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作家的创作开始具有市场意识。很多作家虽然在身份上还归属于作家协会这种体制内产物，但体制能够给予作家的往往也只限于一种身份的证明，作家的创作实力、经济收入以及许多附加价值更为直接地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同时，被推入市场中的文化出版机构也要面临残酷的生存竞争。得市场者得天下，市场决定一切。只有产品有销售量，有利润，企业才会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与出版机构很自然地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作家和出版机构共同的市场诉求中，文学批评被“征用”以及批评家自觉的“权力寻租”行为就开始了。
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批评格局是媒体批评、专业批评（有学者也称之为协会批评，指的是作家协会系统内批评家的批评）、学院派批评三分天下，那么90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则是媒体批评与学院派批评各占半壁江山。与80年代不同，在市场经济时代，大众传媒的主要诉求已经由文化启蒙退守为对利益的追逐，商业广告是大众传媒利润收益的主要来源。以作品宣介为主要内容的媒体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软广告”，与欧米茄手表、佳能照相机的广告并无本质区别。这种断语也许过于绝对，但近年来媒体批评中广告成分的日益加大，甚至某些平面媒体还频频出现针对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的“包版批评”现象，难免会让人下此结论。
对市场而言，完全依靠媒体批评显然是不够的。媒体批评的优势在于短小灵活、时效性强，其大众化和娱乐化的价值取向能够迅速抓住普通读者的眼球，但其软肋在于专业性相对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具备专家、学者身份的学院派批评家的需求就出现了。一般认为，学院派批评家拥有丰厚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同时由于身处学院，应该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因此，学院派批评家的批评在大众的心目中往往代表了专业和权威，其可信度自然与媒体批评不同。市场看重的恰恰就是这点。所以，经常的情况是，某一作品出版后，出版商会不惜重金聘请一些学院派批评家参加作品研讨会，撰写专门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在出版商的策划下，适时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或者干脆被制作成图书的一部分，有的甚至在图书封面或者腰封等显要位置还要摘录几句某某批评家对该作品言过其实的“高论”，最大限度地刺激读者的购买热情。
文学批评一旦被市场“征用”，批评就再也难以保全其应有的独立品格。市场之所以要“征用”批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使批评变相为产品宣传。市场与批评在相遇的那一刻就已经达成了默契，市场需要什么，批评家心知肚明。揣着沉甸甸的“征用补偿款”，批评家需要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按照出版商的意图，在脑海中搜集各种溢美之词，“里程碑”、“划时代”、“某某题材的重大收获”等“超重量级”标签于是被频频安放在各种作品上面。
我宁愿将市场对批评的“征用”视为一种“绑架”。一些批评家也确实不愿意写这类文章，很多时候是碍于朋友情面不得已而为之。但是，随着市场诱惑力的不断强化，我们越来越不情愿地发现，市场与批评的媾和有的时候也是批评家“权利寻租”的结果。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是“耻于言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也，但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变化。青灯黄卷、坐而论道已经不再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许多人更关心如何将手中的知识和资源转化为现实价值。文学批评家与IT工程师肯定不同，后者可以直接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带来滚滚财源，批评家没有这个本事。但是，在公众眼中，批评家有着“质检员”一般的身份，可以裁定文学作品的高低优劣——这当然也是一种权利。于是，一些精明的批评家就将这种“权利”转化为个人谋利的工具。文学批评就是在这样的转化中失去了本应公正的标准，失去了公信力。
当然，在文学创作多元化的今天，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走市场化路线。一些“纯文学”作家对市场还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并不一味追逐销量。比如王安忆就说过：“我的书能够卖两三万册，这就对了，太多了就不像我了。”[]即便这样，也并不意味着这类作家的作品就能够躲避开市场。这些作家可以不在乎市场，但出版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版商却不能不在乎；这些作家也可以不需要捧场的批评，但出版商需要。2008年，阎连科的《风雅颂》出版之际就遭遇了这种尴尬。该书付印之前，阎连科得知新书封面上自己被封为“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阎连科赶紧与出版商联系，但最终还是未能改变出版商的做法。
有人曾不无调侃地下过这样的结论：当下，最有力的是资本，最无力的是批评。也许下结论的人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时代，恰恰是最有力的资本造就了最无力的批评。当下的某些文学批评正在或已经沦为了资本手中的傀儡，成为文学走向市场、赢得市场的一个策划环节。这是批评最大的危机，也是批评最大的悲哀。
三、文学批评是否已经无可挽救？
与力图对90年代以后的文学状况作一个客观而全面的概括之困难一样，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的任何描述与判断，同样会面临挂一漏万的危险。市场经济法则对文学批评的裹挟，以及文学批评所发生的异变，确是一种客观现实。但是，这并不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全部也同样是一种客观现实。在我看来，对文学批评之批评当然需要梳理既往和当下收获的成功经验，但指出文学批评正在面临，甚至日趋深化的危机，其意义同样不容否定。对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病灶的探寻和诊断，并不是要在总体上将其判为死刑。有学者指出，代表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水准的，是它的“高端批评”而不是末流。的确，即便是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滚滚洪流面前，一些敢于坚守、执著探索的批评家还是取得了值得被施与敬意的成就。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生态毕竟不是由极少数的“高端批评”构成的，对整个时代文学批评的总体判断，也不能只瞩目于几个批评家。因为，文学批评的作用发挥，无论之于时代还是之于文化本身，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高端批评家“包打天下”。
文学批评在市场大潮中的顺流而下，是否意味着它已经无可挽救？
当然不是。若论经济市场化程度，欧美等发达国家肯定走在中国的前面。但是，这些国家的文学批评却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或者说，即便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其严重程度可能也与中国不同。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批评中国没有很好的书评，我想这是较为客观的。如果标准宽泛一点，书评也应该归为我们所谓的媒体批评吧。与国内媒体批评多以炒作、“软广告”面目示人不同，欧美等一些国家的媒体批评多具有相对客观、公正的立场，很少受到商业利益的蛊惑。比如在美国，就有《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书评摘要》、《选目》等多种书评刊物，在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中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在西方，学院派批评的独立性更强，拥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标准，轻易不为其他因素左右。尤其欧美的学院与媒体有着截然的界限，不像中国，部分学院派批评家甚至成了大众媒体的文化明星，频繁出现于各种场合。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所以会在市场的冲击下失范失节，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学批评自身的原因，更有文学批评之外的其他原因。近年来，针对文学批评自身的反思已经很多，在此，我更愿意探讨一下其他因素。
从中西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早在19世纪20年代即已步入市场经济时代，迄今已经走过近二百年的历史，而中国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从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逐步建立，只有短短二十多年的历史。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如何建立、完善市场经济，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本身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这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一过程之中。短暂的发展历史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必然处于非成熟状态。比如，同样是市场营销行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文化出版机构往往都具有强烈的形象意识和品牌意识，注重长期市场开发和品牌培育。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为例，从1896年开始发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看重这个品牌更长远的价值，因此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发表评论，决不参与炒作，更不会把书评打造成“软广告”。而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化经营机构还没有建立这种意识，很多企业眼光短浅，只注重眼前利益，并不注重长期品牌形象塑造，完全寄希望于短期的市场策划、广告炒作。市场对文学批评的“征用”，利用批评家进行“瞒”与“骗”式的造势宣传，从而达到暂时利益的获取，其实是市场经济非成熟状态的一种表征。
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中国虽然可以借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但如何将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相对接，从而规避“食洋不化”的后果，这无疑又是一个挑战。并且，中国与欧美等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也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本身又是一种全新的探索。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比如，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所遵循的自由竞争与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团结协作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市场经济利益优先原则与社会主义无私奉献精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市场经济的实用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等等，这都是全新的命题。对这些难题的破解，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最终结果。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它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也要与上述难题的破解密切相关。
当前中国，发展经济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在这种宏观大环境下，我们对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化的理解还存在偏差。从前些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近年来的文化经济化、产业化，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们对文化的功利主义理解。尤其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提法，“是把文化当成经济的附庸，文化不过是搽在经济脸上的一层脂粉而已，是经济的马前卒和开场锣鼓”。其实质是倡导文化为经济服务，文化自身的独立性和固有的独特性遭到忽视。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以文化人，在于对人的灵魂的净化和对人精神的提升。市场经济时代，文化的发展固然可以在客观上带动经济的发展，甚至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文化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更不能将文化当作经济的奴婢来驱使。一旦对文化的功利主义诉求被赋予了合理性，文化必然要扭曲和变形。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一方面，社会分工越来越具体，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者一般只在本领域内拥有发言权；另一方面，每一个学科虽然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每一个学科又都被编织进整个社会的宏观结构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子结构，它的发展变化既受到学科内在动力的支配，更要受到外在宏观力量的制约。因此，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批评问题，既要从学科内部进行检醒，寻求化解问题的自动力，同时，更要从学科外部进行反思，消除诱因，匡正偏向，使文学批评重新回到健康的发展常态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