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表现视角的转换是一种过渡性的，或者说是不彻底的。前面我们论述过，该题材小说在50～70年代的表现视角是纯政治性的，是一种群体性的政治言说，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政治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但也出现了明显不同于此前的诸多变化。其中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开始逐步从一个“人”的角度来塑造知识分子形象，即知识分子的情感、欲望的合法化。比如《伤痕》，主人公王晓华的母亲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被诬陷为叛徒，于是，晓华毅然决然地和母亲划清了界限，断绝母女关系。时隔九年之后，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晓华心怀愧疚地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虽然母亲已经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但毕竟母女间的心灵之桥重新贯通了，亲情重新回到了人间。这是一场由于政治原因导致的家庭悲剧。《伤痕》作者对人物的处理方式表明，在经历了建国之初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灭绝人性的“文革”之后，知识分子此前被折磨得紧张、麻木的神经，已经渐渐地恢复了知觉，重新具备了感知亲情和爱情的能力。
除世俗亲情的回归之外，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表现视角向“人”的方向迫近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苦难叙述的基础上男女爱情禁忌的破除。在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中，主人公范汉儒从一个知识者被打成右派，成了一个“鸡倌儿”（养鸡），作者让主人公在流放生活中，与美丽可人、同样身处劳改境地的陶滢滢，演绎了一场凄美的爱情故事。在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灵与肉》等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张贤亮让他的代言人经历了残酷深重的苦难，同时让他们的身边总有一位美丽多情的女人，这是他创作的一个模式……《灵与肉》中的秀芝，《土牢情话》中的乔安萍，《绿化树》中的马缨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久香，还有《习惯死亡》中的主人公已出国的情人。”我们且不论这些女人出现得是否蹊跷和突兀，也不谈故事情节的模式化，我们只想强调，在新时期文学中，爱情话题不但已经不是禁区，甚至已经成为众多作家逢篇必讲的故事。在其后的“改革文学”中，也有许多作家在雷厉风行的改革家身上，设置了一段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如李向南和顾小莉（《新星》，柯云路），乔光朴和童贞（《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等等。
新时期文学对于知识分子个体苦难的申诉，以及在申诉苦难基础上在情感领域的大胆突破，都表明这一时期的文学已经具有了人性化的因素，在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已经或自发或自觉地还原了知识分子有情感、有良知、有爱有恨的“人”的本性。这应该被看作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告别群体性的政治言说、向个体化的私人言说转变的一种征兆。但是，这种转变毕竟是不彻底的，它还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此前的文学惯性，这种惯性既表现在语言形态上，也表现在思维方式上。不妨以我们前面论及的《伤痕》和《雪落黄河静无声》为例。《伤痕》在结尾处写道“她（晓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这政治口号式的内心独白明显是上一时期文学语言和思维模式在新时期文学作品身上留下的“伤痕”。再看《雪落黄河静无声》，在流放劳改二十年的无数磨难中，范汉儒之所以没有沉沦的精神支柱就是“我承受的灾难再大，也不能做一个黄河的不肖子孙”。为爱情而放弃回城的范汉儒，在即将结婚之际，得知爱人陶滢滢当年被划为右派时曾试图逃离国境的污点后，竟残忍地离开了她，放弃了这份苦难中得之不易的感情。作品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代言人，上述作品中的人物强烈的政治意识（虽然此时的政治意识更多地表现为爱国主义，表现为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其实质是反映了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完全从政治思维的阴影中走出来。另外，新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虽然在态度上旗帜鲜明地否定政治强权对人的压抑，但其思维逻辑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王晓华和范汉儒们衡量亲情、取舍爱情的唯一标准还是政治，只不过由一种政治立场转变为另一种政治立场。新时期文学一方面怒斥以往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摧残，另一方面却在用另外一种决绝的方式在压抑和遮蔽着人性。当然，这在当时人们是浑然不觉的。
三
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遭遇了一个被“祛魅”的过程。作为国家权力的同构阶层，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向是不乏优越感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对这种优越感的生动写照。虽然建国后到文革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中断，知识分子的身份被贬低，但这也只限于在国家主流话语之内，在普通民众的眼中，知识分子的头上还是有一种潜在的光环。8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重又得以建立，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了话语权力中心的位置，成为大众的代言人。这一局面的形成，当然是多重合力促成的，既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也有文学艺术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改写，当然还有知识分子自身对社会公共话题的积极参与。但是，90年代之后，以否定文革路线为基点的新时期政治路线合法性的论证已经结束，政治思维更多地让位于经济思维，在这样的语境下，意识形态借助知识分子话语建构自身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知识分子在公众视野中的隐退几乎是注定的。在文化领域，大众文化在90年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文化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知识分子以往高高在上的施教者姿态和话语方式遭到了拒斥和嘲讽。同时，知识分子自身所固有的清高、迂腐、自以为是等性格弱点也被逐渐暴露出来，知识分子被从“神坛”上拉了下来。
诞生于这种大的时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出现了沿着两种路向发展的态势。一部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仍然坚持传统的精英立场，继续着此前该题材小说的精神追求；另一部分，或者说大多数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则出现了明显的转向，由过去对知识分子精神“神话”的建构，转而关注作为个体存在的知识分子的形而下的生存状态。在后一种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关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拷问已经为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所替代，曾经庄严而崇高的理想、信念，已经成为嘲笑和调侃的资源。
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出现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的创作阵营，包括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等众多作家，这些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都将视角对准了作为普通人的知识分子的庸常生活。“确切地说，它无意将现实主义精神‘本质化’，而‘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更强调关注个人存在的世俗状态。”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主人公小林和太太当年都是大学生，也曾有过一番雄心壮志，然而，作品中作者却把主人公置于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之中：排队买豆腐、与保姆斗气、送孩子入托、找关系为老婆调工作等等。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再也看不到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如小林等“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的世俗习气。除“新写实小说”作家外，其他作家在进行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时候，也不同程度地将表现的视角转向个人化的生活空间，如阎真的《沧浪之水》和张者的《桃李》。虽然两部作品主人公身份差异很大，一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大学教授，但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都将镜头对准了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叙事资源、挖掘作品主题：自恃清高的池大为最终妥协的原因就是生活的困窘：没有位子、票子、房子，媳妇怀孕想请两天假都不行，儿子上不了好幼儿园……尤其是儿子被烫伤后，还要向自己最不屑的丁小槐讨好求助；至于邵景文，作者对他的抨击，更是完全通过对他奢靡的日常生活的展示来完成的，作为大学教授，他“做学问与办公司并行”，“教学揽生意打官司同步”，作为“法律的代言人”却最善于“钻法律的空子”，在学生面前道貌岸然，背后却在妻子、梦欣、董小令的情感和性的纠葛中放纵无度。
知识分子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和发展。从以上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表现视角的流变过程，既是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由紧张而舒缓的过程，也是文学逐步摆脱功利主义的束缚、逐渐向自我回归的过程。50～70年代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忙于政治示范，承担了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所以其着眼点往往是群体的、政治的；80年代虽然有所改变，但改变的只是文本表象，从其本质上来讲，仍然没有跳出原来的窠臼；只有到了90年代以后，在一个没有神话的时代，才还原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的面目。这种还原是矛盾而痛苦的，对作家来讲，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这种还原过程有“解放”的意味，但同时也是暴露痼疾的过程，所以，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往往既有无奈又有批判。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创作的转变，是有利于多角度、全方位地将知识分子复杂的生存状态展示给读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