线就是市场机制的内生化。深化改革的过程，就是排除表层干扰，克服深层障碍，创造使市场机制内生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过程。综合配套改革实质上是中国在改革总进程中，以此为主线所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
一、主线二元论评析
(一)从主线模糊到主线之争
10年前，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理论准备十分欠缺的情况下起步的。如果说有什么改革主线的话，人们往往比较笼统地用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这些目标本身也十分模糊)来界定，大都停留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扩大企业自主权”等等的认识水平上。从这个阶段所采取的多方位寻找突破口、单项推进、重点多变的行动来看，改革的主线还十分模糊，主线问题甚至未被人们意识到。
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城市改革逐步铺开以后，面临的两个主要难点日益突出。一是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活力不足，效益不高；二是价格僵滞，价格体系不合理。两个方面互相缠绕，构成了深化改革的严重拖拽。于是，有了从这两个难点入手，积极探寻改革主线的自觉行动。主线探寻成为理论界的热点，标志着中国改革从单项突破阶段转向以主线总揽全局、配套推进的新阶段。这既是改革的深化，也反映了人们认识上的深化。同时，主线判断成为配套改革思路的首要依据，使原有的各种改革思路之争深化为改革主线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在设计配套改革方案的过程中，有两种主张最具有代表性。
一种意见着眼于企业改革的重大意义和诸多难点，力主企业改革主线论。提出要以创建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重点，全面配套推进改革。理由是只有以企业改革为全部经济改革的中心线索，才可能培育起新体制的微观基础，才可能在市场倾斜，价格作用微弱的场合，增加产品供给，为价格改革创造市场条件。参见《中国改革大思路》第11～12页。
另一种意见着眼于价格改革的重大意义和诸多难点，力主价格改革主线论。认为放开价格，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新体制发挥整体功能的基本条件，要理顺经济关系，建立起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环境，关键在于理顺价格，否则不仅会构成企业改革的首要障碍，还会拖住整个经济改革的后腿。因此，价格改革是关键，只有适时推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措施，才可能完成新旧体制的基本转轨。参见《中国改革大思路》第23～24页。
各执一端的讨论逐渐使有些学者发现，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微观基础和市场环境)是互为条件、互相缠绕的关系，在相关性极强的配套改革中，硬要分出主次高低，理由似都不够充分。于是主线探寻发生了新变化。
(二)从主线之争到二元主线
随着改革进入关键阶段，经济形势的高度复杂化，诸多矛盾的互相缠绕，使主线探寻中的两种意见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启示。因此，在原有讨论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提出，配套改革可能不是一条主线，而是两条并行：一条是以企业产权、经营机制为中心的企业改革；另一条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运行机制转换。只有沿着相互衔接的两条主线向前推进，配套改革才能收到实效。
从企业改革的角度看，主线二元论表达了企业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方面改革的同等重要性；从市场培育的角度看，主线二元论表达了市场主体成长和整个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的相互关系和同等重要性。这种从相互关系入手而不再是从某一个领域的重要性和难度入手进行主线判断，似比原有的一元论之争进了一步。但是，从另一方面考察，主线二元论又具有明显的缺陷。
1.主线多元化趋向与主线排他性之间的矛盾，使主线重趋模糊。从原来的一条主线之争到推出两条主线的思考，开了主线多元化的先例。这样一来，凡与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同样具有密切关系，而且颇具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的改革领域，如计划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劳动工资体制改革，直至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都有理由升格成为新的改革主线。从理论和方法论来看，主线二元论与多元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与主线的惟一性和排他性不相容。因此，主线无限多的可能性预示了主线的再度消失，主线二元论或多元化实际上是主线判断中的自我否定。
2.主线多元化必将引起“主线”更替和措施多变。二元论事实上平息不了原有的争论。因为“主线”被并列以后，仍然存在“谁更为重要”的问题，从而在时序选择上仍会引发“先改企业还是先改价格”的原有分歧。在实践上，这种分歧常常表现为时而改价格，时而改企业的“主线”更替和措施多变。因此，二元论与原有的一元论之争所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一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来进一步说明。
3.避免理论缺陷，解决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脱节的问题，需要探寻和确认能够统帅二者乃至总揽改革全局的共同主线。
10年来，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互相掣肘又彼此脱节的问题一直存在。除了客观上的原因外，与伴随上述争论的“主线”更替和措施多变有很大关系。当着眼于企业改革时，如放权让利、利改税和承包制，都并不打算超出原有利益关系的许可度，因而总是把扭曲的价格体系和经济秩序作为推进企业改革的既定条件来加以维护，只是令现存的价格体系适应和追随形式多变的企业改革。这种做法不仅继续放纵了企业的低效运营，而且为价格改革增设了新障碍，造成了价格体系的重复扭曲。反过来，当价格不合理程度到了不得不纠正的时刻，着眼于价格改革的措施又往往把已经出台的企业改革冲击得面目全非。这种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的互相干扰，常常使二者轮番陷入推而不进的困境。而越是出现这种局面，那个“二者谁是主线”的难题就越是被重新提出来。
例如，人们的注意力最近又重新转向了提高企业效益，强调企业效益对于深化改革，增强承受力的重大意义。强调这一点本不为错，关键在于提高企业效益并不单纯是企业的事。在体制病依然如故的现有条件下，指望企业承包出效益是靠不住的，以此为主线搞配套改革很难成功。我认为，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企业主线论和措施对企业改革可能是合理的，价格主线论和措施对价格改革也可能是合理的。但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两条主线却无论如何统一不起来。主线之争以及主线二元论都只能为主线再度更替和措施多变提供依据，并无法解决造成脱节和掣肘的实质性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已经提出的改革主线进行“资格审查”，并提出真正能够统帅各项改革，使各项改革都来配合行动的共同主线。
二、主线一元论
主线既不是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二者择一，也不是两者并列，而是另有所在。符合主线资格的标准有三：①必须是惟一的，具有排他性。②由改革的目标所界定，贯穿于改革的总过程，覆盖改革的各个层面，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③体现新旧体制的本质区别，不具有可供操作的各项具体改革的直观性，但具有衡量改革程度、使各项改革保持一致、相互协调衔接的独到功能。这样的主线，就是总揽改革全局的灵魂。我把它称作市场机制的内生化。
(一)新旧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有无市场机制的内部生成环境
市场机制是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的灵魂，是任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产权形成(实现)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商品交换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的基础或底盘。市场机制内生化是指它在经济机体内部的成长过程。内生化的程度是衡量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和市场发育程度的首要标准。市场机制内生化为过程，也就是具有共生关系的商品经济诸因素的成长过程，包括市场主体的成长，市场体系的发育(含市场参数体系的健全)和与之相适应的宏观监控系统形成的过程。市场机制内生化的关键，是具备使之内生化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具备，它便会从经济机体内部逐渐生长起来，反之，它便会受经济机体的内在排斥而窒息。这两种场合，刚好反映了新旧体制的本质区别。
传统体制的“设计师”一脉相承的独到技艺，是由财产权益虚化，资源统一配置，收入均平分配的“配套办法”，从经济机体内部扼杀市场机制的生存环境，建立起对其具有内在排斥能力的产品化的统制经济。因而这种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严重缺乏自组织、自平衡功能，却具备官本位、行政化的显著特征和内生环境。若离开了行政推动力，体制就难以维系，运行就要瘫痪。直到十年改革后的今天，我们仍能痛感它所具有的强大惯性和巨大能量。
改革的本质就是实行内生机制从行政化到市场化的彻底转换。是通过改变空想式的财产观念、占有模式、资源配置模式和收入均平取向，从经济机体内部创造出市场机制的生存环境。环境具备，市场机制便会不引自生。应当指出，改革的真正困难不在于某些领域和环节的推进受挫，而是在旧体制因素的内生环境、共生关系与成长着的新体制因素的内生环境、共生关系之间始终存在着整体性碰撞。其中，行政化因素不断从其固有的内生性环境中被再生、更新出来，从而继续排斥市场机制的内生化过程。这就是改革所遇到的根本性矛盾。
(二)市场机制内生化是配套改革的惟一主线
市场机制内生化过程阻滞，缺乏内生性环境，是使企业改革、价格改革以及其他改革陷于困境，甚至彼此脱节、相互干扰的共同性原因。因而，克服阻滞，推进市场机制内生化就成为贯穿改革全过程，覆盖和协调改革各层面的惟一主线。只有这种反映本质联系，处于深层状态的主线才具有统帅改革全局的资格和功能。除此之外，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改革，例如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尽管十分重要，但它们都是被主线协调、衔接的对象，它们本身并不构成配套改革的主线。
如果我们继续把企业改革或价格改革误当作主线，或把这两者并列为主线，那么各项改革就无法摆脱彼此脱节、相互干扰的窘境。用这些靠不住的主线来组织配套改革：
1.将导致改革全局的不断摇摆。由于多方拖拽，“主线”自身有可能被扭曲，发展前景具有不确定性，事实上起不到主线的作用。例如以价格改革为主线来组织配套，税、财、工资、利率的改革很可能由于上中下游产品价格的自身矛盾而跟进无力或衔接不紧，甚至将错就错，最终又阻碍价格改革主线的发展进程。
2.“主线”推进时所提出的配套要求，往往迫使“非主线”改革处于重复扭曲状态。主线改革在“配套”的形式下常常需要诸多方面的迁就。前期企业改革一直被视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然而这项改革走走停停，花样多变，既扭曲了其他改革，也使自己被缠入困境。例如，企业承包制实际上是把劳动力不准作市场化流动、劳动工资不能由市场决定当作先决条件的，即必须把企业职工包下来，职工工资只能与本企业利润挂钩。但是，由此造成的消费基金继续以平均化方式刚性增长和利润泄漏，刚好与提高企业效率、改变经营机制的初始目标“撞车”。此外，当多变的、甚至是恶化的外部环境和价格体系无力迁就“一定几年不变”的企业承包制时，这项改革客观上也就只能流于形式，而并不顾及人们主观上是否把企业改革当作配套的“主线”。
3.“主线”内含着的反向偏好，常常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障碍。例如，作为改革的主线，企业，特别是栖身于企业大锅饭中的职工，通常只拥护对自己眼前有利的改革措施，而以种种方式抵制不利于自己的措施。像改革税前还贷，上调原材料、能源、运输价格；割断企业工资与利润的挂钩关系，提高贷款利率，削减平价供给指标等等改革措施，企业和职工一般都采取抵制的态度。“主线”本身留恋旧体制，拒绝面向市场、承担风险、自负盈亏，在这样的基础上组织配套改革，必然含有致命的缺陷，甚至使这种深化改革的主线完全可能蜕变为阻碍改革的“主线”。
可见，在这些虚构的主线下很难形成配套推进的态势，无法保持改革目标、措施、步骤的一致性，很可能继续增大改革的内耗和成本。
三、在市场机制内生化主线下的配套推进
剔除在互相缠绕的多项改革中选择主线的思维方式，从新旧体制的根本区别出发，我们所确认的可以总揽全局、贯穿全过程的配套改革主线是市场机制的内生化。配套改革的实质，就是使各项改革按照同一方向，凝聚为一种合力，配套性地创造市场机制内生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重视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深层障碍和表层干扰。
(一)市场机制内生化的深层障碍和表层干扰
深层障碍：一是企业产权虚置和收益失真；二是均平目标至高无上，个人收入分配平均化；三是各种资源超经济低效配置。这三者从财产关系、分配关系、资源配置关系等关键环节上曾对旧体制实现了深层构造，并且与多有附加物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不断互相强化。
尽管前期浅层改革取得不小的成就，但由于深层障碍的存在，从市场机制内生化的主线判断，凡实质性的改革都往往举步艰难。行政分权、(市)场外让利，使企业基本上未能脱离行政化、等级制的旧道，产权虚置和收益失真等体制病依然如故；从企业、个人、阶层、集团到政府机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并没有真正放弃均平至上的目标取向，开大锅饭与吃大锅饭的方式花样翻新，放权让利又使一部分自主权与传统的均平偏好直接挂上了钩，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发生调节作用的竞争性、风险性的社会经济环境基本上没有出现；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并没有按照商品经济的比较利益原则流动起来，超经济的行政化等级制因素仍旧是决定资源配置的首要因素。
改革实效的有限性和旧体制病的严重性，使改革在面临深层障碍的同时，也遭到强烈的表层干扰：①以改革总揽全局，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矛盾)的方针得不到落实，常常是以传统低效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冲动干扰全局，激化了各种矛盾，致使相对宽松的改革环境迟迟不能出现，而由于有效供给短缺、总量需求过旺、财政连年赤字、货币敞口发行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却日趋严重。②在通货膨胀支配下的经济秩序混乱多变，使企业无力跟进承受。亏损面不断增大，因而强化了低效益与高速度冲动之间的恶性循环；而通货膨胀造成的国民收入强制再分配，激化了工资与物价的矛盾，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要求政府补偿的呼声日益高涨。③行政化体制遭到黑市交易原则的侵蚀，行贿受贿索贿等腐败现象到处滋长，官本位与金钱直接挂上了钩，滥用行政权力成了浑水摸鱼、牟取暴利的最有效手段。
总起来看，由于深层障碍和表层干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基本态势值得高度警惕。这就是：机制转换停滞，资源配置错位，分配关系紊乱，利润大量流失，流通投机盛行，社会财富虚增，经济行为短期化，经济生活发生消费性衰变。在这种场合，明确界定发展与改革的关系，正确作出主线判断，并按照统帅改革全局的主线规定去排除表层干扰，克服深层障碍，是走出困境，深化改革的惟一选择。
(二)重视共生关系，贯彻一条主线，配套推进改革
排除表层干扰，纠正决策失误，克服“速度崇拜”，以改革总揽全局，是界定改革与发展相互关系原则性的措施，也是能否配套推进改革的先决条件。
如前所述，机制转换受阻，关键性改革推而不进的一个直接原因，是速度至上的决策失误和稳定经济的措施不力。目前的财政减收可以有多种原因，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常回落只是原因之一，主要原因是经济效益低下，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体制病。如果可以长期容忍低效益和体制病，惟独不能容忍增长速度应有的下降所造成的财政暂时减收，以便换取将来的高效益稳定增长，等于不相信改革本身。再者，低效型的高速度事实上并不能维持财政的高收入，只会造成高赤字，高通货膨胀。
因此，我认为，值此形势严峻的紧要关头，要真心实意推进配套改革，从中央各部门到各地区就决不能继续抱有高速度与快改革齐头并进的幻想，更不能再搞“速度崇拜”，必须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以改革总揽全局的正确方针，把深化改革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把连续几年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稳定住。在制定改革方案的时候，必须对经济增长、环境治理和改革的关系作出不至被误解和被曲解的严格界定。
如果可望在近期内创造出推进改革的最佳环境或较好环境，那么可就市场机制内生化主线之下的配套改革作出基本设想。
总的思路是充分吸收原有设想中的合理判断和对策，但是在如何协调各项改革这一关键点上需要摆脱原有各种主线论的局限，不再按照某一特定领域的改革要求，而是从各项改革的共生关系出发，令各个方面的改革都按照市场机制内生化的主线界定，统一组织实施配套改革。也就是说，在这一主线统帅之下，配套改革的衔接不存在任何领域的“优先权”，凡不符合市场机制内生化要求的，都在剔除之列，更不能允许任何领域的改革，包括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以“主线自居”，迫使其他各项改革忍让、迁就和等待。根据市场机制内生化的主线判断，各项改革在共生关系中都是“平等”的，只要符合主线要求，都有向前推进又彼此协调的必要，同时，在排除表层干扰的先决条件下，也都具备向前推进和彼此协调的可能性。沿这种思路和主线，配套改革的要点是：
1.国有大中型企业，应以选择明晰产权、收益关系的企业组织形式为中心，尽快成长为自负盈亏、自主承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当前的关键，一是在重新界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含义及归属的条件下，放弃因“主线”自我扭曲而推行的企业承包制，向更具容量和灵活性的股份制过渡；二是在人权、物权、财权和税率一律的前提下，理顺国家与企业的收益关系；三是在利税分流的同时，推进企业工资性支出与利润的分流，把工资的决定权从政府划线和企业自定的状态中剥离出来，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转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以市场工资率主宰企业工资支出、割断企业工资与利润的泄漏关系。只有把“包下来”的工资均平分配的包袱甩给市场，企业才可能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公平竞争。
2.要贯彻配套改革的主线，必须痛改劳动工资体制。传统的劳动工资体制是收入分配均平目标至上的最终体现，也是当前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的最大拖拽。这种制度排斥就业、分配中的竞争、风险和劳动力流动，也是滋生怠惰之风的温床，是导致企业和社会的低效率的重要因素。按照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意见，中国开放劳动力市场的时序，应当放在各类市场发育的最后，因而迄今为止，劳动力市场的成长一直没有正式提交议事日程。我认为，开放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工资体制，在目前的矛盾缠绕和拖拽链中，具有极大的迫切性。中国普通人力资源的严重过剩，以及近年来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和市场发育的生长点(如试行劳动合同制，退休金、救济金社会统筹，部分职工跨行业跨企业就业选择，科技人员的流动，企业内职工的优化组合，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双向选择，等等)，使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也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事实证明，只有企业不再承担给职工开大锅饭的义务和包袱，政府才可能不再给企业开大锅饭。
因此，工资改革不能是基于通货膨胀和价格改革搞行政化调资增贴、工资补偿，而应是实行工资机制的市场化转换。参见刘溶沧、宋则：《价格—工资双放联改与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关转换》，载《财贸经济》1988年第10期。
3.价格改革不能迁就现行企业制度和劳动工资制度，而应成为推动市场机制内生化的重要杠杆。近几年来，价格改革一拖再拖，除了表层干扰因素以外，害怕改变原有的既得利益关系，迁就企业改革的“主线”是主要原因。按照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评论，这种迁就只能使中国的企业被“越惯越坏”。因此，必须把价格改革摆在迫使企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重要地位。否则，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永远不可能像主线二元论所说的那样衔接起来。在市场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当前价格改革的重点，一是整顿下游产品的紊乱价格；二是重构上游产品与下游产品的比价关系。对上游产品价格的改革，若放有困难，就采取先调后放，以调促放的办法，力争在一个价格上涨周期之内建立起市场化的价格体系，基本理顺比价关系。
4.培育市场体系要同步并举。自从探讨“谁是改革主线”的问题以来，按照同一思维模式，在市场体系发育方面，也提出了哪类市场是发育主线的问题。主线虚构使讨论的大前提就出现了错误，经常造成无谓的争论。其实，在本文所说的市场机制内生化主线之下，各类市场都不具备主线资格，因而需要同步并举。倒是市场主体的培育(企业改革)，市场参数体系和市场组织、市场规则的健全成了各类市场发育的共同性课题。而推进这些改革，同样需要“平等衔接”，彼此配合。最典型的是市场参数体系的健全，如价格、工资、利率、汇率等等必须按市场机制内生化原则保持市场动态的一致性和反馈回路，尽可能剔除行政因素的干扰。因此，目前价格机制半转(半市场化)，工资、利率、汇率等依旧行政化的局面必须彻底改变。
5.改革主线对宏观调控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市场机制内生化是改革的主线，但市场机制从来不可能在纯粹状态下发挥调节作用，也从来做不到十全十美。这就需要在市场机制作用内生化的底盘上，实行适当的宏观调控，这也是按主线配套改革的重要方面。从当前看，宏观调控改革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是负有创造宽松改革环境的任务(已如前述)；二是淡化经济运行的行政化、等级制色彩。目前，人们对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但是也都回避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就是以往被附加过的空想式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历来是执行宏观调控，进行决策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因而这种决定性因素对深化改革的干扰也最为强烈。凡属改革面临的深层障碍，例如国有企业产权虚置和收益失真、劳动力资源配置反市场化、收入均平分配等等关键问题，迄今为止，依旧受到旧政治意识形态的保护，从而束缚了需要宏观调控加快改革的手脚，也使各项改革名不副实，流于形式。
因此，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一方面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衔接，另一方面，也应将自身改革的重点放在弱化对关键性领域的行政干预，代之以经济性、法律性为主的调节手段。主要办法是分解原来包揽一切的政府职能，强化与之并列的经济立法司法职能，规范宏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建立国有资产的独立管理部门，制定统一的企业和个人的税种、税率。总之，宏观调控方式改革的重点，是明晰国家与企业的财产、收益关系，职工与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增强调节市场和总量间接控制的能力。
以上诸项改革都处于共生关系之中，并且都出自市场机制内生化的一条主线。环境宽松，各项改革都可望推进；反之，谁都无法孤军深入。因此，所谓配套改革，无论从本质上还是从可操作性上看，都是在一条主线统帅之下的战略决战。
(三)诸项改革互相缠绕，预示着中国经济改革面临一场战略决战
无可否认，新体制和市场的成长、完善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对此，理论界已多有论述。但是，在对这一总过程进行正确估计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另一个方面，即在总体上看的渐进过程中，并不排除甚至十分需要若干个突变阶段。战略决战，综合配套推进就是适应突变阶段所必然要采取的形式，否则便难以驾驭本属突变阶段的复杂形势。此次决战的意图，就是在连续几年的时间里，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较为有效地克服深层障碍和排除表层干扰，一举改变迄今为止市场机制“引而不入”的状态，创造使之内生化的社会经济环境，更换经济运行的底盘。因此，市场机制内生化理所当然是此次决战的主线，必须把综合改革纳入决战型思路，使主线成为指导、衔接各项改革的纲领。
(本文原载于《财贸经济》198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