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会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音。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的方法，看、读、写、作这四个字，每天都缺一不可。看，就是像你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和《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读，就是像四书、诗、书、易经、左传等经典，昭明文选、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的诗、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文章，不是高声朗诵，就无法体会其中雄伟的气慨；不反复吟咏，无法掌握它意味声远的音韵。用有钱人家积贮米来作比喻：看书，就是在外贸易，可获三倍之利；读书，就是在家慎守家财，轻易不去花费。用战争来比喻：看书，就是攻城略地，开拓疆土；读书，就是深挖沟、高筑垒，得地以后能守位。看书与子夏的“日知所无”相近，读书则与“无忘所能”相近，两者不可偏废。
原文
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已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读书有难懂的地方，不要希望一下子就把它弄懂；有一个字记不下来，也不要苦苦强求地把它记下来。只要从容从事，今天看几篇，明天看几篇，时间一久，自然就有好处。但对于已经看过的地方，要作上记录，略批几个字，否则时间一久就会忘了自己已经看过。
原文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之道，早上知道了真理，到晚上就是死了也无遗憾，要做到这点，十分不容易。闻道，必须是真的理解了，而且非常信奉，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心中已经没有把握，又怎么能闻道呢？
原文
学问之事，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以每日增长新知而不忘记为关键；文章，以多读书多懂道理为关键。
读书的志向，一定要困而勉之，奋发向上。
原文
读书穷理，不辨得极虚之心，则先自窒矣。
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乌啄之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求理，不让自己的心地保持虚空，首先就是自我堵塞了。
不能守一定之理，是因为练习得不够熟练，志向没有确立，而其实是因为所获取的知识不真实。如果知道了真，就会知道不守一定之理的害处，就如吃乌啄杀人一样，这样就一定能守一定之理了。不能守一定之理，就会既无从选择，又无从把守，那么，即使把心念都放在四书五经上，也只能称得上是游思杂念，这是因为没有掌握能把心统摄起来的东西。
原文
窃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认为一定要专注于一经，不可泛泛而读。读经以研讨义理为根本，考据只是枝节。读经需要掌握一个“耐”字诀，一句话没有看懂，就不看下一句；今天没有读懂，就明天再读；今年不精通，就明年再读，这就是所谓的“耐”。读史的方法最好的就是设身处地，每读到一处，就好比自己正与当时的人在对答应酬。不一定要把每个人都记下来，只要记住一个人，就好比与这个人相接触；不一定每件事都要记下来，只要记住一件事，就好比自己亲身经历这件事一样。读经以明理，读史以知事，除了这两者，此外没有什么可学的。
原文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则自己不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则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心得就自满自足，像河伯观海，井蛙观天，这都是没有见识之人；有恒心则没有成不了的事情。这三件缺一不可。各位弟弟现在对于有见识不可速求，至于有志向，有恒心，则希望你们能勉力而行。
“评析”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读书历来极为重视，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读书，不读书的人就是愚笨、贱鄙。在《颜氏家训》中对于如何读书有集中的论述：
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尚且需要勤奋学习，更何况凡夫俗子呢！这种事例在经书史籍中俯拾即是，我也没有必要一一重复。姑且列举近代的一些主要事例，以开导你们。凡是士大夫的子弟，从几岁以上，没有不接受教育的，读书多的学习《礼记》和《春秋》三传，少的也读过《诗经》和《论语》。等到成人结婚时，身体的发育已近形成，此时的智力开发，更需要加倍地教育诱导。有志向的人，能自我刻苦磨练，终生研读经书，功成名就。没有操行和志向的人，便从此自甘堕落，成为一个普通人。人生在世，应当有自己的专门职业：农民关心耕种收获，商人注意金玉布帛，工匠致力于器物的精巧，艺人专注于技艺的提高，武将惯于弯弓骑马，文人喜欢讲习经书。当今士大夫中，多数人耻于种田经商，也瞧不起工匠和艺人，而让他们拉弓射箭，力不能穿透铠甲，提笔写字，仅能写出自己的姓名，终日满足于酒足饭饱，浑浑噩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的人因祖先余荫，获得一官半职，便心满意足，完全忘记了修身学习之事。等到发生了吉凶大事，需要权衡得失，便糊里糊涂，如坠云雾之中。在饮宴集会场合，别人谈古论今，吟诗唱和，他自己却口塞无语，只能默然低头，这都是疏懒和消沉的结果啊。有识之士看到这种情况，也为他感到差惭，恨不得代替他钻入地下。这些人为什么甘于懒惰几年，却使自己终生蒙受羞辱呢！
当初梁朝鼎盛时期，贵族官宦子弟，大多不学无术。以至于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这些人身着暖和的衣服，胡须刮得干干净净，涂脂抹粉，乘着长檐车，脚登高齿屐，坐着方格绮罗坐褥，斜倚着丝线织成的靠枕，身边摆放着各种玩赏器物，从容地进进出出，远远望去，宛若神仙下凡。科举考试，他们雇人代答；出席三公九卿的宴会，又请人做诗。此时的神态风度，俨然豪爽之士。但侯景之乱以后，朝廷改变了制度，选拔官员，不再像从前那样任人唯亲；当政掌权的官员中，也见不到过去的党徒了。再看那些贵族子弟，自身没有才学，对社会也就毫无用处。虽身披粗衣，但并不怀玉，失去了高贵的地位，露出了本来的面目，茫然如枯木，不知所从，又如浅水将尽，干涸见底，辗转于战乱之间，倒毙于沟壑之中。此时此刻，简直像奴才一般。而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则能随遇而安。自侯景之乱以来，被俘虏的人随处可见。那些出身低下的人，只要知道读读《论语》、《孝经》，此时便能为人之师；而那些出身高贵的人，不懂得书牍、奏记之事，仍然免不了要去耕田养马。如此看来，怎么能不自我勤勉呢？如果能常常饱读百卷诗书，就永远不会受人奴役。
掌握《六经》的要旨，遍涉百家之书，即使不能增加自己的德行，促进风俗的好转，也算是有一技在身，能够赖以为生。父母兄弟不能够终生依赖，国家和故乡也不能保证永远不离开，一旦流离失所，便无人依靠，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俗话说：“积财千万，不如有一小技在身。”各种技艺中容易学习并能使人高贵的，就算是读书了。世人中不管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只知道广交朋友，多见世面，却不肯读书，这就好比想吃饱肚子却懒得去做饭，想穿得暖和却不想去做衣。读书人能从书中知晓自伏羲、神农以来天地宇宙间出现的人和事，领略人们成败好恶的道理，这种本领天地无法隐藏，鬼神也难以掩盖。
有人质问我：“我看有的人依靠刀枪剑戟，除暴安良，而成为公侯；有的人因为熟读经史，救时富国，而位至卿相；但更多的人虽然学贯古今，文武双全，却未能得到一官半职，他们的妻子儿女甚至免不了饥寒交迫。如此看来，怎么能说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使人富贵呢？”我回答说：“一个人命运的好坏，犹如金玉和木石。通过修行掌握技艺，就像金玉需要磨治，木石需要雕刻一样。经过磨治的金玉，自然觉得比加工之前更加漂亮，成为碎段碎块的木石，也会认为再雕刻也很丑陋。怎么能说经过雕刻的木石，就一定比末经磨治的金玉更好呢？不能把有学问的人的贫贱和无学问的人的富贵相比较。再说披甲上阵的士兵和提笔为文的小吏，默默而死者多如牛毛，出类拔萃脱颖而出者少如灵芝。手捧书卷，谈论道德的人中，甘于辛苦贫穷的少而又少，贪图安逸名利的则非常之多，怎么能同日而语呢。我还听说：生来就聪明的是上等人，通过学习而使自己聪明的是次一等人。因此，学习，只不过是想获取更多的知识以求更加聪明通达。如果真有天才，出类拔萃，领兵能暗合孙武、吴起的兵法，执政能遥知管仲、子产的教化，即使他不曾读书，我也认为他很有学问。如今你们既不能做到这些，又不愿意效法古人，自然就如同蒙被而卧一无所知了。
梁元帝曾经对我说过：“从前我在会稽时，刚刚二十岁，便已经非常喜欢学习。当时患有疥疮，手不能握，腿不能曲。为免蚊蝇叮咬，在屋子里张开纱帐独坐其中，旁边放一只酒杯倒上绍兴甜酒，不时地喝上一口，以缓解疼痛。当时我决心自学史书，一天二十卷。由于没有老师教授，有时一个字不认识，一句话看不懂，便反复阅读，不知厌倦。”以帝王的尊贵，孩童的贪玩，尚能做到这些，更何况一般人，而且是希望自己能够进步通达的人呢？
古人勤奋学习的故事很多，例如苏秦以锥刺股，文党投斧远学，孙康映雪读书，武子聚萤苦学，常林带经种地，路温舒牧羊读书，可以说都很勤勉努力。梁朝彭城人刘绮，是交州刺史刘勃的孙子，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甚至连买灯烛的钱也没有，只好常常买来芦荻，折成数段，照明夜读。当初梁孝元帝出任会稽太守时，选拔官员。刘绮以其才华出众，而被任命为常侍并兼主管文书的记室，颇受礼遇，最后荣获金紫光禄大夫的头衔。义阳人朱詹，祖先居住江陵，以后来到扬都，他十分好学，但家境贫寒，往往一连几天揭不开锅，便常常吞纸充饥。冬天寒冷，没有被褥，只得抱住狗来取暖。因为狗也饥饿难耐，便出去偷东西吃，朱詹阻拦不住，哀告声惊动了四邻。就这样，他还不放弃学业，终于成为学士，官至镇南将军的录事参军，深为梁孝元帝所看重。朱詹的做法并不值得学习，不过他毕竟又是一个勤奋学习的人。东莞的臧逢世，二十多岁时，想攻读班固的《汉书》，苦于不能长期借阅，便抄在姐夫刘缓所给的书札边缘上，整整抄完了一本，军中幕府听说此事后，对他的精神志向非常佩服，结果臧逢世后来以研究《汉书》而闻名。
北齐有一位太监叫田鹏鸾，本是南蛮之人。他在十四五岁，给人看门时，便喜欢学习，常常手不释卷，终日诵读。他的地位低下，工作辛苦，但一有空闲，便四处请教他人，每次到文林馆，已是气喘嘘嘘，汗流满面，除了询问有关书上的问题之外，其他闲话一句也不说。每当读到古人守节重义之事，常常深受感动，吟咏再三。我很喜欢他，便常常加以开导。后来他受到君王重视，被赐名敬宣，官至侍中，能够开府选僚。北齐后主逃到青州时，让他到西边去观察敌军动向，结果被周军俘获。周军问他后主在什么地方，他欺骗说：“已经离开，估计现在已走出国境。”他怕周军不相信，又自我捶击，每折断一肢，声色更加坚定，结果打断四肢死去。以这样一个蛮夷之人，年纪轻轻，尚能通过学习做到诚孝，相比之下，北齐的文臣武将，简直连敬宣的奴仆都不如了。
北周灭齐之后，后主被送往长安。儿子思鲁曾对我说：“我们在朝中没有禄位，家里又没有积聚财富，我本当全力以赴，供养全家。如今却每日读书，治经攻史，忘记了作为儿子应尽的职责，怎么能让我安心呢？”我对他说：“儿子应尽心奉养父母，父亲也应注重教导儿子。假如让你放弃学习而去赚钱，使我衣食丰足，我又怎么能吃得香，穿得暖呢？如果你能致力于先王之道，继承祖宗家业，即使我粗茶淡饭破衣烂衫，也是心甘情愿的。”
曾国藩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虽是军事，但他的爱好读书也是为时人传诵的。从曾国藩一生读书的经历来看，他在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读的是“子曰诗云”，习的是帖括制艺，眼界不广，学识不宽。会试报罢，暂留京师，开始涉猎诗、古文，尤好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孜孜细读，将近一年。这才使他的学识逐渐开拓。道光十八年入翰苑后，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五门，手钞笔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间时日，因而学识大进。可以说，京宦十二年，是曾国藩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坚实的奠基期。
十二年中，曾国藩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所订“课程”十二项中，也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等。
曾国藩的晚年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同治十一年（1872），是曾国藩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当时，他衰病已多年。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忽右足麻木，中医称为“肝风”。回到内室，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忽然间，颤抖的手指着旁边的戈什哈，似欲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
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却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乃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
这位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六十二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但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确实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曾国藩一生好学，同时也总结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习方法，对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青年毛泽东的书信中看出来。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曾这样谈到治学方法：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是曾国藩于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而在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中，这一类的至理名言是很多很多的。
曾国藩不仅自己勤读书，还常常劝导别人多读书，并把它作为一件大事，长篇小说《曾国藩》对曾国藩劝导九弟曾国荃读书有这样的描述：
老九回籍后，曾国藩勉励他百战归来再读书，而他从小就对读书缺乏兴趣，这点，做大哥的自然清楚。眼下老九虽处境不利，但他毕竟立了大功，又以巡抚之高位开缺，且年富力强，今后必有再起之时。翰林出身的大哥有责任帮助兄弟在学识文章方面提高一步。这半年来，曾国藩从前代著名奏疏中选了匡衡、贾谊、刘向、诸葛亮、陆贽、苏轼、朱熹、王守仁等人的十七篇，摹仿经筵官给皇上讲经的形式，对每篇疏从内容到行文分段予以详细批解，最后又给一个总评，并针对此篇再阐述一段为文之道。曾国藩自信，当今天下，上自帝师，下至乡塾，能对历代名奏疏分析得如此深刻精细的人不多。他从心里乐于做这件事。他要以此作为酬谢九弟的礼物。
从咸丰三年在长沙办团练算起，到现在整整十四年过去了。十四年的战火生涯使他深深地懂得，在战事上自己实际上是不行的，不要说沙场上的挥戈驰马、身先士卒，他一个文弱书生根本望尘莫及。这一点，当然不能苛求于带兵的统帅，但如果具备了，如像岳飞、戚继光那样，就能在士卒中更有威信，这且不说了。统帅最应具备的熟读兵书、洞悉全局、知己知彼、多谋善断、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等等才能，历次的失败已反复证明自己或不具备，或尚欠缺。过去在翰林院，常觉得自己可以做诸葛亮、李泌一类的人物，现在看来，那真是文人的孟浪。正好比李太白一样。诗文中的豪言壮语横扫一切，古今英杰都不在他的眼里，其实并没有处理世事的能力，以至于卷入永王造反的漩涡，险些丢了性命。
曾国藩常常想，倘若自己有诸葛亮、李泌、裴度、王守仁那样的统帅之才，金陵早就攻下了，长毛也早就平定了，用不着等到同治三年。要说自己在这方面还有点长处的话，那就是尚有自知之明，注意网罗将才，并放手让他们去干。前期靠的是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后期靠的是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尤其功劳巨大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胞弟老九！他真感谢父母送给他这样一个争气的好兄弟！正因为老九的不可磨灭的功勋，使得他这个统帅在世人面前维持住了应有的体面。出于感激，在汪海洋等残部消灭后，朝廷要曾国藩再报一个儿子的履历给予荫封时，他没有报纪鸿，却报了曾国荃的长子纪瑞。也是出于感激，他要辅导弟弟读书作文。这半年来，不管事情如何多，精力如何不济，曾国藩对此丝毫不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