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中品当指“酒颠”、“酒狂”之类。晋人阮籍、刘伶堪为代表。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又能为青白眼，以区别待雅俗之客。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以为“通达”“得大道之本”。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西北）人，是个有名的豪饮至颠狂的酒人。史载，刘伶“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但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阮籍——
阮籍，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他的父亲阮璃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当时，他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后期变为“口不臧否人物”，常用醉酒的办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
嘉平公元249年，司马懿杀曹爽，专国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曹髦。公元260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死后，由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阮籍就是处在司马氏与曹氏激烈斗争的政治漩涡之中。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小心翼翼，虚于周旋。
例如曹爽要请他当参军时，他看到曹氏已面临覆灭的危机，就托病谢绝，归田闲居。司马懿掌握曹魏政权后，立即请他人幕为从事中郎，他慑于司马氏的势力，只好低头就范。凡是司马府上有宴会，他是每请必到，到便喝酒，有时真的醉了，有时佯装酒醉，以此来掩饰自己。
有一年，他听说缺一名步兵校尉，又听说步兵营里多美酒，营人善酿佳酒，于是请求去那里当校尉。当了校尉后，就整天泡在酒中，纵情豪饮，一点也不问世事。后人因之称他为“阮步兵”。
钟会，官至司徒，是司马昭的重要谋士。此人是个投机钻营的卑鄙小人，阮籍一向深恶痛绝。他时常来阮籍家作客，以此来探听阮的虚实。阮则置酒相待，开怀痛饮，对政事不发一言。钟会只得怏怏而归。
阮有一女，容貌秀丽，司马昭想纳为儿媳，几次托媒人登门求婚。阮对此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若答应，有损自己的声誉，还落得个攀附权贵的坏名声；若不答应，得罪了司马昭，会有生命之忧。于是天天沉醉于酒中，等提亲的人再来，已见他烂醉如泥，不省人事了。这样一连六十多天，他都宿酒未醒。司马昭奈何不得，联姻之事，只得作罢。
阮籍嗜酒成性，性格放诞，蔑视礼法。例如，有一年其母新丧，他照常与晋文王吃肉喝酒，旁边在座的司隶何曾，实在看不过去，就说：“大王是以孝治天下，而阮籍重孝在身，还与大王吃肉喝酒，这是有伤教化的。”阮听了，只顾自己吃喝，神色自若。
更有甚者，阮家邻居，有一美妇，当垆卖酒，他与朋友常去那里买酒喝。喝醉了，就躺在美妇身旁睡觉。美妇的丈夫开始怀疑阮，观察了许久，见阮没有异常行为，就放心了。
——谢几卿——
谢几卿，南朝人，为谢灵运之孙，生于宋，仕齐为太尉晋安王主簿；入梁官至尚书左丞。
谢几卿非常熟悉典讲制度。但是谢的性格却通脱任诞，尤其嗜好饮酒。有一次，他参加乐游苑的宴会，因未醉而返，心中怏怏不乐。车到半途中，见路边有爿酒店，他就跳下车来，走到酒店里，与自己的马车夫和拉车的马（驺）相对而饮。当时围观的人愈来愈多，大家都感到奇怪，尚书左丞怎么会与马车夫一起喝酒呢？而谢不予理睬，照常饮酒。此事后来传为“与驺对饮”的佳话。
还有一次，他在省署里，夜里穿着无裆套裤，袒胸露体地与学生一起喝酒号呼。喝醉酒后，他把小便溅到了在旁的令史身上。有司知道此事后，向朝廷参了一本，罢免了他的官职。他对此也毫不介意。于是“裸袒酣饮”，又成为他的笑话。在他当尚书左丞时，朝中官吏都载着酒到他家里欢饮。他的家里，经常是宾客满座，豪饮纵谈，热闹非凡。
庾仲容曾做过尚书左丞，后来被免职。他博学多才，少年时就有名气。他好酒任性，喜欢高谈阔论，与别人不能相合，独与谢几卿知交。他们两人都是纵酒放诞，意气相投。两人经常乘着马车，游历郊野。在车上，他俩边喝酒边谈笑，有时还摇着铃唱歌，时人讥评他们，他们依旧我行我素，毫不理会。
酒客
中下品当指“酒荒”、“酒客”。此辈人沉湎于酒，荒废正业，且偶有使气悖德之行。三国刘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三国志·蜀志·刘琰传》卷四十）晋建武将军王忱“性任达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饮连月不醒，或裸体而游，每叹三日不饮，便觉形神不相亲。妇父尝有惨，忱乘醉叫之，妇父恸哭，忱与宾客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而入，绕之三匝而出。此所行多此类”。
——石延年——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人，官至太子中允，是宋代的文学家和书法家。他性格豪放，饮酒过人。相传宋仁宗爱其才而劝其戒酒，后竟酒渴成病，中年早卒。
石延年性格豪放，喜欢剧饮。有个义士叫刘潜的，酒量也很大，喜欢和石延年比酒量。他俩听说京师河行王氏新开了一爿酒店，于是一起到那里对饮。他们从早饮到晚，不发一言。王氏对他俩的酒量十分惊讶，认为他们不是普通人，于是又添加肴果和名酒，恭恭敬敬地在旁服侍。而石延年和刘潜呢，却傲然不顾，继续饮酒，直到夕阳西下，还没有放下手中酒杯，两人的脸上，竟没有一点酒色。
第二天，京都的人民都哄传说，有两位酒仙到王氏酒楼喝酒，过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是石延年和刘潜。自此，“酒敌对饮”的佳话就传开了。
还有一件怪事，也发生在石、刘身上。相传石延年任海州通判时，有一天酒友刘潜来访。延年赶忙请他到石闼堰，两人坐在酒桌上，就豪饮起来。一直喝到半夜，眼见酒将要喝光了，但饮兴还没有尽。看见船上有一斗多醋，就把醋全倒人剩酒里，又大喝起来，一直把酒醋喝光为止，此时天已经大亮了。
说石延年是个酒怪，确实名符其实。他不仅饮酒超过一般常人，而且别出心裁地创造了多种荒谬怪诞的饮酒方式。例如，他与人痛饮时，蓬乱着头发，赤着脚，还带着枷锁，说这种饮酒方式叫“囚饮”。有时他与人在树上饮酒，说这是“巢饮”。有时与客豪饮，用稻麦秆束身，伸出头颈，说这是“鳖饮”。有时夜晚不点蜡烛，与客模黑而饮，说是“鬼饮”。有时与客饮酒时，一忽儿跳到树上，一忽儿又跳到地上，说这是“鹤饮”。名堂稀奇古怪，不一而足。
石延年死后，他的酒友苏舜钦特地写了一首《哭曼卿》，其诗曰：“去年春雨开百花，与君相会欢无涯。高歌长吟插花饮，醉倒不去眠君家。”以表示对石延年的怀念之情。
下品
酒徒
下上品是“酒徒”辈。饮必过，沉沦酒事，少有善举，已属酒人下流。曾与猪共饮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豕饮”典故的晋人阮咸常醉不醒，骑在马背上右摇右晃，“如乘船行波浪中”。阮咸以及晋代的王恭、胡母辅之，三国时的郑泉等应均属此类酒人。
——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他是阮籍的侄子，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
他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
他不随便交朋友，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走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与豕同饮”就传为笑话。
酒疯
下中品是史文所谓“酒疯”、“酒头”、“酒魔头”、“酒糟头”，指嗜酒如命，饮酒忘命，酒后发狂，醉酒糊涂，甚至为酒亡命一类的酒人。现今社会亦多有此类酒人。他们嗜酒如命，酒未饮而先见其醉态；见酒必饮，饮则必醉，醉则无形：面赤眼直，鼻肿嘴斜，口出胡言，言多秽语，秽气直冲，唾沫四溅，举止失常，行止猥琐，种种令人作呕之行状，不一而足。
——胡毋辅之——
胡毋辅之，山东泰安东人，曾任建武将军、乐安太守等。
他不拘礼法，行为放荡，常与酒徒厮混在一起，日夜酣饮，不理政事。有一次，他与毕卓等人在家里散发裸形，闭门酣饮。恰巧另一酒友光逸不约而至，但不得入门，只好脱下衣帽，狗洞里大叫：“我要喝酒。”胡毋辅之听到后，知是光逸来了，于是赶快请他进来，一起喝酒。后人将这种饮酒方式，名之为“犬饮”。
胡毋辅之自己嗜酒成性，放浪形骸，自然结识的朋友也是如此。比如毕卓，任职吏部侍郎，常饮酒废职。有一次听说人家酿熟了酒，就乘夜来到他家的酒瓮间，偷盗酒喝，被守酒人抓住，到天亮一看，见是毕吏部，马上释放。毕卓还没过瘾，就叫来了主人，在酒瓮旁边，一起喝，直喝得酩酊大醉而去。这件事被人传为“瓮间盗饮”的佳话。
又比如，他的要好朋友叫阮孚的，因为要喝酒而没有钱，竞把金貂（皇帝近臣的一种配饰）换酒钱，被有司弹劾而降职。
还有他的知交阮修，出门喝酒袋里从不带钱，而是把钱挂在杖头，一步步地走到酒店，独自喝得大醉后，就拿下杖头上的钱付酒账。
胡毋辅之就是与这些朋友为伍。时人称之为“八达”和“八伯”。
胡毋辅之自己不拘小节，也放纵儿子不拘小节。他的儿子叫谦之，才学不及父亲，但骄傲放纵，从不把父亲放在眼里，吃醉酒时，直呼父亲的名字，还骂他年迈无能。胡毋辅之听了，不仅不生气，还招呼儿子一起来喝酒。
但胡毋辅之也有他的特点。根据史书记载，他有知人之鉴。他的好友王澄评论他说，彦国吐言甚佳，好像是锯木屑，霏霏不绝，的确是后进中的领袖。
有一次，胡毋辅之和几个朋友出外旅游，经过河南城门，就在城旁的一条小河边饮酒。大概因为天气寒冷，胡毋辅之就叫坐在旁边的王子博生火取暖。王子博就说：“我为什么要受你的差遣？”胡毋辅之只好自己生火。此后，他和王子博谈了一庶话，知道他才学非浅，就感叹地说：“我不及他啊！”后来就把王子博推荐给河南尹乐广。乐广接见了王子博，非常赏识他的才能，升他做了功曹。胡毋辅之就是这样推荐、提拔人才的。
晋代的所谓“八达”、“八伯”等人，多为名士，由于终日沉湎于酒，始终无所作为，酒误了他们一生。
酒鬼
下下品类是“酒鬼”、“酒贼”辈，为酒人之最末一流，最下之品。此类酒人人品低下，不仅自身因酒丧德无行，且又因酒败事，大则误国事，小则误公事或私家之事。且此类人多是以不光明、不正当的手段吸民之膏血，揩国之脂泽，即饮不清白之酒，脏污之酒，其行为实同于贼窃。故名其为“贼”，当在力戒绝杜之列。
——苻生——
苻健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国君，他在位五年，死后，就传给儿子苻生。
苻生自幼瞎了一只眼睛。他荒淫暴虐，杀戮无道。凡是在他面前说“不足”、“不具”、“少”、“无”、“伤”、“缺”、“残”、“毁”、“偏”、“只”等字眼的人，他都要处以死刑。理由是犯了他瞎眼的忌讳。
他即位之后，更加饮酒作乐，不分白天和夜晚，有时甚至连月昏醉，不理朝政，因此，大臣们有事朝见，都看不到他的影子。有时，他也接见大臣，但动不动就发怒，发怒之后，就进行杀戮，因而一些忠良之臣，几乎被他斩尽杀绝。他宴饮群臣时，凡臣子“稍后至”，就“皆杀”。
有一次，在举行宴会时，他命令尚书令辛劳为大家劝酒，过了一会儿，他就大怒道：“你为什么不强迫大伙儿喝酒？怎么还有坐着的人？”于是就叫手下人张弓搭箭，将辛劳射死。百官们看到了，个个心惊胆战，只好大杯大杯地喝酒，醉倒在地。看到大家衣服湿了，帽子掉了，头发散了，十分狼狈，这才高兴地笑了。
苻生的暴虐统治，搞得“人情危骇，道路以目”。不久，苻健的侄子苻坚和吕婆楼领部下三百多人杀进宫来，守卫的将士都放下武器，向苻坚投降。这时苻生还昏睡不醒，及至把他捉住，才大梦初醒。苻坚把苻生禁闭在另一间房子里，废为越王，不久，就将他杀死了。临死时，苻生还喝了几斗酒，昏昏沉沉的，不知道有杀身之祸。
他真是一个醉生梦死的短命昏君。
第三讲酒道与酒礼
酒道
在中国古代先哲看来，万物之有无生死变化皆有其“道”，人的各种心理、情绪、意念、主张、行为亦皆有“道”。饮酒也就自然有酒道。
中国古代酒道的根本要求就是“中和”二字。“未发，谓之中”，即是对酒无嗜饮，也就是庄子的“无累”，无所贪恋，无所嗜求。“无累则正平”，无酒不思酒，有酒不贪酒。“发而皆中节”，有酒，可饮，亦能饮，但饮而不过，饮而不贪，饮似若未饮，绝不及乱，故谓之“和”。和，是平和谐调，不偏不倚，不过无不及。这就是说，酒要饮到不影响身心，不影响正常生活和思维规范的程度最好，要以不产生任何消极不良的身心影响与后果为度。对酒道的理解，就不仅是着眼于既饮而后的效果，而是贯穿于酒事的自始至终。“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邹阳《酒赋》），合乎“礼”，就是酒道的基本原则。但“礼”并不是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礼的规范也在不断变化中。在“礼”的淡化与转化中，“道”却没有淡化，相反地更趋实际和科学化。
于是，由传统“饮惟祀”的对天地鬼神的诚敬转化为对尊者、长者之敬，对客人之敬。儒家思想是悦敬朋友的，孔子就曾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以美酒表达悦敬并请客人先饮（或与客同饮，但不得先客人而饮）是不为过的。贵族和大人政治时代，是很讲尊卑、长幼、亲疏礼分的，因此在享座位的确定和饮酒的顺序上都不能乱了先尊长后卑幼的名分。民主时代虽已否定等级，但中华民族尊上敬老的文化与心理传统却根深蒂固，饮酒时礼让长者尊者仍成习惯。不过，这已经不是严格的尊长“饮讫”之后他人才依次饱讫的顺序了，而是体现出对尊长的礼让，谦恭，尊敬。既是“敬”，便不可“强酒”，随各人之所愿，尽各人之所能，酒事活动充分体现一个“尽其欢”的“欢”字。这个欢是欢快，愉悦之意，而非欢声雷动、手舞足蹈的“轰饮”。无论是聚饮的示敬、贺庆、联谊，还独酌的悦性，都衔从一个不“被酒”的原则，即饮不过量。即不贪杯，也不耽于酒，仍是传统的“中和”，可以理解为一个“宜”字。
这样，源于古“礼”的传统酒道，似乎用以上“敬”、“欢”、“宜”三个字便可以概括无遗了。
（1）饮酒有类
在不同饮酒场合，所准备的酒品种类也各不相同。例如平时独饮或与家人共饮，通常可只准备1种酒；若宴请宾客，则应准备2～3种酒。法国等一些国家，有餐前酒、餐用酒（佐餐酒）、餐后酒之分，但具体酒种也没有人去硬性规定。例如餐前酒可用起开胃作用的味美思和鸡尾酒，因为味美思中含有多种草药，鸡尾酒中含有苏打水等含气材料，故有刺激食欲的作用；也可在餐前将白兰地、威士忌或枣酒加冰、白葡萄酒加草莓汁后饮用，并备有糕干、花生米等小食品佐酒。餐用酒（餐中酒）则因菜而异，如于型的红或白葡萄酒、黄酒、啤酒及香槟酒等含气酒，最后上甜食时饮用甜葡萄酒、甜黄酒或含气酒。餐后酒选用甜食酒、鸡尾酒、白兰地及威士忌等蒸馏酒或某些利口酒。
（2）酒表有仪
