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者的长篇小说《桃花》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是当代小说创作的重镇，除“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干预而受到影响外，其他各个时期均有重要的作品面世，许多作品甚至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这主要因为，一方面，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掌握先进的文化知识，往往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理所当然成为文学着重表现的对象；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题材是作家更为熟悉和擅长的表现领域，写人如同写己，自然多了几分细腻和真实。但是，这种创作的优势在近年来却被另外一种困惑所取代，那就是，在新世纪之初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书写我们所熟悉的知识分子？是像新时期之初那样将其架上神坛、歌颂其“虽九死其犹未悔”，还是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扬鞭猛笞、暴露其精神失守道德沦丧？这既是对知识分子现实生存状态的思考，也是对新世纪文学生长、超越的思考。小说家张者最近刚刚发表的长篇小说《桃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版）
就体现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但是，《桃花》的这种探索只是一种并不坚定的探索，这种不坚定性突出地表现在作品的游离的状态上。
一、在坚守与逃离之间
《桃花》和作者此前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桃李》都以某名牌高校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二者并称姊妹篇。《桃李》的主人公是法学院资深教授邵景文。邵景文在学术上造诣颇深，但却在金钱和女色面前迷失了自我，他巧妙地把自己装扮成迥然的两副面孔：学生面前，他温文尔雅、道貌岸然，端足了师道尊严的架子；出了校园，他是自己公司的老板，开豪车，揽美女，欲望无边、放纵无度，在情人和妻子之间巧妙周旋。他可以视法律为自己手中牟利的工具，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钻法律的空子，但却终究逃脱不了命运的玩弄，这位前途无量的著名法学教授最终死在了自己情人的手中。在《桃李》中，作者让传统“象牙塔”下的神圣纯洁、师道尊严随风飘逝、荡然无存，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成为物欲和色欲的牺牲品。而邵景文的死，其象征意义则更为深远，这不仅仅是一位大学教授的死，更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死。作者在戏谑轻松的笔调中暴露的却是无尽的苍凉和悲哀。
与《桃李》相比，《桃花》在基调上显然要更为亮丽一些。作者自己也承认：“从内涵上来说《桃李》是放纵的，《桃花》却是收敛的。”在《桃花》中，故事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欲望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侵袭上，暴露依然触目惊心：师生情、兄弟情、男女情，学术腐败、股市黑幕、金融诈骗。但作者在这种无情的揭露中显然是矛盾的、游离的。一方面，作者似乎在努力经营一种虚拟的理想，创设了几个虽显单薄又不乏荒诞，但却声言坚守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作者又让这些人物惨遭失败，轰然倒塌在自己的诺言面前，成为精神家园犹疑的逃离者。
首先我们来看故事的主人公大师兄姚从新。师兄是“我们宿舍唯一的处男”，发誓“找不到处女不结婚”。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封建思想的流毒，是迂腐可笑的。但是，在一个思想过度开放、处女已经成为“稀有动物”的时代，这种坚守就代表了一种道德操守。尤其是当师兄和钟情成为恋人，共宿桃花山，钟情要把自己献给师兄时，师兄断然拒绝，声称“第一次一定要在新婚之夜”，这种坐怀不乱的定力实在难能可贵。女友因此负气离去。师兄陪方正先生赴宴，被刘曦曦留在家里过夜，师兄在刘曦曦的引诱下岿然不为所动，这更加使师兄头上平添了一束“悲情英雄”的光环。师兄不但严于律己，还济危扶困、宽以待人。得知大二女生钟情为学费所迫出卖自己的“初夜权”，师兄慷慨解囊，把自己存有一万元钱的储蓄卡和密码都给了对方。同时，在师兄的倡导下，师兄和其他弟子还担负起了保卫“完美导师”的重任。所谓的“完美导师”要保持自己的“完美”，抵御金钱、美女等糖衣炮弹的袭击，居然要依靠大师兄等弟子的保卫，在可笑之余，作者赋予大师兄的期望和责任实在非比寻常。在这里，师兄似乎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典范，他的存在，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坚守。
作品的分裂之处在于，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集众美于一身”的人物，却又被作者置于另外一种被讽刺和批判的境地。自己苦苦守候的女友竟旁落他人，正可谓鸡飞蛋打。遭受打击后，这个学至博士的高级知识分子居然异想天开地研究上了“钟情药”，梦想着藉此锁住爱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被钟情抛弃后，师兄居然大走桃花运，陷入了几个女人的纠葛之中，他轻而易举地放弃了自己的誓言。明明声称要保卫导师免受糖衣炮弹的袭击，自己却先被刘曦曦俘获，成了人家“借种育子”的工具。本想为邸颖挖一口陷阱，想把邸颖引诱进去，“没想到师兄自己一不留神把自己陷进去了”，居然在不经意间上演了和导师情人上床的丑剧！为了达到出国的目的，姚从新抄袭导师论文，胜之不武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师兄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并非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居然是寻找自己的情人，寻找自己丢失的“种子”！最后，抄袭事件败露，师兄只能悲戚戚地离开了学校。
作品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那就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完美导师”方正先生。方正先生符合弟子们关于“完美导师”的标准：有真才实学，有知名度，是“一个导师，而不是一个老板”，年龄也恰到好处，还拥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方正先生不贪财，为雄杰公司作讲座的劳务费给弟子炒股，积累实践经验，不好色，和师母感情甚笃，即便被别有用心的黄总拉进歌舞厅，也要借故走开。但是，方正又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自相矛盾的、面临困惑的”人物，“同时在生活中的选择也是经常处于错位当中的一种状况”。这位精于学术、能言善辩、警惕性十足的教授，却未能幸免被俘获的命运，被雄杰公司处心积虑的手段蒙蔽，导致判断失误，酿成大错，并因此落选新一届证券会发审委委员。失误面前，方正教授不仅不自省、自责，反而一味迁怒于他人，认为是弟子林小牧才酿成了自己的大错，甚至为此不惜出庭作证。而这种证言又与事实不符，实在有失磊落。落选后，“完美导师”居然和一个小自己几十岁的本科生邸颖媾和，上演“师生恋”，导致和妻子吴笛婚姻破裂。为了清除障碍，使邸颖顺利地由姚从新的女朋友变成自己的女朋友，方正先生在师兄出国的问题上翻云覆雨，由反对到支持，甚至无视学术的严肃性，把自己的论文拿去以师兄的名义发表。至此，“完美导师”已经成了第二个彻头彻尾的邵景文，其身败名裂自在意料之中。
也许有人会把这种游离的矛盾状态解释为人物命运、性格的发展使然。但是，从作品来看，我们并没有找到这种人物发展的清晰的轨迹，更没有看到人物心灵深处的挣扎和斗争。如果把姚从新的放弃仅仅解释为初恋的打击，把方正先生的堕落仅仅归因于落选证券会发审委委员，都未免分量不足，区区小事如果能够改变知识分子信念中的坚守，那么这种坚守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人物性格的这种游离状态，说到底源于作者心灵深处对知识分子认识上的游移和矛盾。在被问到为何《桃李》面世五年之后才创作姊妹篇《桃花》时，作者张者曾这样解释说，当时“有些问题还没想透。特别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一些思考，自己也处在矛盾之中”。这应该是一种真实表达，因为时隔五年之后，在《桃花》中，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得到作者这种矛盾的心态。
二、在纯文学与畅销书之间
谈到《桃花》，文学评论家王干说，这是作者有意识写的一部畅销书，而张者自己则表示，自己尽量在畅销书和纯文学中间游走，自己写《桃花》感觉就像在走钢丝，“一边是畅销，一边是纯文学，要想在这两方面中找到一个契合点是很难的事情，费力不讨好”。尽管作者认为《桃花》的这种尝试“还算成功”，但是，其间的游离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作者在作品中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桃花》作为《桃李》的姊妹篇和《桃李》是对应的。《桃李》写的是放纵，而放纵就会偏移，会出轨；《桃花》写了坚守，而坚守可能会固执，会保守。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生活是‘顺’还是‘逆’呢？俗话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是，在《桃李》中，顺者却亡了，在《桃花》中逆者也亡了。当代知识分子到底是顺还是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既关乎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也关乎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操守问题。换言之，知识分子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背景下，应有的人生姿态是什么？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显然是严肃而认真的。高等学府是生产知识和培养人才的神圣殿堂，但是，在各种外部因素的侵扰下，这方圣地是否还纯洁依旧？身处其中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教授、博士、硕士，在此过程中是获得还是失却？师兄姚从新的身上，一直体现着一个“寻找”的主题。从寻找一个处女，到寻找丢失的爱情，从寻找自己的孩子，到寻找个人的尊严、责任……，师兄为这种寻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却始终没有一个答案。这种“寻找”似乎和《等待戈多》中的等待具有精神的传承性，都在冥冥中产生，又在冥冥中消弭。除此之外，作品中还穿插了许多关于时代文化的思索。诸如此类的思想特征，都使该作具备了一种纯文学的品性。当然，这里所说的纯文学，已经不再单纯地指涉在技术层面上的先锋性，而更多地指向文本的思想性。富有意味的是，这部在思想上抛出严肃话题的作品，却在技术层面上体现出了鲜明的畅销书（或者称为俗文学）的诸多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