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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居家四败

居家四败——士大夫之家旋踵而败乃有原因

原文

二更后,阅《戴东原文集》,偶思士大夫之家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二更以后,阅读《戴东原文集》,偶想士大夫之家旋踵而衰败,往往还不如乡里耕读人家家运持久。造成衰败的原因,大约不出以下几方面。家庭衰败的原因有四:没有礼仪之家衰败;兄弟相互欺诈之家衰败;妇女淫荡秽乱之家衰败;子弟骄傲轻侮别人之家衰败。一个人衰败的原因也有四方面:骄傲自满、轻侮别人的人衰败;昏暗懒惰、偏信下人的人衰败;贪婪而且苛刻的人衰败;反复无信的人衰败。没有见过这八方面弊病一点也没有却无故败家覆身的事情。

原文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第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傲气太盛和说话太多两种毛病,乃是前代卿大夫们衰败和近代官场之所以致祸的缘由。相反,如果克服了这两种毛病,就会家族兴盛、福寿双全。可见,这两点的确是官宦之家兴衰祸福的关键,我们兄弟一定要引以为诫,慎重再慎重。但是,如果只是能克服这两种毛病,却不能勤奋努力,以求自强自立,那么仍然无法兴家立业。所以,还必须振奋精神,全力以赴,尽可能持之以恒,以便避开我所走过的弯路,巩固我们立家的基础,振兴曾氏的万世家业。

“评析”

在另一处,曾国藩这样论述“居家四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

其意思与上文几乎差不多,只是具体内容略有出入:妇女淫乱改成了妇女奢淫,兄弟欺诈改成了兄弟不和,子弟傲慢改成了子弟骄怠,礼义全废改成了侮师慢客。

从上述曾国藩关于居家之道的论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家教是极为重视的,而至于儿孙,经过他的教诲引导,亦大多琢玉成器。儿子纪泽,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1881年在与沙皇俄国的交涉中,收回了新疆特克斯流域大片领土;另一个儿子纪鸿,淡于功名,精研数学,有代数著作数种。家风所及,孙辈和曾孙辈也颇多学者名士,学有所成。曾国藩的家教,历来被世人重视,因为,即使情过境迁,他的许多言论和方法仍大可借鉴。

在此,我们把他的儿子曾纪泽和女儿曾纪琛的故事具体述说出来,由此人们可见曾国藩的家教是如何获得成功的。

曾纪泽,号攀瞻,行甲三。清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二日生于荷塘二十四都白玉堂(今属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其时,曾国藩“乞假居家”,正欲“起行赴京”之日。

咸丰二年(1852),曾纪泽祖母去世;翌年春,随母回荷叶,先后于黄金堂、大夫第课读,业师为邓寅皆。这期间,曾国藩家信甚多,以督儿女发奋读书,所言甚细。纪泽年幼患过病,记性不太好,但悟性较强,曾国藩要求塾师“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诵也”。曾国藩更重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他告诫纪泽:“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规定纪泽由新宅黄金堂到老宅白玉堂,“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练习筋骸”。曾国藩还教育纪泽等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规定儿辈“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

曾纪泽严遵庭训,循父所示,在家课读经史,苦攻诗文,练字习画,在咸丰八年(1858)的乡试中,原湘乡县中三名,即曾纪泽、傅泽鸿、黄麓溪。曾国藩获悉大喜,写信致弟:“湖南乡试榜发,吾邑得中者三人。傅泽鸿不知即邓师之徒否?黄南坡之世兄、麓溪之世兄皆中。麓溪年甫四十,而子(十八岁)已登科,可谓早矣!”

咸丰九年(1859)九月十六日,曾纪泽在黄金堂续娶刘氏。刘系曾国藩好友刘蓉之女,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九日,由彭玉麟(雪琴)、唐义渠为媒,于上年七月初九定庚。曾国藩对儿女的婚事,历来要求甚严。前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一日,曾纪泽与贺氏成婚时,他即规定:“招赘之日,七日即回湘乡,尚不为久。诸事总须节省,新妇入门之日,请客亦不宜多。”并手书诸弟:“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

曾国藩常示儿治家之法。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四《谕纪泽》:“昔吾祖星冈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曾国藩的家训对儿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四年(1885)秋,曾纪泽为修茸富厚堂,奉其父命回到老家。据其长孙女曾宝苏回忆:“我们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据说是惠敏公照《议书》功臣表中关于《烈侯记》有‘富厚如之’一语,故以‘富厚’为堂名。”(见《曾宝苏回忆录》)同治五年(1866)九月,富厚堂建成,纪泽偕母亲及弟妹住进新屋。新屋前大门后还有三重大门,曾纪泽将中门进中厅取名“八本堂”,亲自把曾国藩所谕“八本”用隶书写在正墙上,以迪后人。是年,湘乡倡修县志,各界人士荐举曾纪泽纂修。曾国藩知道这一事情后,立即修书告诫纪泽:“尔学未成就,文甚迟钝,自不宜承认,然亦不可全辞。一则通县公事,吾家为物望所归,不得不竭力赞助;二则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几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尔篆韵钞毕,宜从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而尔为协修。”

同治十一年(1872)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曾纪泽扶灵回籍安葬于善化(今长沙)平塘。其时,他在长沙购房子一栋,取名“长沙曾寓”。大门外悬挂的“岳云在望,礼器成图”一联,即为曾纪泽所书。光绪二年(1876)冬,他离开长沙复入京。翌年被袭封一等毅勇侯爵。光绪四年(1878)六月,奉旨赏戴花翎,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赴任前,西太后召见他于养心殿东间。西太后说:“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曾纪泽答:“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称报仇雪耻。”西太后说:“这些人明白这道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点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都要任劳任怨。”曾纪泽说:“臣从前读到‘事君能致其县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臣父之所为,更无办法。”西太后问:“你现在在总理衙门居住?”曾纪泽答:“总理衙门事务势不能不秘密,臣等从前未敢与闻。现因奉旨出使,须将英国、法国前后案件查考一番,并须摘要抄录一点。其全案虽在郭嵩焘处,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国人交接应酬,若言谈之际全然不知原委,未免不便。”西太后听了非常满意,说:“你办事倒很细心。”

是年的九月初四,曾纪泽携眷离京,转沪起程赴法,出任常驻英、法大臣。在出使任内,他刻苦攻读英语、法语,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各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他还将使馆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的购置,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使馆落成,他还亲书一联悬挂大门两侧:

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父俭以养廉之训;

参羊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

上联警策自己,要不忘其先父“俭以养廉”的家训,能在西方的花花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下联则阐明其外交宗旨,要尊孔子所说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和《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教言。这种谦虚谨慎和为政清廉的作风,深为外国人所敬重。

在曾纪泽出使任内,巴西于光绪五年(1879),通过驻英公使与曾纪泽联系,谋求与中国建交、通商,并招募华工垦荒。曾纪泽审时度势,积极建议清廷予以同意。唯对招募华工一事,因美洲各国虐待“苦力”,他请予拒绝。可见中巴建交,曾纪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光绪六年(1880)正月,曾纪泽被补授大理寺少卿,除任驻英、法大臣以外,还兼任驻俄大臣,赴俄谈判收复伊犁地区问题。曾纪泽赴俄之前,崇厚已在赴俄谈判中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朝野哗然。曾纪泽这次出使,举国瞩目。六月,他行抵俄京,前后谈判达十个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稽者五十一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经他的据理力争,于光绪七年(1881)正月二十六日,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与崇厚原订条约比较,虽然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被沙俄强行割去,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均于收回,并取消了俄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诸条款,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规定。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后,曾纪泽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极力抗议法政府的无端挑衅。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他与法人争辩,始终不屈不挠。并疏筹“备御六策”。

光绪十年(1884)三月,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旋晋兵部右侍郎,仍为驻英俄大臣,与英国议定《洋烟税厘并征条约》。几经周折,终于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曾纪泽携家眷离英返国,帮办海军事务。不久,迁兵部左侍郎,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其间,他关心外交诸事,随时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还改进了驻外公使与国内联系电报通讯办法。他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与郭嵩焘齐名,时人称“郭曾”。

光绪十六年(1890)闰二月廿三日,曾纪泽卒于京师户部任内,年五十一岁,谥惠敏。光绪十九年(1893),江南制造总局为其编印遗著。有奏疏六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出使日记二卷,后辑为《曾惠敏公遗集》行世。其名作《中国先睡后醒论》,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指出外来的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其文鼓舞人心,足能壮民族之志。

曾纪琛与罗兆升的婚事,是使曾国藩头疼的一件事,他俩于同治元年(1862)四月正式成婚。在黄金堂发嫁时,欧阳夫人亲自送亲。曾纪琛到罗家后,严守家风,勤劳节俭,孝敬翁姑,很得罗家欢喜,其夫妻生活亦美满。但由于罗兆升性烈气躁,凡事稍不如意,或身体稍有不适,常大发雷霆,曾纪琛婚后不到一年,即受到罗家歧视,其夫妻感情亦有裂痕。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用传统道德教诫女儿忍耐顺受。同治二年初,曾国藩在《谕纪泽》信中说:

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不知平时在三女儿之前亦或暴戾不尽人情否?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女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告诫大妹、三妹忍耐顺受。吾于诸女妆奁甚薄,然使女果贫困,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目下陈家微窘,袁家、罗家并不忧贫,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做好女儿的训诫工作后,曾国藩又加强了对罗婿的教育工作。为了使罗婿有根本性的好转,曾国藩曾于同治四年春将三女和罗婿招至金陵督署,经过多次谈话后,罗婿思想有了觉悟。此时,曾纪琛已身怀有孕,并于是年三月十八日在署中生一子,这使罗婿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五月二十三日,罗婿准备离署时,曾国藩还亲书“忍敬”二字训诫罗婿。但至二十九日曾纪琛与罗兆升在离别金陵时,却突然发生一件不幸的事。这一天,曾国藩奉朝命带兵北上“剿捻”,女儿女婿亦选定这个吉日携幼回湘,出署登舟之际,全城水陆军举炮送行,“其声震耳,久而不绝”。曾纪琛怀抱之子受惊生疾,本已登舟,见病甚危,只好折回于署,后请医生抢救无效,夭亡于署中。

失子之痛,给曾纪琛的打击很大。虽说回到家后又生了一胎,但却是个女孩,故更为罗家所歧视,而夫妻关系也愈显紧张。但曾纪琛谨遵“无后即不孝”之礼,力劝丈夫纳妾,并帮助在乡间找到一贤惠少女洪氏为妾,洪氏小罗17岁,罗后又在陕西官廨纳一张氏为妾。但张氏无出,罗便想接曾去官廨,然曾纪琛见洪氏年轻,生育能力强,则劝其前往。但因洪氏本已不为罗所喜,故不愿去,曾纪琛便强令送去,自己则在家操劳家务。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洪氏身怀有孕,但罗兆升却殁于任上,时年43岁。后张、洪二妾将其棺运回老家安葬。丈夫的早逝,罗门之将衰,使得三妇终日以泪洗面。当夜深人静之时,面对孤灯,三妇更是心寒!曾纪琛在悲伤之余,常以婉言劝慰洪氏,望其保重身体,如能生一子,尚可为罗家传宗接代。一天晚上,洪氏得一梦,有一条大蛇在罗门神台上跌下来,吓得她魂不附体,而曾纪琛则大喜说:“梦龙得子!”不久,洪氏果真生一遗腹子。于是“合家雀跃,间里同欢”。曾纪琛为子取名长焘,洗三之日,办席50余桌,乡间亲友都来道喜。

自从有了长焘之后,曾、张、洪三氏“忧门柞将衰之心,由缓和而逐渐消失矣”。从此,曾纪琛按其家训,“每日操持家务,事无巨细,必躬亲之”。当时,由于时常有曾国藩及罗泽南的旧友前来造访,以致使得门前车水马龙。但曾纪琛均“调理得井然有序”。闲暇之余,“曾还挤出时间,博览群书,闾里莫不称贤者”。当时罗兆升在世时,曾纪琛对待洪、张二氏尚能宽大为怀,亲如姊妹,现在罗去世后,三妇更是形影不离,相依为命,一心扑在抚孤工作上。其子稍长,曾纪琛即延师入学,并视长焘为亲生,常教他“效法乃祖及外祖:要忠信培心,要和平养性,要诗礼启后,要勤俭治家”。长焘14岁时,因祖荫中邑庠生,弱冠,娶朱氏,均为曾纪琛亲手所操持。但长焘性孤高,无视功名富贵,不勤奋读书,每日只与二三乡邻,狩猎于九峰山林之间。对此,曾纪琛“常忧之,然亦无可奈何也”。不过,长焘于民国元年(1912)春生一子,名延庆,方头大耳,相貌魁梧,深为曾纪琛及洪、张氏所钟爱。三代同堂,令三妇喜出望外。

曾纪琛一生恪守“三纲五常”,诚以待人,严于律己。虽出身名门望族、大家闺秀,但勤劳节俭、艰苦朴素,毫无贵妇习气。由于她一生操劳过度,光绪末年竟致一病缠绵,久不能愈。弥留之际,她抚延庆对长焘夫妇说:“他日光我罗氏门第者,必是子也。汝等严悉教养之,俾成大器。”言未竟,溘然长逝,时民国元年(1912)十月,享年68岁。

曾纪琛虽然生前薄置田产,可是由于家中开支日重,其生活并不宽裕。但每遇灾荒之年,对周围缺衣少食者仍慷慨解囊,广为救助,深得百姓称赞。

一、俭朴

——家国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

原文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当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世家子弟,如果他的衣食起居,都与清寒之士一样,才有可能成大器。如果沾染了富贵习气,就难以有成就。我虽位居将相,但所有的衣服,加起来不值三百金,希望你们能保持这俭朴的风气,这也是惜福的方法。

原文

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字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亦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般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孙担任大官,我不愿意做大官,但想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坚持一个勤字,习惯于劳苦,既可以享受快乐,又可以过节俭的生活,这样的人就是君子。我做官二十年,一点儿也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还保持艰苦朴素的家风,极俭朴也可以,略丰厚些也可以,太丰厚我是不敢享受了。

凡是仕宦家庭,由俭朴到奢侈容易,由奢侈再恢复俭朴就很困难了。你年纪不大,千万不可贪图奢侈豪华,不可养成懒惰的习惯。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凡是勤苦节俭的,没有不兴旺的,凡是骄奢倦怠的,就没有不衰败的。

凡是富贵功名,都属命定,一半取决于人的努力,一半取决于天意。只有学做圣贤,全部由自己主宰,与天命没有关系。我有学做圣贤的志向,年轻时缺乏居敬的功夫,到今天仍免不了偶尔有不严肃的言行。你应该举止端庄,不乱说话,这是修德的根基。

原文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俊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其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看历史上国和家的兴旺,都是由克勤克俭带来的;当国和家衰败时,则是由于不能克勤克俭。我一直想以“勤”字自我勉励,而实际上却做不到,所以读书时没有手抄本,做官时的文牍也没有保存。我一直也以“俭”字教育别人,但自己感到自己并没有做到。现在衙署中服役的人数很多,厨房中每天的花费,也可以称得上是奢侈了。这其中的原因是以前身在军营,规模较大,这种习惯沿袭下来,一直未改,近来因为身体多病,所用的医药费,没有什么节制。从俭到奢,像水往下流那么容易;从奢侈再到节俭,就会像登天一样难。我在两江总督任上卸任时,还存留两万两的养廉金,我起初并没想到这一点。然而如果像现在这样放手去花,很快就会花光。以后你们在家过日子,一定要学习陆俊山的方法,每月用多少银两,限定一个数,称出后另行封存,本月的花费只能有赢余,不准多花,衙门中的奢侈习惯一定要改变。我当初带兵时,下决心不损公肥私,现在看来是基本上做到了。但我也不希望子孙过于贫困,以致被迫低声下气去求人;只是希望你们努力俭朴,善加坚持。

原文

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廉恭节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夫人带着儿子的媳妇们在家居住,凡事都需要有一定的章程,做官不过是偶然的事,在家居住才是长久的事,能在勤俭耕读上做得好,即使一旦罢了官,仍不会失去兴旺的气象。假如贪图当官的威风,在家乡不立基业,那么罢官之后,便会感到气象衰落。凡事有盛一定有衰,不能不预作打算。希望夫人要教育子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人做官的打算,时时存着谦恭省俭的想法,就会福泽长久,我心中也会感到十分宽慰。

“评析”

崇尚俭朴家风,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因此历代的贤德之士,都会把俭朴作为家训的重要内容。如曹操在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求他的家人和部下在他死后,以国家为重,尽忠守职;对于如何料理后事,也作了精心安排:要求节俭治丧,不要厚葬,不要用金玉珍宝陪葬。

另据《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曹操喜欢节约俭省,不好奢侈豪华,帷帐屏风,坏了补补再用,常用被褥取暖,不作美化修饰。他的《内诫令》就是以节约告诫吏民和他的家人的:

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事无韦笥,乃更作方竹严具,以皂韦衣之,粗布作里,此孤之平常所用者也。内中妇曾置严具,于时为之推坏。今方竹严具缘漆甚华好。(《御览》七一七引魏武内严器诫令》、《书钞》一三六)

百炼利器,以辟不祥,摄服奸宄者也。(《御览》三四五)

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御览》八一九)

今贵人位为贵人,金印蓝绂,女人爵位之极。(《御鉴》)

吏民多制文绣之服,履丝不得过绛紫金黄丝织履,前于江陵得杂彩丝履,以与家,约当著尽此履,不得效作也。(《御览》六九七)

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今以木作。(《御鉴》七五六)

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香熏,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今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御览》九八二)

房室不洁,听得烧枫胶及蕙草。(《御览》九八二)

《训俭示康》则是司马光为教育儿子司马康厉行节约而作。行文围绕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两句话,谈古论今,指出古以俭为美德,今竞相奢华,“风欲颓弊”,从而告诫儿子“俭则寡欲”,“可以直道而行”,“侈则多欲”,“贪慕富贵”,“枉道速祸”: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矮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应之曰:“孔子称‘与其不逊也宁固。’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嗟乎!风俗颓弊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闻昔李文靖公为相,治居第于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参政鲁公为谏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于酒家;既入,问其所来,以实对;曰:“卿为清望官,奈何饮于酒肆?”对曰:“臣家贫,客至无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觞之。”上以无隐,益重之。张文节为相,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所亲或规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公宜少从众。”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呜呼!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昔正考父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君子以为忠。管仲镂簋朱,山藻,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亭卫灵公,史知其及祸,及戌,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考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其余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聊举数人以训汝。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

清代的张之洞针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不及四个月,花费千金的浪费行为,写了《复子书》,反复训诫儿子要勤学节俭。信中指出“求学宜先刻苦”,求学之时,追求奢华无度的豪华生活,必定损耗精力,虚度光阴,怠弃学业。并引用孟子的论述,劝导儿子:凡成大事有作为者,都经过艰苦的磨炼,希望儿子能知稼穑的艰难,厉行节俭,速收邪心,珍惜光阴,努力求学。信中可看出他对儿子管教的仔细和严格,决不允许儿子染上纨绔子弟的习气。其信全文如下:

示谕吾儿知悉:来信均悉,兹再汇汝日本洋五百元,汝收到后,即复我一言,以免悬念。儿自去国至今,为时不过四月,何携去千金,业皆散尽?是甚可怪!汝此去,为求学也。求学宜先刻苦,又不必交友酬应,即稍事阔绰,不必与寒酸子弟相等,然千金之资,亦足用一年而有余,何四月未满,即已告罄,汝果用在何处乎?为父非吝此区区,汝苟在理应用者,虽每日百金,力亦足以供汝,特汝不应若是耳。求学之时,即若是其奢华无度,到学成问世将何以继?况汝如此浪费,必非饮食之豪,以居之阔,必另有所销耗。一方之所销耗,则于学业一途,必有所弃,否则用功尚不逮,何有多大光阴,供汝浪费?故为父于此,即可断汝决非真肯用功者,否则必不若是也。且汝亦尝读孟子乎?大有为者,必先苦其身,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困心衡虑之后,而始能作。吾儿恃有汝父庇荫,固不需此,然亦当稍知稼穑之艰难,尽其求学之本分。非然者,即学成归国,亦必无一事能为,民情不晓。晋帝之何不食肉糜,其病即在此也。况汝军人也,军人应较常人吃苦尤甚,所以备力王家之用,今汝若此,岂军人之所应为?余今而后恐无望于汝矣!余固未尝一日履日本者也,即日后得有机会东渡,亦必不能知其民间状况。非不欲知也,身份所在,欲知之而不得。然闻人言,一学生之在东者,每月有三十金,即足维持。即饮食起居稍顺适者,每月亦无过五十金。今汝倍之可也,亦何至千金之赀,不及四月而消亡殆尽,是必所用者,有不尽可告人之处。用钱事小,而因之怠弃学业,损耗精力,虚度光阴,则固甚大也,余前曾致函戒汝,须努力用功,言犹在耳,何竟忘之?虽然成事不说,来者可追,而今而后,速收汝邪心,努力求学,非遇星期,不必出校;即星期出校,亦不得擅宿在外,庶几开支可省,不必节俭而自节俭,学业不荒,不欲努力而自努力。光阴可贵,求学不易,儿竟非十五六之青年,此中甘苦,应自知之,毋负老人训也。儿近日身体如何?宜时时留意。父身体甚佳,家中大小,亦皆安康,汝勿念。父涛白,八月初九日。

从历史事实来看,历史上那些能忠实遵循俭朴的君主、官员,他们不但使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兴旺,而且自己也因此而名垂青史。

清代吏治向以贪酷著称,可康熙年间,却出了两个有名的清官,而且曾国藩多次称颂这两个人,这就是于成龙和张伯行。

被康熙帝称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字北溟,号于山,自顺治十八年(1661)起,历任知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他在任上洁己爱民,秉公从政;拒贿赠,行节俭,为百姓兴利除弊,屡施德政。

顺治十八年,于成龙由副榜贡生首任罗城知县。他到任之初,县衙没有门垣,院中长满荒草,中堂仅有三间草房,后面是三间茅屋,内宅破陋不堪。于成龙叠土为案,铺草为床,垒起一副土灶,办公膳宿都在茅屋里面。

于成龙治理罗城,注意恢复地方秩序,复苏农村经济。他不辞辛苦攀山越岭延访父老,实地察看,倾听百姓呼声,着手制止械斗,捕捉盗贼,制定保甲,以安定民生。于成龙鼓励百姓耕稼力田。每年春天,他都亲自到田中察看。见到耕种父老,便上前慰问劳苦;有时应邀在田边树下与农夫一同吃饭,笑语欢如家人。

随他来的几个仆人,有的水土不服,染病而死;有的不堪困苦,不告而别。于成龙只得自己动手做饭洗衣。周围百姓见他如此辛劳清苦,十分过意不去,来到衙中问寒问暖,于成龙总是热情接待。

于成龙在罗城当了七年县令,县境面貌大变。因此,他不仅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也得到了上司的器重。康熙六年,他升任四川合州知州。赴任时罗城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康熙十六年(1677),于成龙被擢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去福建上任前,他嘱人买了数百斤萝卜放在船上。有人不解地问他,萝卜又不值钱,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道:“沿途供馔,得赖此青黄不接的时候,以屑糠杂米野菜为粥。”即使有客人来了,也和他一同吃薄粥。他对客人说:“我这样做,可留些余米赈济灾民,如若上下都和我一样行事,更多的灾民会渡过难关,存活下来。”江南、江西的百姓因为于成龙自奉简陋,每天只吃青菜佐食,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于成龙喜欢饮茶,考虑到茶价很贵,他不愿多破费,便以槐叶代茶。他让仆人每天从衙门后面的槐树上采几片叶子回来,一年下来,把那棵树都快采秃了。

于成龙对儿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一次,他的大儿子从山西千里迢迢来到江宁探望父亲。儿子要回去时,于成龙既没有积蓄,也没有土特产让儿子捎回,正好厨房有一只腌鸭,便割了半只给他。百姓听说这件事后,便编了首歌谣唱道:于公豆腐量太狭,公子临行割半鸭。

由于于成龙身体力行,使爱好奢侈艳丽的江南民俗大为改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因知道于成龙好微服私访,因此,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不得不有所收敛。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病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僚吏来到他的居室,见这位总督大臣的遗物少得可怜,而且都不值钱。床头上放着个旧箱子,里面只有一袭绨袍和一双靴子,竟忍不住唏嘘流涕。

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宁城中罢市聚哭,家家绘像祭奠。出殡那一天,江宁数万名百姓,步行二十里,哭声震天,竟淹没了江涛的声音。

当年康熙帝巡视江南,沿途所延访的官吏,无不对于成龙啧啧称赞。康熙帝不无感慨地对随行人员说:

“朕博采舆论,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真百姓之父母,朕股肱之臣啊!”

与于成龙齐名的清官是张伯行。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张伯行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儒士。在家庭的熏陶下,张伯行自幼就很好学,康熙二十四年(1685)考中进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入京补内阁中书,开始步入仕途。在此后的四十年宦海生涯中,张伯行以居官清正闻名于朝野,老百姓称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伯行赴任山东济宁道。当时正逢荒年,老百姓流离满路。张伯行在上任途中,赈济给灾民不少钱粮。到任后,他立即决定开仓赈济,仅汶水和阳谷两县就动用仓谷二万余石。事后,藩司指控他擅动仓谷,应于革职处分。张伯行以“仓谷为轻,民为重”,慷慨陈词。藩司无奈,最后免去了给予张伯行的处分。

康熙四十五年(1706),张伯行调任江苏按察使。按当时惯例,新任官员要向总督、巡托馈送币礼,约合四千两银子,对这一腐败现象,张伯行严加杜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文一钱,怎能这么办呢?”

在按察使任上,张伯行力革地方弊端,对总督、巡抚多有冒犯。于是他们便联合压制和排挤张伯行。张伯行就任按察使次年,康熙帝南巡,到江苏后命令督抚举荐贤能的官员,但督抚并没把张伯行列在举荐之列。

康熙帝在举荐的名单中没有发现张伯行的名字,便对左右侍臣和督抚们说:“我听说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你们意见如何?”

众人连连附和皇上意见。后康熙帝亲自定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升他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到福建任职后,对当地的不良习俗,严加革除。他看到当地人视瘟神为“五帝”,庙祀遍布城乡,“祷祀昼夜不绝”,这样做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便下令将所有的瘟神祠改为义塾,供贫苦人家的孩子在里面念书,这一举动使“群情大快”。

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士民留攀不及,皆呼号如失恃”。其时朝野行贿、舞弊之风渐盛,张伯行公布了“禁止馈送檄”,以杜绝官场的不正之风。檄文内容是: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赠;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霏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张伯行不仅是这样说的,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他还虚心延访地方利弊,要求所属人民,对于一切利弊,勿隐相告。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取信于民。

康熙四十九年(1710),张伯行因与总督有矛盾,郁郁不得志,告病乞退,为此,康熙帝降旨:“张伯行操守清洁,立志不移,朕深悉。江苏重地,正资料理,不得以衰病求罢。”

面对皇帝的极度信任,张伯行很受感动,他终以国事为重,从大局出发,强起视事。

康熙五十年(1711),江苏省乡试时大肆舞弊,总督噶礼也收受了贿赂。发榜的结果自然是很不公正的。江苏的士子们不甘受愚弄,一千余人抬着财神塑像沿街游行,最后放到文庙孔夫子牌位的对面,他们用这种形式来抗议和讽刺乡试“唯财是举”。

这件事在全国震动很大,康熙帝特遣户部尚书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此事牵涉噶礼从中受贿索银五十万两,审讯官员因惧怕噶礼权势,致使案情趋于复杂,真情不得大白,审讯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定案。

张伯行对此感到异常愤慨,他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径,力主彻底清查科场案。没想到噶礼将张伯行的上疏花重金买了回来,反而上章反咬一口。康熙无奈,降旨将科场案交由审事大臣审明,噶礼和张伯行全部解职,听候结果。

扬州百姓听说张伯行被解职后,纷纷罢市,数千人围着公馆,哭声传遍了扬州。第二天,扬州百姓来到公馆,拿着水果蔬菜献给张伯行,张伯行不肯接受。百姓们便哭着说:

“大人在任,只饮江南一杯水;大人要走了,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

张伯行不得已,只收下了一块豆腐和一束蔬菜。

三个月后,案审结果出来了,张伯行应革职治罪,噶礼免议,康熙帝御批时,将结果改为张伯行留任,噶礼免职。其实康熙帝早已暗中派人查清了事情的原委。

江苏士民听说结果后,欢声如雷,在门上纷纷写上“天子圣明,还我天下一清官”。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一钦差大人以莫须有的“狂妄自矜”的罪名弹劾张伯行。连劾六疏,四请革职。康熙帝迫不得已,暂且应允了。尔后,钦差大人对张伯行又多方催折,并让人代书供词,然后将案审报上,要求治张伯行以重罪。

康熙帝不同意对张伯行的治罪方案,下令让张伯行到京面见。张伯行抵达京师后,未等皇上召见,那位钦差大人又上奏说张伯行死不认罪。于是康熙帝大怒,他一拍龙书案,气冲冲地说道:

“他原本无罪可认,此人朕还要使用,而且还要重用。”

第二天,康熙帝召见张伯行,任命他为南书房行走。后来他又任过户部右侍郎、仓场总督、会试总裁等职,在这些职位上他干得都很出色,康熙帝称赞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张伯行任官期间,始终过着简朴而清寒的生活,从未携带过家眷。他无论在朝、在外,从不结交一个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议;不以得到皇上宠幸而有自专的念头;不以同行妒忌打击而有退阻之心。正因为这样,他才得到了皇帝的宠幸和多次保全。

在有关曾国藩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守住俭朴家风是看得很重的,因此也留下了许多关于他如何俭朴的故事。

曾国藩穿的衣服十分简朴,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他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曾国藩嫁长女时,陪嫁的费用不超过200两白银,遂成定制,直至嫁四女时,仍没有增加毫厘。

据说,湖南有一常姓显贵家庭,几次都想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然而曾国藩并不乐意,这倒不是常家与曾家曾有什么不愉快,而是因为曾国藩听说这位常世兄生活气习骄奢、跋扈,不可一世。他所穿的衣服极为华贵,他所用的仆从也气焰嚣张,更令人厌恶的是他最喜欢倚仗其父亲的势力作威作福。曾国藩担心常家女儿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如果嫁娶过来,不仅会败坏曾氏家规,还会引诱曾家子弟好逸恶劳。

开始,曾国藩还以为常家想与弟弟结为亲家,但后来常家三番五次要求联姻,要他们送甲五的八字,曾国藩才知道他是想与自己结为亲家,而不是想与弟弟结为亲家,他对这门亲事明确给以拒绝。

对于弟弟家的婚事,曾国藩说,我不敢作主,但是亲家的为人如何,也必须从四方街邻那里去察清。如果是吸鸦片的,就绝对不能结亲;如果没有这种事,你们听听老人的意见,自己作主就行了。

对于骄奢习气,不唯曾国藩避之唯恐不及,北宋名相范仲淹也恨之入骨。他每餐不吃两样肉做的菜,妻子衣食仅能充足。担任参知政事后,见儿孙衣着朴素,袖藏经传,非常高兴,告诫说:“我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夫人亲自添柴做饭。当今我已为官,享受厚禄,我常忧恨的是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曾国藩确实是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在这方面堪称为官场的楷模。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他当了大学士后仍然如此,故时人诙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他三十岁生日时,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遇庆贺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藏到他死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他规定家中妇女纺纱绩麻,他穿的布鞋布袜,都是家人做的。他曾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全家五兄弟各娶妻室后,人口增多,加上兄弟做官,弟弟们经手在乡间新建了不少房子,他对此很不高兴,驰书谴责九弟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他果真没有踏上新屋一步,卒于任所。曾国藩写道:“余在京四十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同治五年,欧阳夫人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此事,觉得奇怪,说:“乌有是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他在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五十为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常常针砭自己:

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炖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助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帐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系之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而且,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他的弟弟曾国潢,同治六年在家乡为他整修“毅勇侯第”,花费较多,他相当反感,在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

是日,接腊月廿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耗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

九弟曾国荃的品格,便与他大不相同。攻下江西吉安、安徽安庆和江苏金陵之后,曾国荃三次搜括,且一次比一次搜括得凶而多,攻下城后,三次回家起屋买田。他在家乡所起的“大夫第”,长达一华里,共九进十二横,房子数百间,中储大量金银珠宝、华贵家具和仆人婢女,为近世官僚府第所罕见。故被时人讥为“老饕”。对此诨名,曾国藩虽略怀不平,但对老九的贪财终究是极反对的。他写信劝老九说:“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友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豪,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曾国藩并且概而言之,以规戒阿弟:“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愿与我弟交勉之。”

曾国藩当然不是苦行僧,“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人皆敬重。”又说:“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我身不敬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他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

对此,唐浩明的《曾国藩》也有这样的描述:

天京攻破后,重建的两江总督衙门,在李鸿章、马新贻的规划监督下,经过五年的经营,造得规模宏阔,气派壮大。受礼制所限,它当然不可能与先前的天王宫相比,但比起咸丰二年时的总督衙门来,扩大了三倍,豪华了十倍。尤其是西花园,基本上保持了洪秀全御花园的规格。为着投曾国藩所好,新近又从紫金山移来数百株大大小小的竹子。竹枝秀劲,竹叶青翠,给满是亭台楼阁、曲径假山的花园平添无限生机,无限雅趣。

王荆七悄悄对监造总管说:“老中堂爱竹,尤爱洞庭湖君山上的斑竹。那年游君山时,他抚摸着满是黑点的斑竹,出神了半天。”

总管听后,赶忙派人去湖南采购,并吩咐装一船君山泥土来,以便斑竹能更顺利地在西花园里成活扎根。

碧波荡漾的人工湖面上,停泊着当年天王最喜爱的石舫。湖面大为拓宽,石舫也就自然地被移到湖中。于是从岸边到石舫之间,又架起一座九曲桥,桥的栏杆上饰满彩绘。桥上有顶,顶上盖着天蓝色琉璃瓦。阳光照在瓦片上,反射出清清亮亮的光彩来,与蓝天碧水融为一色,和谐壮美,显示出建筑师的匠心。

曾国藩不止一次地感叹:“太机巧了,太奢华了!天道忌巧,天道忌奢,还是朴实的好,世间唯有朴实最能长久。”他要总管在督署东面花圃边开出几块菜地来,明春再种上青菜、辣椒、茄子、豆角等农家菜蔬,借以抵消几分奢靡,又向僚属示以不忘稼穑之本。

二、勤敬——能勤能敬,家业未有不兴者

原文

诸弟在家教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千万叮嘱!澄弟向来本勤,但敬不足耳。阅历之后,应知此二字之不可须臾离也。

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

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各位弟弟在家教育子侄辈,一定要注意“勤敬”这两个字。无论是在治世时,还是在乱世,一家之中,只要能勤能敬,家业没有不兴旺的;不能勤敬,家业没有不衰落的。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我十分后悔以前不能切实遵行这两个字,所以在此千叮万嘱。澄弟原来一直很勤快,只是敬字做得还不够,现在有了一番经历,应该知道这两个字是片刻不能离的。

家里的兄弟子侄,一定要坚守“勤敬”二字。一家人能做到勤敬,即使在乱世中也会呈现兴旺景象;一个人能勤能敬,即使是愚蠢的人也会显出贤人智者的样子。

凡是一家之中,能把“勤敬”二字守住一些的,没有不兴旺的;如果一点都没有,就没有不衰败的。“和”字能守住一些的,家业没有不兴旺的;不能和的,没有不衰败的。各位弟弟可以把这三个字去族人、亲戚中验证一下,肯定会认为我说的没有错。

原文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下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假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用兵最戒骄气惰气,作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之最甚,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文人才士,他们的志向不同,但豁达光明的心胸却大致一样。我们既然办理军务,就是处在功利场中,应当时时勤劳,就如农民忙于农事,商人去追求利益,划船的人下河滩,白天工作,晚上琢磨,以追求成功。而处理具体事务以外,而应辅之以冲和的气象,这两者同时并进,那么勤劳中辅以恬淡,这是最具意味的。

用兵最忌的是骄和懒惰,这两个字对做人造成的危害也最大。作为挽救危局的英雄,应该把习于劳苦作为首要任务。

原文

勤、廉二字看似平浅,实则获上在此,信友在此,服民亦在此,舍此二字,上司即偶然青盼,亦不能久;欲求寅僚之敬佩,百姓之爱戴,即袭取于偶然,亦不可得矣!欲请廉字,须从俭字下工夫。用人宜少,官气宜轻,常如教官衙门规模。所出既少,所入自可不苟。欲请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当限定每日讯结几起,作为自己工课。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勤、廉这两个字看起来似乎很平淡、浅显,实际上无论是被上司看中、让朋友信任、让百姓信服,都需要靠它。不具备这两种品质,即使偶然被上司看中了,也不会长久重用;想得到同僚的敬重,百姓的爱戴,即使想侥幸有所得,也不可能。想做到廉,必须从俭字上下功夫。使役的人要少,官气要轻,常常跟教官衙门一样的规模。想要做到勤,要从清理积压官司上下手。必须限定每天结清几起官司,并把此作为自己每天的工课。

原文

惟俭可以养廉,惟勤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好做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只有俭可以养廉,只有勤可以带来智慧。这两句话是做好官的秘诀,也是做好人的关键。

原文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若为大臣,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啐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民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何晏邓扬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壤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古代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从小事情上克勤克俭开始的。百尺高的楼阁,起自平地;千丈长的绢帛,是一尺一寸累积起来的;一万石的钟,是一铢一两积聚起来的。文王被称为圣明,因为他常常整天为公事顾不上吃饭;周公为国事操劳,日夜不停,若有所得,则坐待天明;仲山甫时时刻刻都为公事不懈怠。他们如此勤劳,那么无论大事小事,对什么事会轻慢地对待呢?诸葛亮担任宰相,只要是需要击杖之刑罚他都要亲临决断;杜慧度处理政事,如同治理家庭一般缜密;陶侃治事细密,即使像竹片木屑之类的东西,都储存起来,以备万一之用。朱熹称从事学问必须一铢一寸地积累,其实从政也没有不通过一铢一寸地积累而能成功的。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亲自从事尚书的工作,隋文帝为卫士递饭,都被后世之人讥评,认为贵为天子,不应该亲自办理这些琐碎之事。我认为也许天子可以不亲自办理这些琐碎之事,但作为大臣,则万万不可不亲自来办理。陈平不知钱谷,不知刑狱,这不是作为臣子应当效法的。做事是否成功,一定要以大家有目共睹为效验。假如有车,一定能看到车轼;如果有衣服,一定能看到它旧的时候。作为博学的君子,一定能看到他满屋子的著作,满箱子抄录的材料;作为实践道德的君子,一定能看到他容光焕发,并受他的信徒们的敬慕。如果一个人擅长政事,一定能看到他辖内的居民很高兴,而离开他治辖范围的人会很想念;假如一个人擅长带兵,一定能看到他战则胜,攻则克。如果不以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为效验,而只靠内心来臆测高下,就会崇尚虚浮而轻实际,崇尚玩空而轻勤劳。何晏、邓扬这些人,造成一种风气,心很高,腹中却无才学,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无论大事小事,都一窍不通,亲人和贤人,都拒之于千里之外。想这样就成就大业,不也太荒谬了吗!

原文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古人修身治人的方法,脱离不了勤劳、胸怀广大、谦虚。勤劳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广如同舜禹那样,谦虚如同汉文帝。而勤劳和谦虚尤为重要,是从始至终,一刻都不能抛弃的道。勤劳是用来戒懒惰的,谦虚是用来戒骄傲的,能勤劳,又谦虚,胸怀自然宽广。千古的圣贤豪杰,哪怕是奸雄,想要在世上成功,也离不开个“勤”字;千古有道德的君子,也只不过是守住了一个“谦”字。我将终身守住这两条,这就是所谓早晨知道了人世真谛,晚上死也值得了。

原文

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乎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建国之初,如汉朝、唐朝刚建立时,奇才异士,丰功伟绩,不可胜数,这靠的都是天运,而不是人的努力;到了朝代的中期,君子想建功立业,以造福百姓,使天下安定,这时天运占一半,人的努力占一半。人的努力如果想与天运抗争,只有靠“忠勤”这两个字。天下大乱时,人们崇尚奸巧虚伪,这时只有靠“忠”才能改变这种风气;朝代末期的风气都是人越来越懒惰,只有靠“勤”才能加以改变。实行“忠”,不一定非要有超过他人的才智,只要尽心就行;实行“勤”,不一定非要有超过别人的精力,只要尽力就行。能把自己的心肝都献给至尊之人,这就是忠,而智慧也会随之而生;能辛劳自己的身体来对付大的祸患,这就是勤,而此人也一定会很勇敢。

“评析”

在曾国藩遗世的家书中,他写给诸弟的教诫充斥其间,俯拾皆是。在信中,曾国藩反复叮嘱的亲近良友,莫负朋友、周济贫民、爱惜物力、勤俭为主、戒骄去奢等等,莫不是一个“德”字。这是曾氏家族的福份,以“德”育人从来是圣贤所推崇的最高育人之道,又何况曾国藩本身即为世之难得一觅的“圣贤”,更何况这些书信有的竟写自两军对阵的战场上!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名望。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勤敬处世,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曾国藩给在家理事的弟弟国潢信中写道:

“近来与儿女们谈起家中琐事,得知兄弟你辛苦异常,凡是关系到孝悌友爱根本之事,兄弟你无不竭力经营,只是各家的规模总有过分奢华之嫌。比如像四抬轿一事,家中坐的人太多,听说我儿纪泽也坐四抬轿,这是绝对不行的。兄弟你为什么不严加管教责备?即使是你自己也只能偶尔坐坐,经常坐也不好。如果是出门远行,坐篾结轿就可以了,坐四抬轿就不行了;四抬的轿不可进入县城,更不能进省城。湖南现在有总督四人,皆有子弟在家,皆与省城各部门都有往来,没有听说坐四抬轿的。我过去在省城办团练,也从未坐过四抬轿。从这事推及别的事,凡是咱家的事都应当保持谨慎俭仆的作风。”

一个人为什么要谨慎?为什么要俭朴?

如果一个人独自生活在深山老林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与世俗相往来,那么,他就无需谨慎,也无需俭朴。然而人只要活着,就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荀子讲,人“能群”,说的就是人要与他人结成某种社会关系才能生存。他享受着社会给他提供的福祉,也为社会提供给他人享受的福祉,他的吃穿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是他人提供的,或者是为他人提供的。这表明人必然地与他人生活在同一世界上。他不能遗世独立,他被各种各样的人包围着。

为什么要谨慎?为什么要俭朴?就是因为心中有了一个他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稍有不慎,就会落得个天人同怨,神人共愤。他人的评价和议论比眼前的享乐更重要,穷不可怕,苦不可怕,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德无才,无节无名,千夫所指,万世同污。赢得生前世后名,这是多少中国人为之奋斗,为之景仰的人生最高理想。

谨慎也好,俭朴也罢,都具有某种表演人生的意味,本来可以不谨慎,不俭朴的,但是为了让人觉得谨慎,感到俭朴,于是就谨慎、俭朴起来。因为谨慎和俭朴是千秋万代所传颂的美德,如果一个人德才兼备,他还谨慎,那就是好上加好;如果一个人富甲天下,他还俭朴,那就是锦上添花。谨慎对于德才兼备的人,俭朴对于富甲天下的人,不仅没有损害,反而可以赢得生时及身后名,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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