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宏林的长篇小说《非常城市》
非常城市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这是我在面对李宏林的这部名为《非常城市》的长篇小说时产生的最大疑问。我真担心这部名字颇为时尚的长篇展示给读者的又将是一场欲望、诱惑甚至阴谋的展览——这样的作品时下几乎俯拾皆是。展卷细读才发现，与此类作品相比，《非常城市》完全是别一种文学。
一座拥有百年历史、“全亚洲出名”的国有大型煤矿金山矿由于资源枯竭、负债沉重要破产了。金山矿辉煌过，据说若把从这座矿里挖出的煤垒成一米见方的煤堆，能绕地球两圈！金山矿所在的大阳市因为这座煤矿的存在而成为全国有名的煤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被称为共和国的骄子之一。所以，这座煤矿的破产必将在这座城市产生核裂变般的震撼效应。作品一开篇就将镜头对准这一焦点性事件。围绕金山矿的破产，各种人物纷纷登场，其中既有从大局着眼力挺破产的市委书记、矿务局局长、金山矿矿长，也有从一己私利出发对破产工作百般阻挠的副市长、副矿长，还有视矿山为生命、对它抱有深情的总工程师、普通工人……
金山矿破产只是这座“非常城市”蹒跚中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作家经纬交错、纵横穿插，全方位、多线索地将一座资源枯竭性城市如何实现成功转型的艰难历程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四万下岗矿工再就业的酸甜苦辣，沉陷区矿工住宅建设的种种艰辛，市委书记一干人等南下招商的斗智斗勇，资产变现、资源重组、剩余残矿的竞拍、开采……作者有条不紊，一一道来，展示了较强的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语境之下，从事这样的“宏大叙事”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它可以很轻易地落得诸如“传统”、“保守”、“落后”等等之类的口实，从而招来一些人不屑的眼神。是的，“宏大叙事”的时代早已时过境迁，当下的许多作家更擅长“个人化”的写作路向。毫无疑问，当一个民族的文学过久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钳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用一种宏大的嗓音同声歌唱的时候，“个人化”的转向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个人化”写作从最初的“反动”上升为一种常态，成为大多数的时候，文学对社会重大现实应有的关注也在悄然丧失。这种写作只注重私人空间的开掘，将极端个人化的生存体验和心灵感受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这样的文学虽不无一定价值，但视野未免过于狭仄，难见大气象。
文学这棵大树要想枝繁叶茂、万古长青，必须根植于社会现实的沃土之中。个人化的生活、生存当然是现实，可以进入文学，那么一个工厂、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不是现实？可不可以进入文学？我想，这不但是现实，而且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现实，更值得作家们去关注，去书写。改革开放以来，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我们在收获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遭遇了诸多困惑，人们的生存方式、生存体验、精神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理应成为作家们的兴奋点和关注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常城市》这部作品瞩目于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生死存亡、四万矿工的前途命运、一座城市的发展兴衰，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应该提倡的。作者再现的企业破产和经济转型的问题，不但是作品中的大阳市面临的问题，更是中国大多数城市当下和未来在发展过程中都要不同程度地面对的问题。
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文学是需要有一点担当意识的，作家是需要有一点责任感的。但是，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当中，这两种品格正在变得越来越稀缺。沉迷于一己的哀怨情仇、喜怒悲欢，在自己的小圈子内经营风花雪夜、万种风情，这样的文学是不是太过轻灵了呢？更有甚者，在商品利益的裹挟之下，依靠制造各种噱头来招徕眼球者更是大有人在。身体、欲望、潜规则、官场黑幕、婚外恋情、商界阴谋……凡此种种，几成常态。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精神产品，它必须依靠精神品质存诸于世，一部文学作品的重量是与它的精神成色密切相关的。与这类轻灵的、轻浮的文学相比，《非常城市》可谓正气存焉。作品中，作家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优秀品质的正面人物形象：市委书记杨天作风硬朗，胸怀大局，在金山矿破产与大阳市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凭借一身正气和卓越的领导艺术，成功化解各种矛盾，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为下岗职工创造再就业的机会；矿长周朴不计个人得失，为了矿工更长远的未来，支持金山矿破产，在竞拍残矿开采权失败后，又不计前嫌，加盟私营企业白兰公司继续奋斗；“英雄号”铲车司机长于清在企业破产后，不等不靠，把对金山矿的那份深情化作再创业的强大动力，带领一班工人在小阳村建立“英雄号”创业队，成为再就业的先锋……当然，对崇高精神的弘扬和对浩然正气的书写，绝不意味着回避现实，规避矛盾。《非常城市》中也有歪风邪气，也有损人利己，也有黑手阴谋，但是，作者始终让它处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并没有泛滥成灾。或者说，种种阴风冷气始终处在浩然正气的压制之下，作者心中始终充溢着对真善美的肯定和追求。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责任感，这就是有重量的文学。
当然，我们呼唤作家的责任感和有重量的文学，并不是要求作家回到过去，让文学重蹈历史的覆辙。因此，在肯定一些宏大题材文学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心存警惕。关键的问题还是创作的观念与方法。在处理一些社会重大题材时，是恪守传统窠臼固步自封，还是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另辟新途？这是许多作家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我看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对现实的重新理解和对“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重新发见。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文学对现实的把捉，惯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政治视角成为文学反映现实的唯一可能。与之对应，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流于二元化，先进与落后、高尚与卑鄙、进步与反动、坚强与懦弱……作品中的人物，要么完美无缺、顶天立地，要么是反动透顶、一无是处。人之为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遭到简化和抽离。这种在所谓的现实主义指导下的创作，其实是对现实主义本身的巨大偏离与背叛。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除弊布新，在新的起点上审视现实和人类自身。某种程度上说，新时期文学取得巨大发展的三十年，就是文学对现实重新理解与对“人”重新把握的三十年。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人类自身的丰富性，情感与理性、挣扎与困惑、道德与良知、形而下的物质生存与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成为文学创作重要的开掘空间。在这方面，《非常城市》在观念与写法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
《非常城市》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是，它是一部体现了作家的责任感和文学应有重量的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李宏林的创作是心存敬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