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驱车到大容山的时候是仲春的一个下午，阳光先是从我们右边的车窗射进来，不久就从左边的车窗射进来了。这并不是说明我们绕了一个来回，在山地行走，暂时改变方向甚至背道而驰都是很正常的。
人的一生很多时候和在山地行车、在乡间赶路的际遇情境没有本质的区别。绕一个弯，走一段回头路，甚至从头再来，让自己变得普通、渺小、卑下和微不足道都是正常的，因为最终还得走你的路，走到你的终点。这应该就是水的精神。所谓上善若水，其所以善就应该有这一层意思在其中。我下榻的玉林宾馆旁边有一条南流江，而离它不远的北流市境内就有一条北流江。北流江，顾名思义，便是往北流的，它在藤县近侧注入了浔江，浔江往东，到梧州、封开，就更名为西江了。在古地图中，勾连北流江与南流江的，有一条人工运河，可惜如今已经湮没无痕了。玉林市目前正在实施江海联运战略，规划西江与北部湾连接，贯通北流江和南流江以及南流江古航道的复航和综合治理开发。目前沿北流江下游的绣江复航前期工作正在顺利推进，下一步将抓紧北流江和南流江流域复航及综合整治规划等前期工作。自古“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北流江自然是一个异象，然而百折千回而不改其宗，北流江最终还是归入大海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水的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人类对水的利用也必须顺应这种精神，过去叫顺应自然，今天叫科学发展。
我们到达大容山主峰时因为天色将晚，刚从车上下来感到了一些寒意。我在这南国的边陲度过了一个冬春，只有此时此刻的山顶使我隐约听到了渐渐远去的冬的足音。当我们在山顶盘桓时，原先已经淡出的夕阳忽然又明亮起来，它照耀着我身体的一侧，虽然没有明显的暖意，却给我十分温馨的感觉。我曾经说过北方冬季的太阳是供照明用的，再明亮的阳光也没有温度，所以即使艳阳高照依然周身寒彻。现在这南国边地的夕阳也成了暮色中的聚光，把我们眼前和远处的群山照耀得俊朗而分明。
大容山也算是一座历史名山，后汉高祖刘暠公元947年在广州称帝，同中原一样封禅，把大容山封为“南方西岳”。但我对大容山兴趣，其一是因为大容山是南流江的源头。南流江发源于广西北流县大容山的南坡，向南流经玉林、博白、合浦等县，而后注入北部湾，全长287公里，流域面积8635平方公里。这是广西南部独自流入大海诸河中，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水量最丰富的河流，它流贯玉林盆地、博白盆地和南流江三角洲，这些地方不仅光、热、水、土条件好，盛产稻米、甘蔗、花生、烤烟、水果，作为广西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悠久的耕作历史孕育了南国边地独具特色的农业文明，而且还以其独特的边地农耕文化的血脉繁育滋养了既有本地文化色彩又富含外来文化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其二是我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感觉，那就是大容山与玉柴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了一种深刻的隐喻关系，它的遗世独立的品格，它的拔地而起的精神，它的雄踞一方而绵延广远的胸襟，都无不与玉柴形成严格的对应。广西的地形是四面高，中间低，全区周围为较高的山脉所环绕，就像一个巨大的圆盆一样，所以地理学家称之为“广西盆地”。但广西的山多而不大，它有许多冠以“大”字的山峰，如十万大山、大瑶山、大明山、云开大山等都在海拔2000米以内，与我国众多的名山大川相比既不算高，也不算大。如果与我国青藏高原上的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唐古拉山相比，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其实除开仙灵之外，就山论山，山之高不在山上，而在山下，也就是在基础、在环境。许多名山的高度都是由其所在地的地面海拔铺垫起来的，其主峰的相对高度则是另外一回事。珠穆朗玛峰一直被认为是世界最高的山峰，其实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得力于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珠穆朗玛峰位于青藏高原，青藏高原都已经海拔5000多米了，这样算的话，珠穆朗玛峰不过3000多米。北美第一高峰麦金利峰海拔高度6500多米，与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相比差很多，但麦金利峰是从海拔几百米的平原上隆起的，相对高度6000多米。所以按相对高度计算，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并非珠穆朗玛。这正如两棵同样高度的树木，因为分别生长在谷底和峰顶，所以境遇大不相同。一个人的奋斗以及成功与否也是如此。位置决定一切，所谓位置，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平台。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奋斗往往事半功倍，相反则事倍而功半。玉柴处地偏远，生于忧患，50多年间——实际上快速成长的时间只有30年——在中国动力行业异军突起，这与大容山在盆地上崛起的情形有很多共同之处。
二
大容山由于耸立于一马平川的玉林盆地与郁江平原之间，出现得十分突兀，所以显得多少有些不合情理。那天我们的车出了鬼门关往南开，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平原上行驶，四周完全不见有山峰出现的迹象，加上司机对改道后的路途不熟，一开始我简直有些怀疑我们是否走错了方向，有些南辕北辙，司机说不会，大容山我去过多次。我说怎么前面不像会有山的样子呢？司机说一会儿山就来了。听了司机的话我也就放心了，于是放宽身子在车上打了个盹。大约十来分钟，一阵弥漫着森林气息的山风将我吹醒，抬头一看，我已经置身起伏的林涛中了。
大容山就像一个劫道的莽汉，在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当儿从道旁的密林中跳出来，拦在我的面前了，现在他正反剪了我的双手，将我带进大山深处的巢穴。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令人措手不及。
一座山的出现过程可以很突兀、很简单，一个企业从诞生成长到兴盛强大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玉柴是在遥远的南国边地平地而起的，这一点与大容山在平原上拔地而起在情境上类似。但玉柴走近我们的步履却比大容山走近我们艰难得多。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玉柴的前身是一个劳改基地，其基本生产力都是一群戴罪之身。玉林乃至整个两广地区自古就是流放之地，是戴罪之人和贬谪之臣盘桓逗留的地方，但我检讨过唐代以来戴罪南迁的各类人等，其中不乏身处蛮夷之地依然建树卓著的人，这和早期玉柴的一些境况十分类似。它使我在寻找玉柴与大容山相异之处的同时又找到了一个相同点。其实我是先想到这一层以后才想去大容山的，因为我要说说岭南，就是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岭南，而大容山和岭南一脉相承。
大容山北接云开大山和五岭之一的萌渚岭，南接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主峰海拔1275米，为桂东最高点。萌渚岭是我国南方五岭之一。所谓岭南就是我国南方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一说揭阳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也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长期以来，作为一道天然屏障，南岭山脉阻碍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与经济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远不及中原。比如广东，今天的广东是众多求职者趋之若鹜的经济大省，但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人烟稀少、蛇虫遍地、生产力落后、文化水平低下、中原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蛮夷之地”。所以长期以来，历代中央王朝都习惯于将获罪的官员贬到岭南以示重责，经济的落后和文化的疏离，使广东、广西以及海南一带在这些被迫远离权力中心的人的心目中几乎成了一座人间炼狱。
不过凡事往往利弊相生。战争原因南迁的汉人和政治原因流放的贬官，对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唐代为例，有史可考的，仅广东地区就有流人近300人，贬官近200人。其中不乏士大夫阶层的文人雅士，如宋之问、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等。这些饱学之士在岭南与其说是贬谪江湖的迁客，不如说是中原主流文化的播迁者，他们负罪岭南期间的言行，为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苏轼一生两次被贬，也因此与岭南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第一次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狱，后被贬谪黄州。第二次在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旧党下野，新党再次上台，苏轼又遭贬谪，此次的贬谪之地即是岭南。公元1094年10月，苏轼带着爱妾朝云、儿子苏过，来到岭南惠州，三年以后续贬至海南儋州。但苏轼乃豁达旷放之士，长达七年的贬谪生活不但没有消磨他生活的意志，反而成就了旷达的人生观。晚年的苏轼在他的《自题金山画像》中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诗人积极达观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知道七年贬谪生活在诗人心目中的分量。
苏轼被贬岭南七年有余，饱尝谪居流离之苦，但由于他身上所承载的中原文化同当地文化不断地碰撞、交流、融合，对当地文化产生的良性影响，使他实际上充当了中原文化的播迁者。
苏轼被贬岭南已是北宋后期，当时中原经济文化发展已经到了较高的水平，而地处岭南的惠州和儋州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特别是后者仍是蛮荆之地，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苏轼初到海南给程天侔的信中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悉数，大率皆无尔。”苏轼在岭南辗转漂泊达七年之久，爱妾朝云也在随他谪居惠州期间染上瘟疫不治而亡。可贵的是苏轼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采取了随缘委命、持中变通的思想取向，迅速转换角色，在一个特殊的平台上充当了中原文化的播迁者、岭南文化的改造者，同时也在不同地域文化相互濡染融合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代大师独特的精神人格建构。
苏轼在岭南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学明道，普及教化。在儋守张中的支持下，苏轼会同海南后学，捐钱做“载酒堂”一间，并在此传播经典，吸引了众多学子。可见诸文史记载的就有琼州人姜唐佐，潮州人吴子野，儋州人黎子云兄弟、王霄等人。遇赦北归时，苏轼将自己用的端砚送给姜唐佐，写诗赠云：“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鼓励说：“子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苏轼北归后三年，姜唐佐举乡恭，王霄等举明经，杜介之举文学。大观三年，儋人符确终于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创造了“破天荒”的佳话。《琼台记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公启之。”
与此同时，苏轼还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生活经验带到了岭南。把中原的先进农具秧马介绍到岭南、引蒲涧山滴水岩泉水进入广州城、发动百姓挖井取水等等，都是苏轼对岭南的贡献。海南人烟稀少，气候炎热，人们获取食物相对容易，长期以来形成了重渔猎，喜经商，轻农业的民风。苏轼以诗劝农，他在《和陶·劝农》诗序中说：“海南多荒亩，俗以贸易为业……予既哀之，乃和陶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此外，还有医学知识普及上的贡献。900年前的岭南巫风极盛，当地人信巫不信医。据苏文《书柳子厚牛赋后》记载：“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哀哉！”针对这种愚昧的行径，苏轼一面利用自己的医术治病救人，一面传播基本的医学知识，改变了不少患者的病情与观念。
三
如此细说岭南的贬官文化，并非是否定主流文化对岭南的教化作用，更没有贬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成就的意思。相反我十分看好边地文化的独特价值，边地文化中所保留的一些合理的内核更具有普世价值。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不是艺术而是技术，是一个企业早期的民间性和草根特点。关于早期玉柴的草根化处境，一大批玉柴老人提供了确凿的证明。好在技术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的韧性与硬度都使它不至于随境遇而变形。
玉柴早期的发展具有贬谪文化的特征是毋庸讳言的。因为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最后一批犯人离开玉柴为止，不管换了多少招牌，改了多少名称，玉柴都还是一个劳改企业。对企业发展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低的起点，不过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一般有过相关经验的人都知道，劳改场实际上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因为大凡出头之人都有过人之处，没有几招是不会出来混世界的。1951年的平南劳改大队就管理着这样一群人，在政治家眼里，他们是不安定分子，不稳定因素，是敌对势力，但在企业家眼里他们是一支智商很高的生产队伍，是成本很低的人力资源。早期玉柴的领导人所带领的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里的人成分各异，身份也很复杂。几十年后我们再来分析，对他们的身份作出明确的界定依然很难，只能说他们既是一群戴罪之身，也是一个企业草创时期的劳动者、拓荒人，这支队伍完全可以丰富它的社会属性，他们既是戴罪之人，又是一个个蕴藏着巨大生命能量和智慧之光的生命个体。从古到今，为了消灭作为意识形态的人，就必然要摧毁作为物质形态的人，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了消灭某种意识形态的人而摧毁其物质形态的同时，也摧毁了作为文化形态的人，摧毁了文化本身。文者纹也，文化是附在特定的物质形态上的饰体，物质形态消灭了，文化也就消亡了，这又应着那句老话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