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卷二也有“古砖”一条，言称他从友人那里借拓古砖计30种，且在书中一一说明其来历和特征，以“传文艺林，亦可备嗜古之一助”。这些古砖分别是：汉万岁砖、汉五风砖、汉竟宁砖、汉建平砖、汉永建砖、汉本初砖、汉中平砖、汉长亭砖、吴宝鼎砖、吴潘冢砖、晋太康砖、晋蜀师砖、晋永平砖、晋元康砖、晋永宁砖、晋永兴砖、晋永嘉砖、晋建兴砖、蜀汉建元砖、东晋泰元砖、晋咸康砖、晋永和砖、宋元嘉砖、宋泰始砖、梁天监砖、梁台城砖、隋大业砖、唐大和砖、唐大中砖。钱泳还对古砖的题字作了研究。
乾嘉时及乾嘉之后，张廷济、陆增祥、阮元、陆心源、况夔笙诸人亦大量收集古砖，文人中以致相习成风。如苗先路得君子馆砖于河间，李申耆得廉颇墓砖于寿州，冯柳东著《浙江砖录》，皆见于文献所载。阮元积得汉晋八砖，因题室名日“八砖吟馆”，宾友联吟，乃编为骸《烛集》三卷。陆心源收藏古砖达800余块，作《千甓亭古砖图录》20卷，他的许多藏品现收藏在浙江博物馆。张廷济曾在海盐观海潮，海潮远退数十里，见井灶街墓基址，其中有古砖累累，于是雇渔人担之，得汉晋古砖8块，因取名读书处日“八砖精舍”。八砖之中，有汉永宁元年砖、太康年郭家葬砖等。况夔笙在扬州，见虹桥西南有颓垣一角，屹立荒烟蔓草间，便请郭姓老仆登城寻砖，先后得城砖7块，既有唐砖：也有宋砖。况又将一断砖琢为砖砚，苍坚致润，非他砖所及，甚为欢欣。
古砖伪作，清代已有所见。据《笑笑录》卷六载：毕沅出任陕西巡抚，正值六十寿。有一县令命家丁送来20块古砖作为寿礼，并将砖名拓出，装成册页，古雅可爱。喜爱金石的毕沅见之甚喜，特地接见送砖的家丁，说道：“我过生日，你的主人送±这样风雅的礼物，我甚为感谢。你回去代我向你主人致谢，过几天我再写信给他。”那家丁顺口答音说：“小人对这件事也出力不少。”毕问其缘故，仆人便将其主人如何觅旧本摹仿，如何在某处定造，如何上色，如何使之剥落，如何使之生出苔鲜，一一言之，毫不隐讳。毕听后，不作一语，拂袖而人。钱塘还有一位叫孙承祖的文人，嗜好古砖，也曾被人欺骗。同治年间他游台湾，每到一处便以重金购买古砖，行囊中装十几块大砖，一有闲暇便取出，陈列于几案，一一摩挲，至夜不倦。其实这些砖中，半数是赝品。
清朝人对古砖尚且如此看重，今人则更应珍惜它了：百年前世间已流有古砖赝品，今之藏者更需要严加鉴别了。清代以来，不少文人喜用古砖作砚，称为“砖砚”，这种雅好在文人中至今不衰。鲁迅亦爱古砖。他早年收藏的砖文拓片，已经被鲁迅博物馆编辑成《俟堂砖文杂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十四、汉瓦难求
“汉瓦”也不是单指汉朝的瓦，战国时期和秦汉魏晋及隋唐时代的古瓦均应在文人收藏之列。
古瓦最有价值的是瓦当。据我的一位朋友讲，60年代初他到西安办事，在咸阳农村就见当地农民有卖瓦当的。他们都很在行，常见的瓦当，如铭文是“美意延年”等吉语类的，一块卖70多元，罕见的更是相当之贵。如今，在西安，霍去病墓的瓦当拓片，一张已卖到250元。
瓦当是宫殿屋檐头那块筒瓦的底，有圆形的，那是覆瓦：有半圆形的，那是仰瓦。瓦当初创于西周，当时纹饰较为简单，有粗绳纹、细绳纹、重环纹等。战国时期，建筑物讲求华丽，瓦当艺术随之发展，题材日趋广泛，有鱼、鸟、鹿、虫、草等，出现了取材于自然的新风貌。这一时期的瓦当多作半圆形。其中燕下都山形瓦当，卷云瓦当，饕饕瓦当，三晋之卷云纹瓦当，齐鲁之树纹、鹿纹瓦当，洛阳之涡形、鹿、双麟瓦当，既传神而又富有韵律，代表了战国瓦当的艺术风格。
秦汉时代是瓦当的鼎盛时期。从咸阳、西安、临潼等地出土的瓦当来看，秦代瓦当除鹿纹、鱼鸟纹外，又有了四兽、双猫、夔风、鸿雁等形神兼备的纹样。这样的纹样一般都有象征性，多取其吉祥如意和求安求福之意。秦代还出现了字纹瓦当，字体多是比较典型的小篆书体，行款较为固定，少有图案。如“羽阳千秋”、“千秋利君”等皆如此。“永受嘉福”为缪篆字纹瓦当，其文字与秦代缪篆玺印在书风上相类似。此类瓦当绝少发现。另外还有一些特殊字纹的瓦当。它们不仅在字数上有所增多，而且在画面的构思上有奇特之处。如“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12字瓦当，以小篆书写，文字工整，字形轮廓大小均匀，可与同时代之碑刻文字相媲美。
瓦当纹饰发展至汉代，进入高峰时期。它的艺术风格吸收了先秦以来的精华，同时融入了当时的艺术特点，无论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都有重大突破，显示了汉文化驾驭工艺美术的思想力量与高超的工艺水平。这一时期的瓦当以云纹图案的居多，云纹组织在网心外围或网边中间，千变万化，形式多样。动物瓦当中有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像为图案的四方神瓦当，也有豹纹、虎纹、凤纹、鹤纹、马纹、龟纹、蛙纹、玉兔纹的瓦当。四方神瓦当多组成合套，有驱邪之意。四像形象细腻动人，力度超凡，富有磅礴气势。
汉代瓦当中，以字纹瓦当的数量最大。字纹瓦当的思想内容比秦代有所扩展，大致可归为宫殿、官署、祠墓和吉祥语4类。在形制上分区划界，中心乳点与联珠给铭文安排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在这个范围内，作出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均衡与变化。文字数目有单字、双字、3字、4字、5字、6字、8字，12字不等，书体亦有从简趋势，而且用笔粗犷，茂美雄密，纵横无拘；构图则酣畅饱满而又富于变化。1974年在茂陵发现的“天地相方与民世世中正永安”之12字瓦当，由外圈8字、内圈4字组成，篆文错落，布局协调，它是汉武帝陵寝宫殿所用：其旁霍光墓附近出土的“加气始降”、“屯泽流施”、“光旭块宇”、“道德顺序”4件字纹瓦当，烂漫多姿，变化无穷，似为祠堂、园邑之用。两汉时期的字纹瓦当，于醇朴中求文字结构之气韵，于多姿多彩中求装饰之意味，体现了汉代的艺术面貌与时代精神，是中国陶制文物中独具魅力的珍藏。
秦汉以后的瓦当，亦有图案及字纹较为精彩者。北魏早期的字纹瓦当，如“富贵万岁”，在书体、用笔方面与北魏墓志铭为同一系统，颇有北碑之韵味。隋唐瓦当主要以佛教图案“莲花纹”为主要装饰纹样。出土于元代古城的元代瓦当，有“常山长贵”4字吉语，“常山”2字有楷书笔意，“长”字带有几分隶意，“贵”字则与汉代铜洗上的铭文相同，而且文字与图案相映成趣，别有一番艺术风貌。但总的来说，它们的艺术水平，与秦汉瓦当已不能同日而语。
瓦当的鉴藏，与古砖一样，在宋代已有文字记载，但尚未列入收藏品之列。北宋王在《绳水燕谈录》里说：“秦武公作羽阳宫，在风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祜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漫地得古简瓦当，皆破，独一瓦全，面径四寸五分，瓦面隐起四字，日羽阳千岁，篆字斟句酌随形为之，不取正方，如知即羽阳旧址也。”可知宋时只是记录瓦当的形状及出土情况，并用以考证古代遗址。真正把瓦当作为藏品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当时杭州人失枫旅居关中，收集到许多瓦当，编了一部《秦汉瓦当图记》，于乾隆二十四（1759年）刻成。这是瓦当的第一部图谱。从此以手，风气大开，文人学士都喜欢收集几个瓦当，有的还用瓦当琢成砚台，名日“瓦当砚”既是古董又作文房用具，放在书桌上显得十分古雅。如遇文字与众不同的瓦当，尤其为人歆羡。如“东城有李渔村名澄中者，藏有季孙行父所城口古瓦二叶，其质甚坚，瓦口有籀文，一日千秋，二日万岁，字画圆润可爱”，又如“成哲亲王曾得铜雀台瓦，有明人之字錾其上，支‘得之漳水之滨’其质坚致如石”，云云。此类记载，在清人笔记中多有出现。由于文人的重视、收藏家之所求，以往人们见而不顾的瓦当便随之珍贵起来。农民耕地时得到半个简瓦，只要圆底完整，都可以卖个好价钱。
东百步，居民权氏，漫地得古简瓦当，皆破，独一瓦全，面径四寸五分，瓦面隐起四字，日羽阳千岁，篆字随形为之，不取正方，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可知宋时只是记录瓦当的形状及出土情况，并用以考证古代遗址。真正把瓦当作为藏品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当时杭州人朱枫旅居关中，收集到许多瓦当，编了一部《秦汉瓦当图记》，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成。这是瓦当的第一部图谱。从此以后，风气大开，文人学士都喜欢收集几个瓦当，有的还用瓦当琢成砚台，名日“瓦当砚”，既是古董又作文房用具，放在书桌上，显得十分古雅。如遇文字与众不同的瓦当，尤其为人歆羡。如“东城有李渔村名澄中者，藏有季孙行父所城口古瓦二叶，其质甚坚，瓦口有籀文，一日千秋，二日万岁，字画圆润可爱”，又如“成哲亲王曾得铜雀台瓦，有明人之字錾其上，云得之漳水之滨，其质坚致如石”，云近代以来，瓦当的美学价值得到进一步开掘。一些著名篆刻家以独创精神，积极从瓦当上的文字及其布局中吸取营养。近人叶铭在《赵扔叔印谱序》中指出，赵之谦刻印“以古币、古镜、古砖瓦文参错用，回翔纵恣，唯变所适，诚能印发求印”。吴昌硕、齐白石等人也曾从瓦当中学习篆法。
当今之世，秦汉瓦当更以其古雅端凝的风姿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收藏家。天津有位叫华非的书画家，与笔者交往多年。据笔者所知，华非先生平生痴心于瓦当的收藏。他不辞辛苦，潜心收集战国画像瓦当、秦汉画像瓦当、秦汉文字瓦当数百块，并拥有大量瓦当拓片，同时，对瓦当的产生、瓦当的收藏历史、出土状况及其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作了深入探讨，著《中国古代瓦当》一书，已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他还告诉笔者，瓦当本是“宝”，但对外行来说，“宝贝”也难免成了“垃圾”。他举例说，“文革”中某文物公司积存一批秦汉瓦当，因未能出口，转手到了信托店。信托店将其堆放在一边，无人问津。此时恰被一位姓黄的收藏者见到，仅花极少的钱就将这批“宝贝”买走。可见“藏宝”还得“识宝”。
十五、“时玩”收藏潜力大
几年前，天津举办的“首届中华名人书画工艺珍品拍卖会”上，既有当代书画家创作的书画作品，也有雕漆、石雕、汴绣、石湾陶瓷＋象牙微雕、内画鼻烟壶等当代工艺美术家创作的工艺品。其中，一件刘传制作的石湾陶瓷作品“钟馗捉鬼”售价50万元，一件现代汴绣作品“五牛图”售价1．5万元，一件沈忠兴制作的象牙微雕扇售价1万元，一套陈之佛、姜壁制作的雕漆嵌玉挂屏售价60万元。这些被誉为“民间绝活”的工艺珍品及当现代青田石雕《高梁》代名家的书画作品也称作“时玩”。所谓“时玩”是指那些近世或当代制作的玩好之物。“时玩”乃相对古玩而言。古玩，即古器物可供珍玩者。民国时期，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将古玩分为书画、瓷器、铜器、古钱、宣炉、古铜镜、玉器、砚、古墨、古书、碑帖、各代名纸、古代砖瓦、偶像、印讲、丝绣、景泰蓝、漆器、宜兴壶、珐琅、料器、法花、牙器、彩墨、笔格、竹刻、扇、木器、名石等数十类。以往也有人将古玩分为“硬片”和“软片”两大类目。古瓷器是“硬片”的代表，古字画属于“软片”的代表。古玩固然珍贵，然而，大凡古代器物，历经岁月沧桑而流传下来的已是越来越少，如果再富有艺术性或文物的特殊价值，则更为难得，即使有，其价格一般人也难以接受。况且，所谓“古玩”也是相对而言，今天的“新”将来也会成为“古”，如若收藏一定要局限于年代，认为年代越久越可宝贵，只认“古”而不认“新”，那么收藏的路子总是越走越窄，也许会失掉购藏珍品的良机。有鉴于此，收藏投资者在收集古玩的同时，有意识地购藏一些富于创造、意境深远的新的艺术杰作和那些富有纪念意义、有代表性的珍贵物件及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的现今稀有之物，的确不失为集藏投资的明智选择。
收藏“时玩”，在很早以前即已时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京城开封“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情况时提到“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其中有不少便是那个时代制作的器玩。“时玩”一词在明朝开始出现，并形成一股收藏和鉴赏“时玩”的风气。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专有“时玩”一条，说道：“玩好之物，以古为贵，唯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官、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除上述沈德符所列器物而外，他如张岱《陶庵梦忆》所载，尚有南京濮仲谦之刻竹、雕犀，苏州甘文台之铜炉，“吴中绝技，陆子岗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壁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而龚春、时大彬、陈用卿之宜兴砂罐，王元吉、归懋德之锡注，皆“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无惭色”。如苏州回回人甘文台以乌斯藏（西藏）渗金铜佛锤碎为原料所制的铜炉，与宣德炉款致分毫无二。甘文台称经他手毁掉的铜佛像有七百多尊。他仿制的宣炉人称“甘文台炉”，当时即为藏家所珍爱购藏。明代以后，藏家的收藏范围继续向“时玩”扩展，如清代的鼻烟壶、自鸣钟，近代的邮票、火花、月份牌等，均可见到“时玩”的影子。
如今，在诸多的收藏品中，“时玩”的种类更是数不胜数。笔者将当今流行的“时玩”归为十大类。一是现代书画类，包括目前健在的书画家的作品，有的虽然作者年轻，但其作品确实不同凡响，此类作品颇具收藏投资潜力。二是邮币卡类，邮，指邮票一类，币，主要是指现代通行的有收藏价值的钱币，卡，主要是指磁卡之类。三是票券类，包括印花税票、奖券、门券、交通票券、月票花及以往发行的粮票、布票、油票等。四是商标类，包括火花、烟标、酒标、食品商标、日用品商标等。五是现代陶、瓷、玉器，指现代制作的带有艺术性的陶、瓷、玉器精品，如名人手制的紫砂壶、名人手绘瓷器等。六是现代工艺品类，包括名人的剪纸、皮影、风筝、泥人等作品及年画、民间玩具、刺绣、木雕等。七是标本类，包括矿物标本、蝴蝶标本、介壳标本、鸟卵标本等。八是纪念品类，包括各种勋讲、纪念讲及毛主席像讲等。九是有特殊价值或成系列的日常用品类，如服装、钮扣、酒具、烟缸、打火机、手帕、易拉罐、鞋子、扑克、唱片等。十是现代书刊类，包括印制精良的图册、图书珍藏本及成套报刊、连环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