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求实的学术演练
雷达
今年申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青年批评家多达七人，且各有强项，一时难以厘定，而入选名额最多却只有两个。我和朱向前负责理论部分，通读书稿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杨利景和赵月斌。继而递交全体评委审读、投票，仍是他们二位领先。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依我看，赵月斌的文字更具感性，选题不时剑走偏锋，但犀利，问题意识强，注重当下性，给人锐利的新鲜感，却也存在不大顾及把问题放到“史”的框架中。这可能与他并非学院派，同时搞创作有关。杨利景就有所不同，他在思考的缜密、理性的深度和问题的现实感上，都更善于把学院派“后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从容，与专业派“直面现实，干预灵魂”的切近，糅合在一起。于是，他的研究总是情不自禁地有一个文学史的背景，更注重学理性，而他的文字风貌，以冷静和求实见长。
我在阅读他的整部书稿的过程中，时时感到，追求客观性、求实性，注重言说的逻辑力和层层递进的说服力，使文字通向事物的真相和问题的实质，并且流露出一种公正的气质，也许是他的理论批评最突出的特点。例如，对当前文学理论批评现状的研究、批判和评估，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杨利景也是写了一系列文章的。这其实是个并不好回答的棘手问题，必然牵涉到整个文化环境及相关问题，甚至与整个历史文化语境脱不开干系。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是孤立地义愤填膺式的文章居多，或给出一个近乎全盘否定的结论了事。这样的批评当然很痛快，且易于博得一片叫好。但是，问题并不因“义愤”而得以解决。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那种一方面把问题置于新的广阔的历史语境下，同时能够真正进入批评话语的内里，找到问题的症结，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方法，引出可靠结论的文章。
我看到杨利景的几篇文章就很讲“理”。他是冷静的，深思的。比如，他指出当今文学批评的奇怪现状，一面在队伍上、数量上的极其繁荣，另一面却是影响力的日益衰弱，这就一下子进入了问题的实质。他提出，把所有关于批评的症结都归罪于批评家的“失节”是否公正？或者说，将批评的重振完全寄希望于批评家的道德自律是否现实？当下批评乱象的背后是否有更为强大的推手？他说，如果连真善美都不能达成共识，那就不是健康，而是病态了，需要把根本问题搞清楚。他认为，“思想淡出，学术登场”也好，“杂志引退，学院崛起”也罢，主要指向的是文学批评范式和理路的嬗变。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变化实则体现在文学批评价值观念、价值立场、评判标准以及批评的角色功能等更为内在的方面。在他看来，自90年代至今，市场逐渐成为实际上的决定力量，作家与出版机构很自然地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作家和出版机构共同的市场诉求中，文学批评被“征用”以及批评家自觉的“权力寻租”行为就开始了。这里，他借用了“征用”和“权力寻租”两个概念是比较准确的。
我认为，杨利景文论的另一优点是时刻关注文学的现场，立足点比较高，因而他能够摆脱就事论事，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敏锐性。他认为，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文艺批评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被社会所接纳和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接受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进而能够有益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才是文艺批评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今天的文艺批评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一根本，走向了舍本逐末的歧途。杨利景的这一认识貌似重复常识，其实很有眼光，关系到今天怎样看待文艺批评的生命力的大问题。再比如，在他看来，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所遵循的自由竞争与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团结协作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市场经济利益优先原则与社会主义无私奉献精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市场经济的实用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全新的命题；而对这些难题的破解，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最终结果；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它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上述难题的破解密切相关。这就是从根本上看问题。他对文艺评论的功能、性质的认识，是比较全面、深刻的，并不板滞。他强调文艺评论一面是科学，同时是一门艺术，所以他说，他激赏的批评要从心底流出，带着心跳。
在这部书稿中，我以为留下深刻思索痕迹的，具有独见的，展示杨利景学术操练的主要成果的，应该是那些关于十七年如何进入文学史，关于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研究，关于知识分子和精神启蒙的话题的论文。它们也许都写于作者在高校任职期间，却并无呆板的学究气。对于十七年文学，他认为，无论是“压缩”、“忽略”以至于逐出文学史之门，还是挖掘“潜在写作”或者“重新解读”文本，其实从出发点上来讲都是相同的，都是出于对这段历史基本文学形态的厌恶，导致这种厌恶的理由可以是“一元化”、“政治化”，也可以是所谓的“虚假性”、“宣传性”等等，于是颠覆已有的文学史，重建一种崭新的、可以满足我们期待的文学史就成为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然而，在杨利景看来，问题在于，不但以“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衡量十七年文学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是值得怀疑的，包括一度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文学性”标准也是变动不居，难成准绳的。他认为，从根本上说，文学史的书写疏离不了价值判断，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文学史最本原的任务却在于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记录和描述上，而非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在记录和描述的过程中自发地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是潜在地指导记录和描述的，但这种价值判断本身无法担承起“史”的重任。他还纠正说，许多十七年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和流露的情感并不一定就是“虚伪的”、“做作的”。作家也并非圣贤，也不能保证洞穿一切，对于后来被历史证明的一些荒谬之举也难免曾经欢欣鼓舞地摇旗呐喊过。但是，现在的许多学者不知是为了谴责当时政治的“非人性化”，还是为了给作家寻一个借口，从而彰显作家的与众不同，往往将作家的真情实感归结为政治的强迫，片面地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批评当然是有见地的。
由于热切地关注现实，积极地介入现实，使杨利景的写作不可能是坐而论道的，隐身书斋型的。他认真地研究迟子建、孙春平的创作，表现了他细致的艺术直觉和喜欢研究作品的趣味，但更多的时候，他被网络文学、当代文学评价之类的话题所吸引，在这些即时性的问题上，他似乎显得更有激情。
我不认为杨利景是一个已经具有自己稳定的学术领域和风格类型的批评家。我认为他仍然处在成长中，可塑性很大，不确定因素也很明显。他具有优秀的素质，比如，问题意识，直指事物的根本的能力；再比如，求实，求真，朴素，严谨，构成他评论的主要格调。总之，他真诚，不矫饰，不绕弯子，不作秀。他拥有一种思辨的魅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对杨利景寄予更高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